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而不雜 約而不漏讀崔富章【版本目錄論叢】

博而不雜 約而不漏——讀崔富章【版本目錄論叢】

中國傳統文獻學的核心功能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過分突出理論，則會使文獻學研究成爲空中樓閣。偏於注重考證，則會使文獻學研究容易遁入瑣碎。因此，如何將傳統文獻學理論與實踐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是當下中國古典文獻學界學者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崔富章先生身體力行，其【版本目錄論叢】正是對這一目標的切實踐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守先待後，收功顯著，誠爲古典文獻學理論與實踐有效結合的典範之作。該書以版本學、目錄學爲理論基點，應用於【四庫全書總目】【楚辭】【樂律全書】【訄書】等個案研究之中，正本清源，考鏡源流，追根溯源，廓清了上述個案之中的很多重大學術問題，使得【四庫全書總目】【楚辭】等研究回歸正途，推向縱深。

一、正本清源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在中國傳統文獻學的三大支柱——版本、目錄、校勘三門學問中，版本研究是前提，是基礎』。【四庫全書總目】作爲中國古典目錄學的殿軍之作，就其學術價值而言，學界已取得廣泛共識。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序錄】云：『至於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就筆者的體會而言，目前學界對【四庫全書總目】的認識仍有兩個重大誤區。

一是對【四庫全書總目】版本源流尚存在根本性的偏差。近一個世紀以來，學界陸續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版本系統加以探究，如傅以禮、洪業、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等，但他們對浙本與殿本之間的關係探究仍是糾葛不清。其中影響最大的謬說，即將乾隆六十年的浙刻本說成翻刻武英殿本。不廓清這一問題，無疑會嚴重製約【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深入。崔富章先生在【〖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四庫全書總目〗傳播史上的一段公案】等文中，通過重新解讀舊材料，深入發掘新材料，總結出【四庫全書總目】的三個版本系統，即浙本系列、殿本系列、其他，並論定浙本早於殿本，殿本後出，最爲成熟。這一實證性結論從源頭上廓清了之前學界對【四庫全書總目】的認識誤區。

【總目】有多種殘稿本傳世，爲研究【總目】纂修過程提供重要參照，但是必需首先確認其撰集時段。『關於上圖、國博稿本的抄成時間，學界有過不少討論。最早研究上圖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先介紹國博稿本的黃燕生先生先後做出過推測，然皆未得其實。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是崔富章先生。他發現上圖稿本中收錄五種尹會一著作的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會一著作因涉及文字獄而遭到禁毀，故此稿本抄成當在此前，應爲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初稿。崔氏的判斷與稿本所提供的線索及纂修檔案所反映的情況相符，實爲不刊之論。』（苗潤博【台北『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考略】，【文獻】2016年第1期）

另一個問題則是，目前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提要】混爲一談，以至於習非爲是，反映了研究者目錄學知識的缺乏。不釐清這一問題，便會使我們對【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成書過程不能有一個基本的正確認識。崔富章先生在【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一文中，利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系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眾，命爲【四庫全書】』的記載，指出『所謂「系以提要」，即在萬餘種圖書之開卷副頁右方，各粘貼【提要】一篇；所謂「輯成總目」，則是將萬餘種圖書提要抄出，會輯而成劉向【別錄】式的【總目】一部』。作者還指出，『【總目】好似一座大廈，【提要】乃建築磚石，此外還有總序、小序、按語等梁木結構』。這一結論無疑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的目錄學修養之上的，一掃學界之前的認識誤區，對於學界認識提要、【總目】的成書過程是一個重大的推進。在此基礎上，作者通過辨析諸本提要，得出可靠結論，即【四庫全書總目】代表四庫提要的最高水平，爲今後提要的利用者指明了方向。

此外，【〖楚辭補註〗汲古閣刻本及其衍生諸本】一文也是作者利用版本學、校勘學實現『正本清源』的典型案例。崔富章先生指出，1983年3月中華書局排印【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楚辭補註】點校本所使用的底本並非康熙元年（1662）毛晉汲古閣原刊本，而是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重刊本。類似這樣的案例分析，對於當前的古籍整理工作無疑是有指導作用的，這也正是作者所強調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古籍整理精髓之所在。

二、考鏡源流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961年，姜亮夫先生出版【楚辭書目五種】。前型俱在，後轍可循。崔富章先生又賡續其事，踵事增華，於1993年出版【楚辭書目五種續編】。2003年先生任總編纂的【楚辭學文庫】蕆事付梓。2005年，先生又完成【楚辭書目五種三編】，在此基礎上勒成【楚辭書錄解題】。至此，楚辭研究方面的版本、著錄幾乎一網打盡。作者從80年代開始，陸續致力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補正工作，出版【四庫提要補正】，對【總目】多有是正。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古籍版本的確定無不根植於校勘實證中，喬秀岩先生指出：『古籍整理的出發點是版本。調查各種現存傳本，分析其間的關係，是版本學的任務。』同時，『文獻學之宗旨，在抵制合理化統一，保存歷史原貌。校勘學之出發點，在懷疑白紙黑字。孰是孰非，標準不得不求諸「例」』。從學術源流的角度，作者對【楚辭】版本、楚辭文獻等詳加考辨，確定楚辭校勘文獻包含善本、校勘著述、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辭】正文及王逸注文三大類。

在上述基礎上，作者以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以及日本等楚辭典籍的館藏爲中心，詳盡考察了相關楚辭的版本、文獻傳播與流布，正如作者所說：『讀書學習先明版本，研究論著載明版本，人人採取「忠實之態度」，身體而力行之。』站在東亞學術圈的高度，作者從學術史的角度，勾勒出明晰的【楚辭】文獻傳播地圖，這一地圖的勾勒對於我們理解『屈騷精神』的核心要義與歷史演進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文獻傳播地圖的勾勒對於當下我們利用『屈騷精神』，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由【楚辭】版本到楚辭文獻流布，再到『屈騷精神』的繼承與發展，這一思路的展開，使得新世紀的楚辭研究別開生面，這對於新世紀的楚辭研究無疑也是極具啟發意義的。

三、追根溯源

『版本』一詞早已爲中國古典文獻學者所熟知，但真正要探求其本義時，卻往往含混不清。作者認爲，究其實，『版本』一詞的本義即是指雕版印刷的書籍。但這並不妨礙『版本』的強大生命力，雕版印刷之前的簡冊寫本、傳抄本，雕版印刷之後的鉛印本、影印本、排印本、稿本、抄本以及電子版等等，也已經陸續納入『版本』一詞的覆蓋範圍。因此，作者從狹義和廣義的角度去探究『版本』的意義，不僅準確確定了雕版印刷與『版本』一詞之間的關係，而且照顧到了『版本』意義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大大深化了對『版本』的認識。

探究文獻的版本源流，毋庸諱言，必先廣羅眾本。但廣羅眾本的基礎上，僅僅局限於舊本還是不夠的，應該照顧到版本的歷史演進過程，進而勾勒出它們的版本系統。版本系統一旦確定，研究者在利用文獻時便可收綱舉目張之功。在確定版本系統後，如何確定版本優劣，便是研究者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於是，『善本』觀念自然成爲研究者關注的重點，藏書家、讀書家、掠販家著眼點不同，評價標準自然有異。崔富章先生在【善本釋名】一文中，立足於『善本』的歷史演進特點，整合諸家『善本』觀念，確定善本的核心要義在於『善書』，即文本內容與形式皆『善』之書。綜合而論，善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側重，分別經歷了善書、足本、精本、舊本等嬗變過程。作者對『善本』的歷史考察，大大拓展了善本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以與時俱進的學術眼光爲新時期古籍工作、善本工作指明了方向。

綜上而言，【版本目錄論叢】中所體現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的三位一體，以及其中老一代學人的治學精神與學術視野，正是該書的精髓所在。誠如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說：『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