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曹丕做皇帝而曹操未做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熱播，關於三國的話題又成爲新的『潮點』。歷史上，對於曹操爲何未當皇帝，一直有爭議不斷。可以肯定的一個事實是，在曹操晚年，具體說也就是曹操當了魏王以後，他如果要篡漢自立，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但曹操就是沒有稱帝，留下了一個千古疑團。也因而讓後人在評價曹操時，有了巨大的爭議。

曹操真是想當周文王嗎

至於曹操爲何未當皇帝，很多人作出分析，其中一個主要的觀點是認爲曹操不想背上亂臣賊子的罵名。曹操爭奪權力、對外征戰的過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義進行，以天子的名義興師問罪，使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面，取得道義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呂布叛亂打的正是朝廷這張王牌，如果曹操廢掉漢獻帝，登上皇帝寶座，那他跟董卓、呂布還有什麼區別呢？據【魏氏春秋】記載，夏侯敦曾對曹操說：『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這句話爲曹操加上了一個相當漂亮的光環。在前段時間熱播的【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中，當曹操說出這句話時，估計讓很多歷史小白流下了同情的眼淚。首先我們要清楚，作爲材料出處的【魏氏春秋】是東晉史學家孫盛撰寫的書籍，他是站在曹魏立場上書寫的歷史。是曹操的子孫認爲，曹操的功業可以與周文王相比。至於曹操本人是否這樣說過，是很難考證的。至於曹操本人到底怎樣想，我們必須依據更多其他證據作出分析。

關於曹操稱帝之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對比曹操和曹丕。如果從魏國當時的情形（包括內政和對吳蜀關係及強弱對比）和曹操曹丕對漢朝廷的控制程度來說，是差不多的。爲什麼曹操不做皇帝而曹丕要做皇帝？如果簡單的歸諸個人道德，說曹操高尚，曹丕卑劣，是過於簡單化了，也就看不到背後的一些真正問題。

真的是人人都想當皇帝嗎

在稱帝問題上，首先我們不應當簡單歸結爲個人野心。當皇帝，可以說誰都想——這是後人想當然的認爲。歷史還真不是這麼簡單。歷史學家呂思勉有一篇分析說，在王莽以前，一般人極少會萌生當皇帝的念頭，是王莽篡漢使人們認識到，原來皇位上面的『天命』光環並非那樣神聖，『天命』也可以人爲創造。這個分析指出了很多人忽視的一個問題，但分析並不到位。

王莽以前，欲得皇位者，遠者有楚王問鼎，戰國七雄，誰不思一統？但他們是以諸侯而欲爲天子，並非普通人。秦朝末年，陳勝吳廣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在當時確實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說法，因爲此前很少有普通人敢去想當皇帝。但並不是因爲陳勝吳廣思想水平高，而是因爲時代氛圍變化了，陳勝吳廣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氛圍，而提出了這個口號。當時的項羽見秦始皇出巡，也說，『彼可取而代之』，這同樣並不證明項羽多麼英雄蓋世，而也是時代氛圍的表達。

爲什麼到了秦末的時候，會產生普通人都想當皇帝這樣一種氛圍呢？

在中國古代，皇帝代表著『天命』。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大多數人能安於他們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的話，就不會產生人人都想當皇帝的想法，要想實現這樣一種『穩定』，最重要的因素是這個社會的精神維繫體系有效——這決定了大多數人是否認同同樣一個『天命』，如果認同，他們就不會想著去改變這個天命，自己來做皇帝。

當社會的精神維繫體系依然有效時，即使政治出現一定問題，體系自身具有的糾錯功能（具體由擔負著體系精神的士大夫來實現）仍會使政治秩序得以維持，如東漢中期外戚宦官交替執政，但不少外戚，如霍光，還具有較強的儒家擔負精神，政治雖然從形式上已失位，精神未完全喪失，故仍可維持。

對於秦末來說，戰國時期數百年的征戰特別是戰國後期殘酷的戰爭已經破壞了周代所建立的『天命』，更重要是，破壞了周代建立的一套禮樂制度——這一禮樂制度曾經維繫著人心，維繫人們對一個共同秩序的認同。秦國是以法家思想立國進而統一六國的，法家思想重視功利，還不足以建立一套能夠代替周禮的精神維繫體系，所以無法建立和維繫人們對其『天命』的信仰。也因此才會有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

曹操的統治『術』

兩漢時期，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能夠繼承和代替周禮的禮樂制度，因而有了一套基於儒家思想爲主的有效的精神維繫體系。但至東漢末年，政治的長期失位伴隨著維繫精神的凌替，黃巾軍喊出『蒼天以死，黃天當立』，說明那一套文化精神的維繫力量已經被衝破，但是一種新的精神還沒有誕生。黃巾軍的起義還是用舊的文化符號，『天』與政權之間的直接關聯性正是董仲舒所確立的文化體系的最重要綱領。

由於新的精神還沒有誕生，舊的精神就仍然還是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唯一理論基礎，雖然這一基礎已經有很多人不再認可。曹操的政權是訴諸人的氣質性本性（關於這一點，本人另有專文分析），這是依於人的本性對失效了的文化體系的反叛，是一種新的精神的涌動，但這種新精神的涌動還沒有形成爲一種文化體系，理論上還沒有成熟。對於一個還沒有形成文化維繫體系的政權來講，曹操的統治主要藉助於由個人魅力所推行的『術』（所謂申韓之術——基於對人的氣質之性的思考從而加以利用並駕馭）和基於個人氣質的吸引而形成的友情以及（人的氣質本性所延伸的）血緣家族性的力量。

在曹操時代，『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雖然在內部施政方面面臨較大的阻力（伏皇后事件，衣帶詔事件是其中較爲突出者），因爲他在名義上並不是最高統治者，不具有那個名號，就無法獲得（文化體系所賦予的）來自於『天』的神聖性與合法性。但是，就對外來講，曹操政權比劉備和孫權的政權有更強的政治合法性。在當時，劉備並不象後來羅貫中等所認爲的那樣被多數人認可爲漢的正統。劉備、孫權的權力基礎和剛才所論曹操的權力基礎並無不同（基於個人氣質的吸引而形成的友情以及人的氣質本性所延伸的血緣家族性的力量）。但曹操那裡有個漢獻帝，另外兩人沒有。所以截至曹操去世前，士人歸曹者遠遠多於歸另外兩家者。

曹丕底氣不足才要當皇帝

曹丕稱帝是因爲曹操去世後，形成曹操權力基礎的幾個因素對曹丕來講，幾乎都已不再存在。曹丕沒有曹操那樣的個人魅力與個人能力，靠『術』他已駕馭不了曾經跟隨曹操的那班文臣武將；曹操在戰鬥中形成的個人威望曹丕無法繼承，相反，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文臣武將比曹丕更具有繼承權力的資格（沒有文化維繫體系的農民起義的權力繼承一般決定於能力與威望，原因類似）。而血緣繼承也必須有一定的文化符號作爲基礎，曹丕對曹植的一再防範也證明了曹丕底氣的不足。

曹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翻古黃曆，找到了『禪讓』這一理論資源。在漢代文化維繫體系日漸失效的情況下，一些更加古老的理論資源也就有了上場的空間。而曹丕之所以能得到大多數原曹操集團人士的支持，除了曹操的控制效果、友情、威望等的持續和傳承以外，更多的是因爲文化精神對人心的維繫失效後，以氣質本性爲主要動力的個人更加現實化——注重現實的權勢、地位而不再關心他的政權合法性理論基礎。他們認可現實的勢力狀況，也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下，『禪讓』和血緣繼承才被大多數人承認。因爲『禪讓』強調的是原權力所有者以明確的形式表達的權力轉接，重視外在形式（與所謂『現實』同在現象層次上）。而血緣繼承（更嚴格的說是嫡長子繼承）也是注重這種外在的現象層次的連接。

綜上所述，曹丕稱帝主要是因爲構成曹操政權的因素對他不再存在，他爲了能夠駕馭臣下，維持政權，而不得已採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