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心学：结构·精神·启示

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近现代乃至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形而上”的内圣之体的哲学研究，津津乐道于解说其“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哲学含义，而忽略对其“形而下”的外王之用的研究，对其“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则略而不论。因此，许多理论文章或学术专著在讨论阳明心学的理论构成时只分为三大板块展开研究，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而疏于研究其“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笔者有感于此，特作此文以救其偏。

王阳明良知心学：结构·精神·启示

王阳明画像 资料图片

在我看来，阳明心学的理论结构应分四大部分：

（一）“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陆九渊主张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与吴显仲书》）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传习录上》），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传习录上》）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同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致良知”的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他的《咏良知》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又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又与克璋太叔书》）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引《传习录》语）又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亲亲仁民”的“民本”论。

这是王阳明良知心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的“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二

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一）“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

“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精神。

（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则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到“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

（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其《答徐成之》曰：“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在这篇书函中，王阳明批评了学者以为陆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问学、以为朱子长于道问学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认为无论象山还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问学的，这确实显示了王阳明折衷朱陆的主观意图。而王阳明兼容佛老之论则见于与弟子张元冲的论学语录。张元冲说：“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阳明回答说：“说兼取便不是。……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钱德洪《王阳明年谱三》）在王阳明看来，儒家圣学与佛老之别在于，圣学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学总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养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家本来兼容互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这种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精神，是应当发扬的。

（四）“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是放在“行”上。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就是“致良知”。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

经过黄宗羲的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包容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三

我们可以从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与实践启示，其要有四：

（一）阳明学确立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不同程度存在的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

当今社会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少数当政者一味追求高速发展，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某些企业家一心追求利润财富，进行竭泽而渔式地开发，结果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条件。应该明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我们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所谓生态文明，不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我们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确立“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抛弃昧着良心求“发展”的虚荣心态。

（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今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

儒学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鉴作用的。

（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现在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国粹主义派，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甚至说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纪”。我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中国世纪”论，而主张多元和谐的文化观与发展观，这也是从孔子“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中受到启示的观点。

（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

现在有些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某些高官的贪腐程度令人发指。他们不知礼义廉耻、天理良心为何物，结果是身败名裂，遭到应有惩罚。但他们的罪恶行径，极大地破坏了党政军的形象与权威，使得执政者失去民众信任，招致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使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特别强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以民为本”思想和“以德兴国，以文化人”思想，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等论述，这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对阳明学真精神的正确把握，同时也具体指明了阳明学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阳明心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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