段志強怎樣讀【明夷待訪錄】

段志強：怎樣讀【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這部書對三代以後、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刻反思，並且在對儒家政治理想進行重新闡釋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構想，是中國古代政治學說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僅引起過學者的興趣，更曾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而參與到近代中國的實際政治進程之中。

    一

【明夷待訪錄】的作者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年八十六歲。黃宗羲的一生，正值晚明清初這個劇烈變動的特殊時代，而他又往往處於時代漩渦的中心，親身參與過許多重大的歷史進程，無論是政治作為還是思想著述，都帶着那段歷史的鮮明印記，因此他的生命極富光彩，完全有資格成為十七世紀中國的代表人物。

黃宗羲在晚年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入清以後，隨着明代復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黃宗羲逐漸潛心學問，著書數十種，在很多領域都有極高的成就。在剛剛開始著述生涯的時候，黃宗羲首先要做的就是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順治十八年，他寫了【留書】，康熙元年起，他刪去【留書】中比較激烈的部分，又加以大幅擴充，次年完成，這就是【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共有十三篇，最受後人矚目的是前五篇：【原君】重新定義君主和皇權，強調政治權力本為天下公器，並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原臣】論述大臣的職責，主張臣下的任務在於與君主共治天下，而非皇帝之家奴；【原法】追溯法度的通變，提出三代以後的法都是為了滿足君主的私慾而鉗制天下的，乃是『非法之法』；【置相】探討相權的意義，主張尊崇士大夫出身的宰相，在制度上形成制約皇權的力量；【學校】設想各級官學在新政治體制中的作用，在黃宗羲的理想中，學校除了教育之外，更有議政和批評政府的權力，同時也是文化和學術的管理者。

這五篇互相支撐，渾然一體，既提出了一種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哲學，也是一套基本完整的制度設計，所體現的則是黃宗羲努力復興原始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概括起來，這種政治理想大致包含如下方面：第一，君權僅來源於社會管理的實際需要，從皇帝到大臣，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君權並不神聖，臣民對君主亦無絕對義務；第二，士大夫是社會治理的中堅階層，是君權的執行者，也對君權構成制約關係；第三，社會應在儒家倫理原則的軌道上運行，並由士大夫負責保證。

其餘的八篇，系針對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取士】是科舉改革的藍圖，主張考試和人員的任用都應當多樣化，應以實用為取士用士的準則；【建都】批評明代建都北京的失策，認為應都於金陵，如此可以免受北方外患的直接衝擊，也可以緩解江南的財賦負擔；【方鎮】主張強化邊防單位的自主權，甚至允許其首腦世襲；【田制】論述土地制度的改革，認為可以通過土地分等、實物徵稅、簡化稅種等途徑，逐步恢復井田制，達到減輕人民負擔的目的；【兵制】是軍事改革方案，主旨是文人領兵、兵民合一；【財計】討論金融和財政問題，主張廢除金銀、輔用紙鈔；【胥吏】針對明代的胥吏之害，主張任用文人為吏，打破官與吏之間的身份壁壘；【閹宦】要求削減後宮的規模，限制皇帝的私慾。

    二

明代自萬曆以後，由於政治控制的放鬆、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繁榮，再加上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文化的輸入，歷史呈現出許多不同於傳統的新特徵。在思想領域，陽明之學傳衍流行，在陽明後學中廣泛出現了肯定私利和欲望的思潮，對以程朱理學為主的正統意識形態構成巨大挑戰；在經濟領域，工商業空前發展，私人占有的財富大量增加，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利益爭奪也隨之激化，尤其在礦稅等問題上，政府與民爭利的行為引發了普遍的社會矛盾；在政治領域，一方面是皇權高度集中，附着於皇權的宦官成為政治的毒瘤，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乃至在野文人的政治熱情持續高漲，雙方彼此角力，晚明政壇給人以十分焦慮而緊張的感覺。

在晚明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幾乎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傑出的人物，風氣似乎也十分自由，社會成了各式思潮和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但是，在正統儒家的觀念看來，這種自由和多樣，其實只是衰世的『亂象』，是不足為訓的，而明代的亡國，就是『亂象』的頂峰。這樣，入清以後對明亡進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同時面臨着雙重的任務：一是剖析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良好政治的新標準；二是回答晚明提出的新問題，重構社會秩序，重建意識形態的權威。這就是【明夷待訪錄】所面對和試圖解決的問題。

『明夷』是【周易】的第三十六卦，卦象坤上離下，孔穎達疏：『夷者，傷也』，意思是光明受到了挫折和壓制。【序卦】又說：『明夷，利艱貞』，是說君子在面對明夷的境況之時，應當『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程頤【伊川易傳】）。『待訪』的說法則來源於周武王訪問殷商遺臣箕子，箕子陳述了治國的方略而為武王所接受。

本書既名『待訪錄』，那麼作者究竟想要『待』誰人之『訪』，立刻就成為一個問題。一種說法認為，身為明遺民的黃宗羲，其實是在等待着清朝君主的來訪。這種看法由來已久，乾隆時候的全祖望表示過贊同，後來章太炎、陳寅恪等也持此說。另外一些學者，如梁啓超等，則認為【明夷待訪錄】是為『代清而興』者設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後的王者。還有一些學者推進了梁啓超的推測，並將『代清而興』者具體為鄭成功等等，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黃宗羲在寫作【明夷待訪錄】的時候，根據胡翰『十二運』的說法，認為二十年後將會迎來治世，而且是孔子之後的第一個治世，可望恢復『三代之盛』，他的這部書正可作為治世的為政綱領，起到與箕子為周室陳述大法相同的作用。對於『十二運』，黃宗羲恐怕也是寧願信其有的態度，總之是渴盼太平盛世的來臨，而未來的治世不僅應當驅除異族的統治，更要取消戰國秦漢以來的弊政，實現儒家的社會與政治理想，至於創造這個治世的人物具體為誰，其實並不重要。對於像【明夷待訪錄】這樣的作品，我們能夠領悟到作者在亂世中期待善治、在困境中發憤著書的苦心孤詣即可，似乎不必執着於類似『【明夷待訪錄】的寫作動機』這種聚訟不已的問題。

    三

【明夷待訪錄】在清末之前流傳不廣。梁啓超曾說此書在乾隆時被列為禁書，但是現存的幾種禁毀書目裡面都沒有着錄，大概是他誤記了。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假如清朝官方能夠得到這本書，那麼它一定不會倖免於『全毀』的命運的。

到了晚清，隨着政治改革的討論日益公開並逐漸成為朝野上下的中心議題，【明夷待訪錄】也漸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較早的如鄭觀應【盛世危言】就有【原君】【學校】等篇目，議論雖不盡與黃宗羲相同，但受到【明夷待訪錄】的影響則是肯定的。此後的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啓超，革命家如孫中山、陳天華，乃至清朝大臣如張之洞、民國梟雄如蔣介石，都對這部書稱揚有加。自然，也有不少人站在絕對君權的立場上對【明夷待訪錄】口誅筆伐，唯恐其成為『平權自由』的『藉口』。尤為重要的是，它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起過催化的作用，而且被應用到實際的政治鬥爭當中，成了新型政治理念的宣傳品。梁啓超說他們在鼓吹維新的時候曾經將【明夷待訪錄】節鈔散發，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黨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動革命。

正因為【明夷待訪錄】在近代史上如此風行，人們對它的理解和定位簡直是五花八門，爭論至今未息。政治家對它的解釋，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目的，可以不論；學術界較為流行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它是一部『民主主義』的作品，因此具有『近代』或者『啟蒙』的色彩，一種則認為它雖有思想上的突破，達到了『民本』思想的『極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這兩種觀點看似針鋒相對，但究其實都暗含着一個前提，那就是歷史應當朝着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現代』發展，而『現代』和『傳統』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只有突破了傳統，才有可能到達現代。上述兩種觀點的區別，只是在於【明夷待訪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什麼位置：是仍然停留在傳統之中，還是已經開始過渡到現代？說到底，都是在『現代化』的坐標系裡打轉轉，而這個所謂的『現代化』，又是以西方的歷史經驗為標準的。今天我們再來讀這本書，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論和框架的束縛，尤其不必戴着西方眼鏡，來觀察這部地地道道的『中國作品』。

黃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現的思想界『彗星』，【明夷待訪錄】明顯地有着孟子、蘇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跡，與作者約略屬於同一時代的顧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過與【明夷待訪錄】相近似的許多觀點，所以黃宗羲只是燦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較為明亮的一顆，既無所謂『突破傳統』，也無所謂『走向近代』。

秦漢以後，儒家與政治的關係過於緊密，以至於不少儒者漸漸淪為權力的附庸，乃至甘心做皇權的工具。對於這樣的人，黃宗羲一概斥之為『陋儒』。【明夷待訪錄】從政治權力的本質入手，重新定義了君與民、君與臣的關係，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等思想，都超越了具體的時代，而足以成為普遍的規則，至今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對於政治問題的思考，來源於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觀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運轉、社會的秩序穩定、人民的生活富足為目標。如果【明夷待訪錄】與西方的某些政治觀念相通，只能說明人類在面對同樣問題、追求同樣價值的時候，會進行相同或者近似的思考，【明夷待訪錄】能夠接觸到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並且以儒家的方式提出了有見地的回答，這正是它的價值所在。

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了【明夷待訪錄】的點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黃宗羲全集】也有收錄。比較容易找到的是兩種注釋本：孫衛華的【明夷待訪錄校釋】（嶽麓書社，2011）和段志強的【明夷待訪錄（註譯）】（中華書局，2011），讀者都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