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漫談【中庸】『蒲盧』的三種解釋

國學漫談：【中庸】『蒲盧』的三種解釋

    在【中庸】第二十章，孔子曾以『蒲盧』比喻為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們知道，孔孟經常以眾星拱北辰（【論語·為政】）、天下運於掌（【孟子·公孫丑上】）等例子來比喻治國為政，而【中庸】此處以蒲盧喻政，在儒家十三經中獨此一見，所以宋儒袁甫贊其『可謂妙於形容矣』（【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問題是這個『蒲盧』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在經學史上，關於【中庸】的『蒲盧』一詞，向來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東漢鄭玄的『土蜂說』。鄭玄認為，【中庸】的『蒲盧』就是【詩經·小雅》裡所提到的『蜾蠃』。螟蛉是桑樹上的一種小青蟲，而蜾蠃是一種細腰土蜂，純雄無雌，無法交配。為了族類繁殖，蜾蠃就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並撫養成自己的後代。西漢揚雄【法言·學行】對此有一個更為形象的記載：『螟蛉之子殖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蜾蠃把螟蛉幼子抱回巢穴以後，對着它一個勁兒地祈禱說：『像我！像我！』時間長了，螟蛉之子就變成了蜾蠃之子。鄭玄『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說的就是這個過程。

    鄭玄舉蜾蠃祝化螟蛉的例子是為了解釋立政治人的：『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立政就如蒲盧，百姓就如桑蟲，桑蟲需要蒲盧的祝化，所以百姓需要立政者的教化。可見，鄭玄將『蒲盧』解釋為土蜂，有其深層的哲學基礎，此即教化的政治哲學，認為百姓要通過教化才能成善。這其實就是對荀子政治哲學的一種繼承。荀子認為，順隨人之性情，任其自由發展，必然會導致犯分亂理之惡果。為防止這種惡果發生，就需要對人性施以矯治，此即教化。通過教化，『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從而達到教化之目的。在這種政治哲學中，禮義教化與人之性情是一種外在的對治關係，即通過外在之禮義教化施力於人之性情，矯其偏而合於善。鄭玄將蒲盧解釋為土蜂，而土蜂之於桑蟲正是這種教化政治哲學非常形象的一種比喻。

    『蒲盧』的第二種解釋是所謂『蒲葦說』。這種解釋肇始於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而顯揚於朱熹。朱熹認為，蒲盧即蒲葦，立政治人就如在地里種蒲葦：蒲葦是一種易於生長之物，所以蒲葦種在地里，比樹更易於生長，『其成尤速』；同樣，人自身亦具有善性，具有向善之德性，立政治人如果順遂人的這種德性，就可以非常輕鬆地達到目的，所謂『人存政舉，其易如此』就是這個意思。

    與鄭玄的解釋相對，朱熹強調立政治人、使人成善要根據人之內在的善良德性。這可以稱之為德化的政治哲學：內在德性自然生長，則百姓自然轉化，自然成善；將這種內在的善性推擴於外，則社會安泰，天下大治。在這種政治哲學中沒有一種對治關係，整個兒是一己內在德性之自然生長，自成目的，自我達成，根本不需要外力強壓硬施而成德成善。明儒顧憲成說：人道敏政就『如蒲盧之易生，無俟灌溉之力也』（【中庸意】上卷）。就如蒲盧易生不需要灌溉之力一樣，為政也只需要順遂百姓的內在善性，不必施加外力。朱熹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蒲盧』解釋為易生之蒲葦。

    土蜂（蜾蠃）與蒲葦（蒲盧）是二物而非一物，而【中庸】以蒲盧喻政，絕不可能同時指稱兩物。那麼蜾蠃與蒲盧到底有什麼關聯呢？清代學者程瑤田在【果裸轉語記】一文中認為，古代漢語中存在一個龐大的果裸轉語詞族，這些詞語雖然意義不同，但其聲音都是從一個相同的語音輾轉演變而來。他把這個轉語詞族的聲音記錄稱作『果裸』。蜾蠃、蒲盧都屬於這個轉語詞族，都是一語而轉。因此，【中庸】『蒲盧』一詞，鄭玄解為蜾蠃（土蜂），朱子解為蒲葦（蒲蘆），在音義上有其相通性。

    果裸原是形圓中細之瓜果的總稱，根據果裸轉語理論，凡是形體為兩端圓而中間細的東西，最初都發果裸音。上古初民看到形圓中細之瓜果滾動時發出骨盧盧的聲音，『卻因了物體和聲音的連帶關係，就把這些聲音和這樣的物像聯絡在一起，模仿了做稱號。因此圓形物如「果蓏」「蝸蠃」「蜾蠃」「果裸」，都用這籠統的稱號』（潘尊行：【原始中國語試探】，【國學季刊】1933年第1卷第3號）。也就是說，果裸是上古初民對一種形圓中細之瓜果的聲音模擬，這種聲音就是『骨盧』或『忽路』，這是果裸之『古音』（劉師培：【爾雅蟲名今釋】）。

    那麼最先取以命名、至今仍合此古音的瓜果是什麼呢？我們認為是『葫蘆』。葫蘆是遠古初民日常所用之物。形圓中細，熟而落地，有『骨盧』（果裸）之音；剖而成瓢，用於舀水，又有『忽路』（葫蘆）之音。所以初民很可能就是以此將所有形圓中細之物皆以『葫蘆』名之，而果裸、蜾蠃、壺盧、觚、瓠、軲轆等名稱皆由此轉出。根據考古發現，上古初民的飲食、器物、文化、藝術中都可以發現葫蘆的身影。而在西南一些少數民族中，葫蘆至今仍然是始祖、保護神和鎮物法器。在中國文化中，葫蘆不但是母體的象徵，甚至就是中國文化一個母體。

    以葫蘆來解釋蒲盧，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也可兼於鄭、朱二說。葫蘆起初只是一種瓜果，要想將它制為瓢，需要對其進行剖鑿的功夫，這可通於鄭玄之土蜂說的教化政治哲學；葫蘆本是一種易生之物，順其本然之性，自然欣欣向榮，這可通於朱熹之蒲葦說的德化政治哲學。在儒家政治哲學中，孔子有仁禮之學，仁是內在的善良德性，禮是外在道德規範，內外兼修，方可成人。葫蘆說正符合孔子的這種政治哲學。所以相較於鄭玄的土蜂說與朱子的蒲葦說，葫蘆說更為圓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