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战胜袁绍是偶然还是必然？

日期读一文章《胜负仅在一线间——说说官渡之战》，结尾论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者的胜利往往被人说成是必然的，而失败者往往被贬低得一钱不值，实际上，失败者也会有其优点，而胜利者的胜利也许只是运气好而已，官渡之战就是如此。

关于历史事件的偶然与必然，是一个大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肯定不是孤立的，而是关联着更深层次的世界观问题，所以孤立地争论历史之偶然与必然，往往是各说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大理论说多了没用，我们先从普通人的感受说起：

我们仔细考察历史事件，尤其是具体战役，常常会感受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仅仅因为一场暴雨，有时甚至是因为路上一块石头绊了一下脚，再或者因为在一个关键的时候打了个喷嚏，战争胜败便为之改易，乾坤便为之倒转。正是看到这些偶然因素，因此我们会为英雄慨叹，为壮士扼腕。

这些偶然因素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只是历史（真实）的一个层次而已。这个层次我们姑且称为现象层次。其实，在现象世界，一切倏起倏灭皆是偶然。但在一个长时段，无数倏起倏灭的偶然却是在实现着一个必然。这个必然是一个类似趋势的东西。

就官渡之战而言，曹操战胜袁绍，确实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某一个条件或因素发生变化，袁绍便可能胜利。但这些偶然却无法改变这样一些必然因素的存在：即使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胜利，他也不可能像曹操那样统一北方，更不可能统一天下，他最终还是会失败。他失败的必然性是由他的用人为政等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所决定的。而最终能够战胜袁绍并在中原地区立下脚跟的必然是具有曹操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精神的政治势力，当然是否是由曹操这个具体的人来实现，就是现象层次的偶然。

在东汉末年，变乱已起，袁绍势力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对旧的权力资源的继承。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同时又是世家大族，他在用人为政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也与他的权力资源相应和。他为政以宽和为主。郭嘉论袁绍有十败时说，“绍繁礼多仪”；“绍好为虚势”；“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袁绍对汉代士大夫精神的继承。一个旧的体系开始崩溃之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有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袁绍能够对这些力量作出较为有效的组织，一段时间内，便会成为“众望所归”。

而曹操在这个变乱时代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当汉代一套礼法体系变得虚伪日渐失去其维系人心的作用时，曹操干脆抛开这一套，回到气质层次人的本性。所谓“唯才是举”（该令虽然发出甚晚，但基本上是曹操一以贯之的政策），就是避开（士大夫评定人的那一套）道德标准，主要以实用性的才能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绝对的进步性，我们现在在这一点上认可曹操的做法，仅仅因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与之相符，但当时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适合当时时代的精神）。三国时代是（气质层次的）个性开始觉醒的时代，曹操把握到了这一时代精神，所以会战胜袁绍并有后来的成就。

所以，考察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其中历史精神的演变趋势，把握到了这一趋势，就会明白有哪些是偶然所无法改变的必然。就比如拿破仑的失败背后是英法国力的百年较量，是欧洲精神的演进方向，而绝不仅仅是滑铁卢一个偶然失误。在汉末三国的时代，代表旧的士大夫精神的袁绍再有军事天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附：郭嘉曰：“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