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法国历史学家所描述的17世纪中叶雅典古城消失的图像
“1657年，多面手里史学家迪·康日发表了论著《弗朗索瓦大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在结束对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属地——雅典公国衰败的讲述时，他借助默尔修斯有关阿提卡命运的言论，这样描述了雅典：
‘这个地方的宿命竟然会是这样的。长久以来，它一直统治着整个希腊，最终却因其政权内部发生的巨变、而走到了受土耳其人奴役和支配的悲惨境地；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它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古代辉煌的标志或遗迹；而正是这些昔日的辉煌，曾经使这片土地扬名天下。’
尽管迪·康日关注的是雅典后来的历史发展，但他在默尔修斯作品的基础上、仍然在17世纪中叶保留了古城消失的图像。”[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8-19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一重虚构——雅典的“地方传说”
十六世纪马丁努斯·克鲁西斯书信集
“首先来看德国人马丁努斯·克鲁西斯（Martinus Crusius）对雅典资料的不断探求。他是改革派神学家，蒂宾根大学的拉丁语及希腊语教授。为了搜寻相关资料，他首先将目光锁定在君士坦丁堡；而这一选择恰好表明了他对雅典现状的复杂兴趣：在克鲁西斯那里，文学动机与教会动机（‘希腊’教会与新教结盟的企图）相互纠缠在了一起，这就使得他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团以及移居那里的希腊文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在当时看来极不寻常的长篇书信，最终以《土耳其的希腊》为题结集出版（巴塞尔，1584年）。
正是这部厚重的书信集、记录了17世纪70年代相关游记图书出炉之前、有关雅典现状的最新详情。……而从西方人对这座古城及其命运的态度上看，他们对这些书信的兴趣则表现为，希腊文人仍旧被视为有关这座古城的、最合适及最权威的信息发布者。”[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注：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就在几十年前，当P.吉勒谈到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对城中古希腊遗址所流露出的漠视及无知时，明确表达了否定观点。”[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7世纪70年代前雅典的“地方传说”
“而对雅典的古代来说，书信集的问世却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抢答克鲁西斯的疑问。
西蒙·卡瓦西拉斯和塞奥多西奥斯·兹奥马拉斯面对广大听众，大肆宣扬所谓的‘地方传说’；[ （Mirabilia,该词的词源是‘奇迹’、‘惊诧’。此处特指当时流行的有关一座城市诞生的传奇故事。---译者）]这些传说给城市的古代文物遗址穿上了虚构的外衣，而这一件件漂亮的衣冠通常又顶着家喻户晓的‘古代伟人’的大名（塞米斯托克里斯和哈德良的宫殿，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的学堂，苏格拉底的纪念碑，等等）。从15世纪的一部希腊手稿中，我们首次获得了有关上述传说的系统文字记录。”[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6-19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维也纳无名氏的“希腊手稿抄本”
“关于雅典的地方传说，参考费尔南多·格里高罗维奥斯的专论《雅典的传奇写手》，选自他的《中世纪的雅典城市史》，第2卷，雅典，1904年，第361-371页以及516-552页（斯皮里东·朗布罗斯翻译并校对）。15世纪晚期出自维也纳佚名作者的一本希腊手稿抄本《雅典的戏剧和教育》，由拉伯德翻拍、誊写、翻译并评述，参阅其上述作品第1卷，第15-31页。这些对传说的信仰及其手写传统（除了希腊的，还可参考较晚时期另外两部来自巴黎和威尼斯的佚名手稿）。” [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6页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注：“塞米斯托克里斯”，雅典将领。在希波战争中曾带领雅典人取得海上的胜利，从而建立了一只海上舰队。]
关于无名神庙的传说
“在这些有关雅典古代的传说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如下这种荒唐的说法，它将一座无名神庙定位在雅典卫城、随即又将它与巴台农神庙张冠李戴（卡瓦西拉斯所为）。[ （注：马丁努斯·克鲁西斯的《土耳其的希腊》，巴塞尔，1584年，第461页。而第一个将无名神庙与巴台农神庙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为维也纳的无名氏）]还需补充的是，这座神庙的古代名称看来真的无人知晓（兹奥马拉斯始终称其为‘万神殿’，总是将它喻为‘超越所有建筑的建筑’）。”[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世纪希腊有70余种方言
“从后期影响上看，还有一类‘信息’涉及对当时流行的雅典日常口语的评判。在这一点上，卡瓦西拉斯显然持否定态度：‘对于这些希腊方言，我们无话可说；它们如此之多，如此不同，足有七十余种。而其中的雅典方言竟然是最糟糕的’。……
身处荷兰城市莱顿的希腊语教授约翰内斯·莫尔修斯（Johaness Meursius），在谈及雅典时同样模仿了西奈西奥斯的修辞手法，不过他没有忘记讲明出处。1624年，他在有关雅典的论著中开门见山地表示，认识和了解雅典古代的巨大责任纯属文学的分内事；因此，他对雅典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雅典的阿提卡》应当算是发现雅典之前、对该城第二类有价值的文学表现。作者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在史料基础上重塑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而占据这些史料核心地位的显然是帕夫萨尼阿斯。当然，这里指的是在文学写作范围内、围绕这座古代城市的地形所进行的首次系统性资料处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7-19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罗贝尔?德?德勒（Robert de Dreux）对雅典的描述。此君是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神职随员，1669年首次访问雅典。……
德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证据。首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动机源自踏访‘雅典古代遗址’的愿望。的确如此，当他走进这座城市时，他对眼前的一切惊叹不已；可惜的是，他的感悟完全是根据地方传说而得出的；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搞清楚雅典在德勒心目中的意义，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他到底肯定了哪些古迹的价值。这位法国神甫似乎没有仅仅赞美基督教前的古代辉煌；在他眼里，雅典更多地关系到后来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具体来讲，他在雅典身上发现了一座使徒到过的城市所应有的价值：
‘我更希望看到一座为使徒保罗指责雅典人的盲从提供借口的庙宇，因为他们竟然将它献给了一个陌生的神妡……。我至少还想努力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当年圣迪奥尼索斯住过的房屋……’”[ 参阅亨利·奥蒙的《十七世纪的雅典---P·罗贝尔·德?德勒的报告---雅各布·斯蓬和P·巴班的信函（1669-1680）》，第14卷，1901年，第277页。德勒的作品后来才出版。参阅罗贝尔?德?德勒的《土耳其与希腊之旅》，巴黎，1925年；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通览这样的文字背景，‘雅典古代遗址’并不意味着这座古典城市的遗址，却主要指与该城市的基督化进程相关的那些遗址。在德勒看来，使徒保罗——不同于帕夫萨尼阿斯之与迪?卢瓦尔，才是他在这座光荣城市中最可信和最亲近的向导，而巴台农神庙（因为在谈及无名氏神庙时提过它）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前兆、则占据了显著地位。德勒的强烈愿望、即亲眼目睹雅典城堡之颠上的这座古代神殿、一座能够证实其信念的神殿，仅从愿望上来讲，也许背后支撑它的未必是某个强大的传统；它也许更偏向于一段历史的老话：这座无名神庙的存在，以及他与巴台农神庙的契合，纯属地方传说捏造的一个历史插曲。起初，由于进入城堡的限制，德勒未能如愿；因此他只好先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大法官迪奥尼索斯和保罗相关的遗址上。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我对自己说，只有亲眼目睹这座献给无名神妡的庙宇，我的雅典之行才够得上圆满’[ ---参阅亨利?奥蒙的《17世纪的雅典--- P?罗贝尔?德?德勒的报告---雅各布?斯蓬和P?巴班的信函（1669-1680）》，第14卷，1901年，第280页]），获得了进入城堡和神殿的许可。他赞叹着神殿的恢弘气势和雕塑的精美绝伦，连声惊叹：‘甚至连罗马人都无法将它们剥夺’，可是，他却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了对基督教遗迹的探寻上，并最终愤懑地证实道，‘土耳其人将其抢掠一空’。
德勒的这篇未发表作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凭证。他使我们确信无疑，那些有关雅典古代遗址的地方传说，直到17世纪70年代依然广为流传；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满腔热忱中，还能看出某种企图——为了将这座邻近的古代城市纳入西方世界、作出某种‘思想性’的价值评估。”[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以德勒为契机，我们必须提到K.西莫布罗斯的著名论著《前往希腊的外国旅行家》，3卷本，雅典，1984年（1970年首版）。对于这本书，所有研究过旅行论题的人，都难以摆脱复杂的心情。因为这部从到过希腊的‘外国人’的游记作品中呕心沥血收集而来的信息大全，尽管其海量证据对于最初的方向确立有过作用，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首先，他的资料选择标准有待商榷；其次，他在人物生平整理以及翻译上也有很多缺陷，其中不乏实用主义方面的重大错误；更有甚者，他给这些作品蒙上了种种虚无缥缈、空穴来风的印象。就拿德勒来说吧。西莫布罗斯完全曲解了此人。在引用德勒原文时，他竟然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只字不提原作者渴望一睹神庙风采的热情，将赞美之心换成了旧时的拜古之情，由此对这位法国神甫‘解读’遗址的动机作出了偏执的判断。这样的‘疏忽’并非仅此一例。它在近期还连累了孔塔拉多斯。此人延续了这幅有关德勒的浑浊画面。这位研究建筑的学者的专著，精心描绘了巴台农神庙从古至今的命运，总体上堪称一部目标明确、史料丰富的历史巨著。然而，最终它却未能通过相关研究和真凭实据、向我们准确展示神庙历史上这个及其关键的转折期、即这个古代遗址是透过新游记作品而进入西方视线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过多依赖了西莫布罗斯。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对斯蓬的认识上，他也信赖西莫布罗斯（其中忽略了斯蓬与巴班作品出版的关系；而对于拉伯德，他更是只提不评），结果是错误地得出斯蓬曾经两次到过希腊的结论。参阅萨瓦斯?孔塔拉多斯的《作为文明偶像的巴台农神庙，作为永恒遗址的编年史》，选自图尔尼乔蒂斯编审的《巴台农神庙及其对近代历史的影响》，雅典，1994年。”[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3-204页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2．二重虚构——牵手“古人”：帕夫萨尼阿斯
发现“古雅典”对‘帕夫萨尼阿斯’[ 帕夫萨尼阿斯（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译者）……有关15至16世纪帕夫萨尼阿斯在欧洲受到的欢迎，参阅N.巴巴哈吉斯为帕夫萨尼阿斯《希腊游记》一书的出版所撰写的前言（雅典，1974）；文章还评介了与该书有关的最早的出版和翻译。有关帕夫萨尼阿斯作品的出版，还可以参考伯纳德·夸里奇的拍卖书目列表《帕夫萨尼阿斯和他的希腊指南：从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印刷出版物汇编》（伦敦，1992）。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0页、21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作品的倚赖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大潮里到访雅典的新派旅行者中，无论如何必须添加一位貌似的‘访客’：帕夫萨尼阿斯。因为，重新描绘雅典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专业性地形考证以及建立在古代文史资料基础上的古代遗址描述。帕夫萨尼阿斯也因此得到了高度评价。他所打造的这一新型工具迅速得以推广，并与铭文的实地考证相辅相成，最终彻底揭开了原有地方传说虚假的真实面目。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双向运动。它一方面倾向于目击观察和借助原始史料的批判审视，另一方面则彻底背弃了原有的地方口头传说。这一双向运动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了新的认识，并由此开辟了一条信息收集、整理、甄别和修正的全新途径。而在整个旅行新阶段中，帕夫萨尼阿斯必将成为雅典访客最亲密、最可靠的向导。从那时起，‘牵手帕夫萨尼阿斯’（Pausanias à la main）游览雅典，就成了所有来访者的口头禅和必修课，而他的名字则转换为欧洲人重新认识雅典的象征。也正是从那时起，作为雅典地形的权威导游，帕夫萨尼阿斯不再是事物的起因，而是一个崭新诉求的结果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1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该“手稿”出现的时间点可疑
该手稿来历可疑，从其出现的时间来看，既是文艺复兴运动所收集到的首批手稿，又是最早出现的印刷品；该时期正是大批伪造古代“手稿”的高峰期。
“如同我们先前提到的那样，这位古代旅行家的作品被归类为文艺复兴运动所收集到的首批手稿，同时也被归类为新技术时代初期最早的印刷品：他的作品早在15世纪末就得以出版并被翻译成了拉丁文。17世纪70年代，虽然他的作品出版已经盛况空前，可仍旧未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实地考察。”[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1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624年作为文学作品的材料、该“手稿”得到处理
1624年约翰内斯·默尔修斯（Johaness Meursius）《雅典的阿提卡》出版，正是在这本书里，对帕夫萨尼阿斯的史料进行了最早的系统处理。
默尔修斯何许人也？原来是身处荷兰的希腊语教授。“他在有关雅典的论著中开门见山地表示，认识和了解雅典古代的巨大责任纯属文学的分内事，因此，他对雅典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7-19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处理该“手稿”者，又将“雅典”安在荷兰“莱顿”头上
“除了默尔修斯的名著《雅典的阿提卡》，我们还想提到他的另一部鲜为人知、非文学类型的论著《巴塔维亚的雅典》。这是默尔修斯给莱顿这座城市起的别名，同时也用在了自己作品的标题中。该作品热情洋溢地向世人展现了这座城市，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文人作家和社会进步。雅典与莱顿的相互比照，诱导我们重新审视了这座荷兰城市。1625年，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荷兰早已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并获得了自由。然而，直到威斯特法利亚和约[ （1648年，在这座德国历史名城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德意志进一步分裂，而法国等国则取得了大片土地。---译者）]，它才最终赢得了国际外交的正式承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默尔修斯有关雅典的作品创作于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活跃着当时欧洲最进步、拥有斯卡利杰尔这样杰出人物的文学社团；不仅如此，这还是一所新型大学。它的诞生归功于荷兰独立唤起的民族热情和自豪，归功于工商业城市莱顿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通过对古代文学、即旧有知识的批判性耕耘，以及对解剖学及天文学一类新型实验科学的大力推进，这所新型大学赢得了社会公认和威信。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巴塔维亚的雅典》所充分展示的‘实验室’装备。
作为这所新型大学的所在地，莱顿因而成为了全欧洲的精神中心，在欧洲的教育改革及重组上起到了表率作用。然而，默尔修斯将古代雅典与新型莱顿相契合、这一象征性举止以及所传递的信号，虽然不算模棱两可，却着实难以理解。从一个方面讲，莱顿是一座‘先驱’城市（仍在进行殖民扩张的新独立国家中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因此，它也就具备了代表未来发展倾向及创新思维的某些特征以及重新诠释雅典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讲——从这所大学在该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文学及科学之城的美誉上看，《巴塔维亚的雅典》书名的选择，同样也可以被视为点睛之笔。在认识雅典传统之前（主要指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传统），作者巧妙地添上了自己所在城市的大名，使得雅典古城有了一个文学及科学之城的前缀。如同兹奥马拉斯向克鲁西斯表白的那样，‘真正的雅典’早就存在于蒂宾根了、抑或教育发达的西方的任何一个角落。”[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9-2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真正的雅典”早就存在于德国“蒂宾根”了？
“蒂宾根”是德国一所大学，据说成立于1477年。十五世纪德语还没有形成，怎么可能有大学！德国在十五世纪因有“蒂宾根大学”，于是就变成了“真正的雅典”！？
从‘巴台农神庙’传说的形成过程可知帕夫萨尼阿斯《希腊游记》之伪
1640年卢瓦尔认出‘无名神庙’就是‘雅典娜神庙’
“1640年、即莫尔修斯之后16年及克鲁西斯之后56年，迪·卢瓦尔领主撰写了一部东方之旅游记，似乎对希腊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书中，它首先表达了如下观点：任何一本书只要提到希腊，就会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想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迪·卢瓦尔《……游记，内含数封写自雷旺达的信函，以及有关希腊、苏丹统治、宗教和风俗等尚未被发现的奇闻轶事》，巴黎，1654年）]。
……卢瓦尔怀着巨大的期许游览了雅典，并用了整整十页纸对其抒发情怀。站在巴台农神庙旁，他认出了这就是雅典娜神庙；当然，他还提到了对这座神庙做出正确判断的第一人帕夫萨尼阿斯，却没有对其深入探讨和评价。总之，对当地流行的有关古代遗址的真实身份的传闻，他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比方说，他坚决不信有关巴台农神庙‘无名神氏’铭文的流言，因为帕夫萨尼阿斯从未提到过。……如他直言，在还未踏上雅典土地之前，这座古城就已唤起了他的‘崇敬之心’；可一旦身临其境，却大失所望，内心深处只剩下了怜悯：‘眼前的一切，使我无法想象，我来到的是一座杰出的城市’。”[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0-20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然而1669年德勒并不知道《希腊游记》对‘巴台农神庙’的说法
（参见以上章节：“一重虚构——雅典的‘地方传说’”相关内容）
斯蓬与吉耶争论的焦点：“无名神铭文”存在吗？
“斯蓬赢得了他与吉耶争论中的最大‘胜利’。后者在相关描述中肯定地说，雅典娜神庙上刻有关于无名神的铭文。”[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67页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十八世纪‘巴台农’一词“拼写错误”
不知是由于新造还是伪造的原因，当时对‘巴台农’一词不熟悉、常出现“拼写错误”（详细内容请参看本节“六重虚构”相关内容），甚至在十八世纪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有关雅典的词条中、‘巴台农’一词“拼写错误”依然存在。（第3卷，巴黎，1781年再版本）[ 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17世纪70年代前的古代传说中，‘巴台农神庙’并不存在
“在这些有关雅典古代的传说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如下这种荒唐说法，它将一座无名神庙定位在雅典卫城、随即又将它与巴台农神庙张冠李戴（卡瓦西拉斯所为）[注：马丁努斯·克鲁西斯的《土耳其的希腊》，巴塞尔，1584年，第461页。而第一个将无名神庙与巴台农神庙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位维也纳的无名氏] ，还需补充的是，这座神庙的古代名称看来真的无人知晓（兹奥马拉斯始终称其为‘万神殿’，总是将它喻为‘超越所有建筑的建筑’）[同上第430页] ”[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3．三重虚构——沙发上想象出的“游记”：吉耶“虚构”的发现
乔治·吉耶的著名游记《古雅典与新雅典》早于造访“雅典”第一人斯蓬的著作、于1675年出版；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其实吉耶从来没有到过雅典，他的游记不过是在自家沙发上闭门造车编造出来的而已。
“正如后来所证，吉耶的作品确有许多严重的常识性失误。这位来自里昂的文物收藏家一手炮制的失误，统统罗列在了他的作品中，其尺度之大，竟然引起了坊间的极度猜疑：《古雅典和新雅典》的讲述人究竟是否真正到过雅典。后来，作者自己也坦白交待，他本人从未去过雅典，而他的这本书不过是根据他的那位去过雅典的兄弟的实地考察结论、再添加一些古代史料或近代研究资料（主要是默尔修斯的）、重新整理而来的。事到如今，不仅雅典之行，甚至包括吉耶兄弟本人，都被怀疑成为叙述虚构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作者轻而易举地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将常驻雅典和希腊本土各地的传教使团成员的所见所闻拼凑在了一起。
随着斯蓬作品的问世以及对吉耶作品虚假内容的公开围剿，两位法国作者之间迅即爆发了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了另外两本书的出笼（1679年）。吉耶坚决否认对他的批评；为了捍卫他的作品权威和声誉，他特别撰写了《论斯蓬先生发表的希腊考察报告的书简》。而斯蓬先是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了他的早先作品，又马不停蹄地在里昂推出了新作《对吉耶先生就雅克布·斯蓬希腊游记评述的答复》。
这场激烈争辩以及两人之间的争强好胜和相互指责，带出了意想不到却发人深省的效果。斯蓬把他与吉耶的笔战喻为‘争夺情人’的决斗：‘我们在为同一个情人争风吃醋。虽然她已步入三千多岁的高龄，却风韵犹存’。”[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0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吉耶的虚构发现对同一传统的建立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欧洲的希望之旅始于雅典。因为吉耶用他在沙发上编造的雅典之旅素材，以最美妙的方式说出了虽是虚构，却是美好的发现。”[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3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算上斯蓬，共有四人在1675年完成了他们的希腊之旅。而特别提及弗农，是为了更有效地看待吉耶的发现、即他对那帮欧洲旅友的认识。正是因为与他们的相遇，他的假想兄弟、抑或书中的主人公才得以踏上前往雅典的旅途；而正是在这次旅途中，吉耶编故事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才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因为，吉耶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让那个法国冒险家独自充当讲述此行的目击证人，他还要用最适合描述此行的羊皮纸、展现那些虚构却看似真实的同伴；然而，选择一个或一伙旅行同伴，并不能直接说明问题。这四个文人组成的团伙，首先代表着一个多国或泛欧小组（一个英国人、两个德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其次是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打头阵的是科学、化学、天文学，紧随其后的是‘文史类’（古代史及近代史）；最后是该团伙所携带的科学工具和书籍：一个浓缩了文学共和所有特征的微型世界。希腊从一开始就成了文人学者和知识探求者的兴趣对象；换句话说，成了科学趣味及大众趣味的对象。然而，同样是在17世纪末的这次希腊之旅中，还出现了当时流行的、由科学家及文人组成的权威社会团体。
斯蓬、维勒、弗农以及伊斯特科特四人，当他们在1675年夏日乘坐着从意大利开往希腊的商船、第一次读到新鲜出炉的《古雅典和新雅典》一书时，对于此种巧合兴许会倍感兴奋。因为，在他们看来，吉耶的想象就是真实的世界。他们的行为不正是一脉相承吗？也许其中某位的表现还更为激进呢。这些人也是文物鉴赏家，也是欧洲内陆大旅行的践行者，也是相约在意大利、然后结伴前往雅典的。而就在几个月前，某种有关他们此行、近似预言的虚构版本，就已经流传开来了。假如说弗农和斯蓬就地发现的可信度，为即将掀起的新希腊旅行传统奠定了基础，那么，吉耶的虚构发现（尽管后来他在文物收藏结论上遭到斯蓬的强烈批评）对同一传统的建立也起到了同样作用：欧洲的希腊之旅始于雅典。因为，吉耶用他在沙发上编造的雅典之旅素材，以最美妙的方式说出了虽是虚构、却是美好的发现。此外，尽管遭到了严谨的文物收藏家斯蓬的蔑视，对于正阔步走向18世纪的欧洲世界来说，这部小说也同样发出了又一个强大的改革信号。最终，他们两位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弄潮儿。
巴班、吉耶、斯蓬、维勒、弗农以及部分意义上的侯爵大人，他们以并行不悖或相互弥补的方式，成为了一个大众文明待命出发的承载者和表达者。毫无疑问，17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已经为‘发现希腊’作好了充分准备。他们具备了一张崭新的面孔，且急需一面崭新的镜子去揭示它的真相；而雅典就在对面，静待着他们。”[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38-23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4．四重虚构——杜撰“文艺复兴时期”到访“雅典”者的故事
如前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从来只是“罗马”的， “古罗马”没有“古希腊”。后世为了将“文艺复兴”与“古希腊”扯上关系，虚构了文艺复兴时期“唯一到访雅典者”——意大利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的故事。
15世纪安康纳人塞里亚克（即基里阿库斯）旅游希腊[ 参看[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42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没有基里阿库斯，文艺复兴运动就与“古希腊”没关系
“基里阿库斯现象，一种无论如何看待均显独特的现象，假如对其手稿以及迟迟被发现的早期收藏略加考虑的话，就显得更加富有魅力了；这一现象在19世纪末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它的先驱者形象甚至一度‘被大大高估’，而基里阿库斯本人也被视为西方历史上探寻古典希腊的唯一先例。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启动，顺着同一方向与时俱进，最终与文艺复兴运动所代表的近代启动不期而遇。正是因为有了基里阿库斯，有关文艺复兴运动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并得到正确评估，而古典希腊的自身价值也才能得以幸存和归真。”[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反过来正好说明文艺复兴运动与“古希腊”无关，基里阿库斯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为了将“古希腊”与文艺复兴运动挂起钩来，而造出来的又一假古董。
可疑的基里阿库斯“手稿”
“基里阿库斯在日记里向我们描绘了这座城堡的古老建筑。他的绝大多数日记都是随意写在草稿纸上的，而内容则大都抄自这座城市或其他城市的铭文。基里阿库斯的开创性工作和大量手稿最终却惨遭厄运，绝大部分还未来得及出版，就在16世纪初期损毁或遗失了，余下一小部分直到18世纪中期才重见天日。” [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草稿纸是什么纸？（羊皮纸？纸草？还是中国纸？）
如果是铭文，一定是某种古代的文字，如果是所谓“古希腊文字”，那么古希腊文字的字典在18世纪之后才问世，基里阿库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人如何能够释读呢？
既然是重要的铭文，基里阿库斯又懂得文物的价值，怎么又会“随意写在草稿纸上”？而16世纪的东西，一小部分直到18世纪才重见天日？一看就知道是18世纪以后编造出来的天方夜谭。再则，文艺复兴时期唯一到访雅典者，唯一就是孤证，“孤证不立”为考据学的原则。
文艺复兴时期“唯一到访雅典者”——意大利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
基里阿库斯（1391-1452）自幼经商，闲时喜爱文物收藏。在1430至1450年的商旅生涯中，他怀着极大热忱，在从君士坦丁堡到埃及的辽阔土地上展开文物研究。其中，尤其对“希腊地区”情有独钟。
“1436年和1444年，基里阿库斯曾两次短暂停留雅典。当时，佛罗伦萨人正统治着这座城市。于是，他被盛情邀请下榻于政府所在地的城堡中。”[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9-1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关基里阿库斯，参阅伯纳德·阿什莫尔（Bernard Ashmole）的《安科纳的基里阿库斯 》，英国科学院论文汇编，第45卷，1959年，第25-41页；保罗·麦肯德里克（Paul Mackendrik）的《一位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奥德赛——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生平》，选自刊物《古典中世纪》，第13期，1952年，第131-145页。文章认为，基里阿库斯迟迟抵达雅典以及他对这座城市的短暂访问，可以被视为文艺复兴运动重新认识希腊的标志。……[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0页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为了收集基里阿库斯的资料以及整理他的全部作品目录，美国文学家博德纳尔奉献毕生精力，出版了《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的晚期旅行》（剑桥，2003年）
为什么花那么大精力整理一个虚无缥缈的旅行记录呢？
是谁、从何时开始竭力维护“基里阿库斯到访雅典”说呢？
“确实，对基里阿库斯雅典工作的重新评价，应当归功于19世纪、即雅典已经赢得近代文明诞生地美誉的那个年代。对基里阿库斯获此殊荣起到决定作用的，要属路德维希·罗斯（Ludwig Ross）的相关研究。他将圣高尔[ （1445-1516，意大利建筑师，曾在拉菲尔设计圣彼得大教堂图纸时出任过他的助手。---译者）]的设计图纸与这位安科纳的文物收藏家联系到一起了。
围绕‘西方发现雅典’这一命题，费迪南·戈里高罗维斯（Gregorovius，1821-1891，德国诗人及历史学家）曾于1889年对基里阿库斯的作品进行了详尽分析，并为此撰写了《中世纪的雅典》。此书由皮里冬·兰布罗斯翻译成希腊文（雅典，1904。1889年德文首版）。
正像他所分析的那样，虽然戈里高罗维斯期望‘赋予佛罗伦萨与雅典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巧遇以某种哲学意味’（第516页），同时还想将基里阿库斯置于这一巧合之中，但R.斯通曼的理解却截然相反：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最终还是未将基里阿库斯称为帕夫萨尼阿斯的化身（‘不幸的是，基里阿库斯没能成为15世纪的帕夫萨尼阿斯：他没能写就自己的雅典之旅’）；他还补充说，对于其他一些城市（比如萨尔迪斯[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首都]），基里阿库斯留下的相关信函，却叫人联想到新旅行作家的风格。
莱昂·德·拉博德伯爵（Comte de Laborde）的《15、16及17世纪的雅典》（巴黎，1854，第8-10页脚注），对基里阿库斯的作品也有一定认识。他指出，对15世纪意大利作品投向希腊及希腊遗产的微光，他早已持怀疑态度；但他同时也低调指出，基里阿库斯与其他一些人、同属那个‘出类拔萃的旅行家-博学家’群体。
让我们在强调一下，在圣高尔的设计图纸与基里阿库斯相互契合的问题上，拉博德伯爵似乎并不愿意被L.罗斯说服。”[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01页脚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原来：没有基里阿库斯的这次旅行，文艺复兴运动就与“古希腊”无关！
20世纪80年代当代作家理查德·斯通曼（Richard Stoneman）在其所著《探寻古典希腊》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寻觅古代希腊，仿佛是一段始于中世纪曙光、早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前就发生的历史、一段关于胸怀冒险精神、心揣不同动机却又走向同一目标的旅行家踏访希腊的历史、一段发现古典时期遗产、重塑昔日辉煌的历史。”[ （《探寻古典希腊》，雅典，1996年[1987年英文首版]）]
“这位被后人公认为早期（西方）到过古希腊城市、尤其是雅典城邦的第一人，正是安科纳人基里阿库斯。这位伟大的先行者，也是在千年之后‘第一个挺身而出、将‘雅典城堡’改称为‘卫城’的拉丁语作家，并使得该词在拉丁语文学中首次得到正式采用’。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城堡’一词（castrum）依旧存在于欧洲近代语言中；直到17世纪，它才在旅行家们高谈阔论中被‘雅典卫城’完全替代。”[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5．五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们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的、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十七世纪，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原文为1638年，当为1698年之误，因为‘雅典学院’名称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之后才被定名为‘雅典学院’的，距离该画创作已经过了190年。
“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ymnasium 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参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 Rowland）撰写的《雅典学院的知识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罗马中探寻神医》，选自马西亚·霍尔（Marcia Hall）主编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剑桥，1997年，第150页以及注释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中的中世纪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页），作为最先触及该壁画所具有的文艺复兴意义的研究之一，明确指出法国旅行家马奎斯·德·塞涅莱正是使用该名称的第一人。”[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8页注①，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这幅壁画的创作原本属于一个以服务基督教信仰为宗旨的整体圣画项目。”[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事实证明，正是16世纪的批评家们将这幅作品奉为了‘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神学的荣耀。’”[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对这幅作品的理解上，当时扮演主角且抢尽风头的，竟是那个时代绘画理论的泰斗人物瓦萨里对此所持的保守态度；倘若我们对此一并加以考虑，那么，这一问题就更加发人深省了。按照他的理解，这幅壁画‘展现了一群正在探讨哲学、天文学与神学如何相互妥协的神学家，分门别类地展示了全世界的智者贤人’；在他们中间，他自然而然地认出了福音的传递者马特。而对贝洛里来说，他所肩负且不可推卸的使命，是要指出瓦萨里的确犯了错误。然而，在对这幅作品的基督教诠释中，瓦萨里并非孤军作战。对此作出基督教含义诠释的还有乔治 吉西（Georgio Ghisi）的版画。该版画首次在安特卫普付梓印刷，1550年又由当时著名的印刷商希罗尼穆斯·考克再版。它在显著位置上刻意突出了使徒布道行为，将拉斐尔的作品转换成了使徒保罗向崇拜偶像的雅典哲学家们宣传福音书的场面。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诠释后来又派生出另外一幅作品，不过这回儿站在宣讲台上的变成了使徒彼得。”[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8-8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可以肯定，推翻瓦萨里的解释，正是重新评价这幅作品的必要前提。可是，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谬误而备受指责的瓦萨里，却在近期得到了一批艺术史学家的高度关注。而他们关注的目光，正是聚集在重建艺术作品含义生成的历史环境上。”[ 注：“在这些研究论文中，作者不仅偏向对‘雅典学院’宗教认可的辩护，而且通过对壁画细部的详尽分析以及对这些细部的错时审视、重新回到了当年瓦萨里的主张上。”见[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总之，一旦我们将16世纪初的这幅名画置于教廷的精神氛围中（艺术史学家新的研究取向，成功取代了原先艺术风格及艺术方式分析），我们对它的理解将更加清晰透彻，就能够重新梳理和重建该作品产生以及对其解释的历史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它起码在表面上抵消了古希腊哲学、当然也包括雅典在教皇皇室中所占据的意想不到的核心地位。”[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8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透过上述观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关该文艺复兴运动顶尖艺术作品的所有解释和观点最终都与该壁画的主题相关……从相关内容看，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幅壁画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这座典型的偶像崇拜城市的基督化时刻，而不是那个哲学流派精彩纷呈、鼎盛时期的雅典古城。在后人眼中，拉斐尔的雅典，还有梵帝冈的雅典，呈现的是如此一副模样：它游移在‘智慧’和‘哲学’仍未显山露水的地平线上，游移在对使徒布道、而非对帕夫萨尼阿斯（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译者）游历的认知中；总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世界来讲，这样的雅典才更加可信，才更易接受，因此它才能够登堂入室，装扮教廷。
此外，这幅作品的制作过程，不仅关系到朱流斯教皇二世下令定制该画时的精神背景，从客观上讲，它还涉及到一场旷日持久、覆盖面广、以振兴及重建罗马为目标的强大思潮；这场以胜利告终的思潮，发端于1470年前后西克斯图斯教皇四世有关打造基督教城市与古代城市一体化的新思维和新远景；而对这一新思维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正是教皇保罗三世时代的米开朗基罗和16世纪40年代拉斐尔的艺术作品。此后不久，贝尼尼（Bernini）的作品又将这一新思维推向极端。……
需要指出的是，如同我们反复提醒的那样，无论是论及希腊的具体问题，还是论及古代或古代人本身的含义，我们都必须谨小慎微，不要以为使用了同样的词，就可以随意张冠李戴，将后来的意义强加给当时本不具备这些意义的时代。”[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0-9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西洋假古董面前，当今中国学者的崇洋心态
余秋雨：
“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一代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总是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那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对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百家争鸣的想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
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麦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气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lato Academy）。
《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古典哲学的两大流派。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也有人在台阶上旁若无人地独自研究，后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两座浮雕，分别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
画面上这些人从不同方向进行着平等的、创造性的思考，实在让人振奋。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靠的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对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复兴。
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岳麓书社2011年6月]
中国的这位学者下了决心，要给下一代留下深刻印象，宣称以世界坐标——十六世纪西方画家所编造的故事情节，好让中国人今后子子孙孙对着假古董——虚构的“古希腊”——顶礼膜拜……
6．六重虚构——图纸上的“古雅典”
1758年，法国建筑师、巴黎皇家建筑科学院历史作家勒·鲁瓦（Le Roy）《希腊最美古迹》出版，该书通过测量与观察，将雅典的古代遗址转换为图画或图纸，“一经问世，立刻受到了热烈追捧；……是欧洲最早发行的、有关雅典古迹的权威性出版物。”[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据说在法国人勒·鲁瓦进入雅典之前，英国建筑师斯图尔特和里维特已经先期到达（1751年）雅典并展开了对古迹的测量与测绘。“于是各种各样完全按照实景及实地绘制的图纸、剖面图及平面图层出不穷。……斯图尔特和里维特将精确奉为最高准则。为了严格按照要求完成制图工程，他们在雅典住了近3年（1751-1753）。在工作同时，他们还着手准备撰写有关雅典的新书：一套大开本的插图书（考古-建筑大画册）。……这部题为《雅典的古代遗址》的多卷本巨著，饱含了斯图尔特和里维特辛勤工作的成果。然而它的发表却一拖再拖，直到1762年才开始陆续出版，并最终未能全部出齐。斯图尔特生前亲自从头到尾地审校了第一卷（1762），而未等第2卷（W.牛顿校审）问世（1788）他就撒手人寰了。而由他人编审的剩余几卷同样姗姗来迟，1794年出版了第3卷（W.里维尔利），1816年出版了第4卷（J.伍滋）。”[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99-3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上述的测量、测绘及其出版物可靠吗？
既然是实测，那一定是依据18世纪50年代当时的实景。先让我们看一下在此前后曾经到过雅典的学者们对雅典古迹的记述。
据当时约百年前的十七世纪，多面手历史学家迪·康日发表了论著《弗朗索瓦大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他说：当时的雅典在土耳其人奴役和支配下，“它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古代辉煌的标志或遗迹。”[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9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十六世纪一部地理学词典的词条：《雅典》“希腊最崇高的城市，一切学问的源泉。如今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了茅舍矮房。”[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1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十八世纪，伏尔泰对雅典的描述：
“雅典雄伟古迹的绝大部分，曾被罗马人竭力模仿却始终无法被超越。如今，它们已经沦为一片废墟，或是完全消失了：在塞米斯托克里斯（波斯战争期间萨拉米那海战的希军统帅。——译者）的墓地上建起了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就像在罗马国会山的废墟上竖起了一座圣芳济会的小教堂。古代的雅典娜神庙也变成了清真寺，比雷埃夫斯码头也早已不知去向。在那儿附近，至今还躺着一尊古代石狮，码头因此而得名，可就连它也几乎埋进了土里。在科学院的那片草坪上，扎满了园丁的破茅房；壮美的竞技场遗址，只能唤起心底的虔敬和悲悯；只有月亮女神阿耳忒弥神庙，好像并未在岁月的侵蚀中受到损伤，这多少使得我们还能揣摩昔日雅典的容貌。这座战胜了薛西斯（公元前486－465年的波斯帝王——译者）的城市拥有一万六七千居民；可是，当他们面对手上仅握着一根小白棒的一千两百名土耳其士兵时，居然吓得全身发抖。大敌当前，面对外族压迫，曾经战胜过雅典的老对手斯巴达人，又与雅典握手言和、一致对外了。为了赢得自由，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拼尽全力挽救莱克格斯[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雄辩家和政治家。---译者）]留给他们的高傲、顽强的风俗遗产。”[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2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雅典已经没有什么古代辉煌标志的古迹存在了，对于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进行测量与测绘呢？
英国建筑史上新建筑风格——“建筑创造冲动”
“而在这一系列图书出版之前，此类工作的成果就已经体现在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许多建筑物上，从此开创了英国建筑史上以希腊复兴（Greek Revival）而著称的新建筑风格。”[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实际上是“新建筑风格”，而不是什么“古希腊风格”。
“除了它对建筑史及品味史的关照，是否还能假设：它还隐含了某种建筑创造冲动、并在完美程度上企图超越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建筑——当然这里指的是英国和法国。透过18世纪北欧建筑大师们在革新典范及艺术上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也许我们能够窥见某种坚决摆脱意大利束缚的情结、一种试图脱离徒劳无益的意大利模仿竞争行为。”[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原来是一种“建筑创造冲动”！由此可知，下述内容、也就是所谓“纸上的希腊”的由来，不过是后来编造的故事：
“18世纪中期，当欧洲城市迅猛发展、欧洲南部及地中海旅行方兴未艾之时，两位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图尔特（1713-1787）和画家尼古拉?里维特（1720-1804）相聚罗马，共同谋划对雅典古代遗址的分布图标做一次系统整理。临行前，他们就这一想法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关于出版一套新的阿提卡古代遗址精确绘图的建议》。从1748年（罗马）到1753年（伦敦、威尼斯），这些文章在略加改动的基础上先后发表，目的是为实施这一计划争取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系列文章‘建议’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迅速流传开来，赢得爱好艺术阶层的一片喝彩。”[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91-29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不惜“虚构图纸”
“尽管属于鲁瓦本人的‘建议’（1756年文学年刊，阿姆斯特丹）在总体上秉承了斯图尔特和里维特的行动纲领，但他的选择还是透露出了某些实质性差异。……他更多地受到了某种废墟氛围的驱使，……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他甚至还滥竽充数，将一些遗址（最初模样）的虚构图纸放进了他的作品中，其目的无非是想制造某种势不可挡、雄伟壮丽的气氛。”[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与斯图尔特有关新建筑传统的精神相比，鲁瓦的精神同样可圈可点（他更倾向于历史与建筑理论方面的题材），众所周知，这一新建筑传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依据来自马库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建筑师）的建筑原理以及古罗马建筑遗址的典范。面对这个重新审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鲁瓦发表了有关雅典废墟的看法：
……多亏了这些伟大的建筑师，艺术在意大利才得以复兴。倘若这些建筑师能够欣赏到哈德良执政时期的罗马景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景观、哪怕是他们所处年代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希腊景观，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为我们奉献出更加完美的艺术——这些宏伟废墟所蕴含的艺术将为他们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 勒·鲁瓦的《希腊最美古迹》，巴黎，1770年，第2卷；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再一次展示以往的全部辉煌——“纸上希腊的杰作”
“从描绘雅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上讲，《雅典的古代遗址》、尤其是斯图尔特本人的崇高地位，最终得到了一致公认。他的作品被誉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1808年，当此书法文两卷本出版时，还附加了一篇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长篇论文，其中包括了斯图尔特与鲁瓦之间的争辩。……法文版前言这样写道：‘我们看到了希腊建筑在其废墟上的重生——就让我们这样表达吧。雅典及其古迹再一次生动展示了它们以往的全部辉煌。’”[ （斯图尔特&里维特：《雅典的古代遗址》，巴黎，1808年，A卷序言）[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0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就这样，“纸上的希腊”完成了雅典以往全部的辉煌！
7．七重虚构——假托“古波斯”游客：“古希腊”从这里开始
“虚构”公元前4世纪前往“希腊”进行旅行的“外国人”
“让-雅克·巴泰勒密教士撰写的《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青年阿纳哈尔西斯在希腊的旅行》……。继温克尔曼的作品之后，这部作品以生动的手法展现了古希腊世界的全景图，对传播希腊以及对宣扬18世纪末欧洲的希腊崇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书中的主人翁是一位公元前4世纪前往希腊旅行的（虚构的）外国人。” [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正是这部虚构的书，对18世纪末欧洲的希腊崇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巴泰勒米“虚构希腊”的模型实际上是“意大利”
“的确如此，正是在18世纪中期踏访意大利时，巴泰勒米捕捉到了阿纳哈尔西斯[ （古代斯基台贤人，公元前589年梭伦时代到过雅典，由此萌发了传播古希腊文明的思想。---译者。）]的思想。当然，我们还知道，此事发生的具体年份是1755年、即温克尔曼到达罗马的同一年，假如我们考虑到上述从意大利本土前往希腊在旅行时间上巧合（再考虑到斯图尔特和里维特从罗马出发的建议），那么，这一现象就值得认真思考了。
不过，《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青年阿纳哈尔西斯在希腊的旅行》一书中的意大利灵感，还不同于其他对‘希腊’的谋划；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与公众期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巴泰勒米并不是通过古代意大利、抑或古典时代的罗马大地、更不是通过他到过的大希腊地区、才萌生对古希腊大地梦幻之旅的想法；换言之，在巴泰勒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间上更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正是这个意大利将他推向了希腊。”[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巴泰勒米将这些相关内容记录在了他的《回忆录》里。他向我们表明，到底是什么想法最终引导他借助一个斯基台人、即一个野蛮人的眼睛、去描绘希腊及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的辉煌画卷。这段美好的经历，真值得仔细揣摩一番。这不仅因为该事件从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且还因为它的确以某种意想不到及耐人寻味的方式、向我们诠释了历史上著名的‘转向希腊’、即古典主义或回归古代；而巴泰勒米正是举世公认为的、这一思想的卓越代表和普及者。
‘命运给了我一个有关阿纳哈尔西斯旅行的灵感。1755年，当我身处意大利时，我对所到之处城市现状的关注，远不及对它们昔日辉煌的关注。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以往那个年代：它们（这些城市）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将科学和艺术纳入坦荡的胸怀。于是我想到，如果围绕利昂教皇九世时期及后来的年代、对这个国家作一番旅行描述，那么就一定能够呈现出人类精神发展历史中更有趣、更有用的场景。下面这个有关一个法国人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描述故事，也许就更令人信服了……。’
在紧接下来的长篇讲述中，巴泰勒米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个法国人在16世纪初、即文艺复兴运动时间‘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之前的意大利之旅。他提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意大利城市，并向世人一一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大文豪、诗人、发明家、印刷商、藏书家以及科学家，当然也少不了众多的艺术家。在主人翁所到之处，这些杰出人物比比皆是，令他赞叹不已。这个象征巴泰勒米理想、且缓缓展开的虚幻旅行正是一次对意大利的访问：
‘……当时的这个国家，文学繁荣，时刻都在创造新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包括这个国家在内、不同国家制度以及自然和气候因素相互竞争的产物’。
作为结束语，他直接道出了诱发他全部想法的现实动机：
‘从此往后，我们就可以尽情收获有关点亮欧洲之光的所有发现和思想源泉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6-31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通过“虚幻之旅”诠释现实的“奇迹”
“为了不使人们对其作品用意产生任何怀疑，巴泰勒米在结束讲述这一虚构旅行时还不忘说道：
‘为使人们对我想描述的旅行事先产生兴趣，还需补充如下。在这个为荣誉而爆发的激烈竞争中，所有的一切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其中就包含了那场著名大革命所孕育的新思想、所有欧洲民族参与的风云运动、所有在我们的脑海里与古代罗马搅在一起的前因后果，以及所有预示着未来的现实；因为，综上所述，利昂九世时代象征着未来的曙光；而此后的17至18世纪从不同民族中涌现的天才人物，都应将荣誉的绝大部分归功于早在两百年前意大利所昭示的一切。’（《回忆录之三：青年阿纳哈尔西斯》）
巴泰勒米冲出巴黎、于18世纪中期来到意大利——他心目中文明欧洲的所在地；通过这个徜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创造的‘奇迹’之上的虚构之旅、他时时都在梦想诠释现实中的‘奇迹’。他走进历史，期盼从中找到有关历史进步地真实原因：一道被我们反复论证、并被18世纪文人津津乐道的主题——文艺和艺术复兴，似乎在巴泰勒米的思想中渐渐赢得了一个历史进步的时代特征，并且占据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的‘曙光’地位。”[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古希腊”从这里开始
“然而，故事讲到这里却峰回路转。巴泰勒米没有沿着灵感和自信所铺垫的道路一路前行，也没有成为一个雅各布·伯克哈德[ （曾撰写有关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译者）]；如同他所戏言的那样，由于不适合继续讲述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于是只好求助别的事物来替代先前的抱负。他封存起眼下虚构的旅行，随即作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毫无先兆地掉头回到了两千多年前、即从16世纪初的意大利来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并将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个（‘未开化的’）法国人瞬间演变成了一个来自欧洲边缘、来自亚洲的斯基台人：
‘我琢磨着，虽然与我习惯的工作并无太大关系，但探访一下亚历山大之父、菲利普时代的希腊，也许能够给我提供一次机会、将希腊历史曾经赐予我们的、那些更加有趣的东西一并展现在刻满铭文的土地上；比如说历史从未揭示过的、有关科学、艺术、宗教、风俗及道德的无穷细节。我总算捕捉到了这一想法。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于1757年从意大利返回，并开始着手落实我的这一想法’。”[ （《回忆录之三：青年阿纳哈尔西斯》）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近代欧洲才是“古希腊”的模版
“由此可见，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体的希腊百科全书的灵感由来——它无疑构成了日后‘希腊古风’的强烈信号，不是别的、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大利、即巴泰勒米所说的欧洲振兴与繁荣的开端。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事例来说明，对于18世纪来说，古希腊代表着近代欧洲成就在古代世界的回映，构成了欧洲增强自信的镜子。
从这一视角出发并沿其逻辑发展前行，充满激情和力量的希腊之旅，就再也无需凭靠自然及地理上的希腊了；希腊只要存在于彼岸就足够了（和温克尔曼一样，巴泰勒米也曾有机会、却从未下决心访问希腊）。此时此刻，所有的灵感均源自现实，源自他所处时代的欧洲。作为近代欧洲历史的中心、地中海南部的意大利，足以担当起传播这一灵感的重任；因为，两个国家（两个时代）所书写的历史教程具有鲜明的共性；这就是文明的曙光、抑或古今文明的起源。”[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8-31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古希腊”兴趣与“古罗马”兴趣在18世纪的融合
“不仅在文明‘曙光’，进步开端以及现代欧洲人的感恩对象上，这两个时代具有一致性；重温巴泰勒米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全景式描述，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这段关键性言论、重新思考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这些进步是包括这个国家在内、不同国家制度以及自然和气候因素相互竞争的产物 ’。
让我们从希腊之旅重新回到我们所熟悉的观点‘自然和气候’上来，同时着眼于另外一类充满活力的概念表达：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此，它表现为进步的基本前提条件。巴泰勒米将这一观点置于《扬·阿纳哈尔西斯》一书的开头，并在有关希腊历史的序言中对此作了完美的表达。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曾在大卫·休谟那里拜读过的同一基本观点（《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如今的欧洲正是希腊过去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较之这个微型典范，它的规模显得更大了而已’。这一不同独立国家相互竞争及文明进步的内在关联，形成了某种结构庞大、强大有力的诠释模式；它被运用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内部，被贯穿于有识之士对18世纪希腊的分析理解以及对欧洲的今天及不久前的过去的深刻领悟、并最终期盼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在这部广为流传、有关古希腊的近代作品背后，却隐藏着短暂却至关重要的意大利历史。无论如何，它对我们充分认识希腊成为时尚标杆的种种方法和途径颇为有用，并且能够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并在新的认识指引下细心品读巴泰勒米有关希腊的论述。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这部巨著还未被系统研究过；从某一特殊角度上看，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欧洲人的意大利之旅所起的作用；而一旦我们将这一旅行与大旅行传统融会贯通，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新型关联的必要前提——一种近代意大利历史与古代希腊历史之间、即不同文明兴衰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18世纪中期，兴趣的焦点转移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大利和古典时期的希腊身上；在我看来，虽然有所不均，但这样一种兴趣平行、对应及交叉的展示方式，恰好代表了某种新的发现；它的意义大大超过了为重新认识该时期的欧洲意识所进行的研究。不仅如此，它还充分说明了，源自对古代希腊兴趣的术语和源自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兴趣的术语，在18世纪中期开始相互融合；反映在这两方面的历史探索，似乎都是新欧洲主流意识的直接产物——18世纪的欧洲全景图恰好隐藏在16世纪的意大利抑或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背后。借用时代的流行语来说，在当时，连接‘人类精神辉煌时代’的这两根红线，看来才是所有兴趣的焦点；才直接关系到有关寻找时代进步及‘欧洲民族’振兴起源的种种质疑；它最终表现为一种艰难曲折的探索：贴近再帖近历史，努力发现一个价值相符并能够诠释今天的过去。让我们再次重温巴泰勒米的那句经典名言吧，‘我们就可以尽情收获有关点亮欧洲之光的所有发现和思想源泉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9-32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希腊概念”与“欧洲概念”之形成互为因果
“由此可见，就像我们在大量分析中有看到的那样，希腊存在于客观现实中；18世纪中期，它的存在从诸多方面得到了验证；一个人能够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轻松地想象希腊及其古代世界并对其尽情描绘。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现实前提、即这个国家在现代地理意识中的快乐重现。面对巴泰勒米的经典之作，我们有责任指出，尽管这位法国文人在其工作室里、根据古代原始素材精心绘制的一幅幅古希腊生活的‘静态画面’，但在其作品的结尾处，现实中走来的希腊同样显得精彩纷呈；而生动、准确地描述希腊城镇及地域。亦构成了该作品的显著优点之一。
《阿纳哈尔西斯》一书对希腊地理的真实展现，不仅仅局限于叙事部分；根据实地考察得出的最新准确信息、由巴比·迪·博卡（Barbié du Bocage）专门绘制的一批历史地图，也作为附录同时发表。
注：……18世纪，尤其是法国的古代希腊地图绘制传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各种活动的相互作用，对最终将希腊这个国家导入‘科学’知识范畴及重塑欧洲系统起到了积极作用。无论怎样，这一发展与实地描述及测绘有着密切关系。在此，我们将不再探讨绘图或地理发展这样一个专门技术问题（这一发展的节奏与历史地图绘制是协调一致的），而只想强调一点：地图家唐维尔不愧为希腊地图绘制的杰出代表人物。……
总而言之，类似巴泰勒米专门研究古代希腊的图书，它的诞生是离不开希腊之旅所积淀的新知养分的；换个角度讲，该书呈现的古代国家及地域画面，又反过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了希腊的地域现状。
作为新的古代希腊及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旅行在展示该国的物质存在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希腊的现实状况，无论是对废墟的描述和考证、还是地形、人居、自然风貌和人口状况，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地域所持有的‘希腊性’，成为了认识上的主要特征和方式，构成了它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内独立存在及运作的鲜明表象。诚然，实地考察和描述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希腊含义的新知，它们还将一个真实、普通的希腊引入18世纪欧洲想象世界的视野中。在公众的心目中，希腊早已是一个存在中的国家；它是一个古代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国家，一个新兴的古代国家；希腊愈加清晰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个与欧洲关系愈加密切的国家。从意大利转向希腊——这一转向因地域相邻而十分便捷，一方面表现出地理位置的相近，同时也预示着文化及历史的相通。大量信息潮水般涌来，其中包括了实地考证的信息以及古近代文学史料的信息；所有这一切被结集出版，共同展现出这个现实中的古代国家的崭新风貌。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如何通过雅典被重塑——准确地讲是建立，又如何从占领它的帝国版图中脱颖而出，从而牢固地与它从属的大陆联系在一起；而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同一时期形成的新的欧洲大陆的统一意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20-32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8．八重虚构——‘乌托’人物汤普森及其作品：“东方之旅”收官之作
1744年“东方之旅”收官之作“汤普森绅士及其作品”，原来是由十八世纪欧洲出版商“伪造”出来的。
“18世纪中期，也就是在有关雅典不朽建筑的一系列图书问世之前，重现希腊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已告一段落。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hompson,1744）的游记作品为此作了总结性发言。当然，这主要并不是因为此书成功发行，而是它体现的特殊性；正是这一特殊性才使得这部作品成为某一阶段的收官之作。这实际上是一部‘虚构’作品，准确地说是一个抄袭。这里的旅行者—作者极有可能是一个虚构人物——出版商的发明创造，其目的是为他随之将要发行的另一部游记作品奠定可信度。”[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3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确定“希腊国家”疆域的范围
“这部作品共三部，其中也提到了希腊。第一部恰巧讲述了三个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以及欧洲的土耳其（其中还有马耳他，但只用了简短篇幅）。而其中‘欧洲境内的土耳其’（Turkey in Europe）肯定包含了希腊；当然，这里明显指的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
在第一部中，作者在整体叙述线条上承前启后、将上述三个国家的三座城市分别置于相关章节的中心位置，并以同样篇幅分别对这三座城市作了重点描述：巴黎、罗马和雅典；母庸讳言，在作者看来，只有第一座城市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首都。尽管如此，按照我们对这种新型城市运作方式的逻辑理解，这三座城市都被当成了相关国家的缩影和代表：首都。……在有关居民问题上，汤普森没有直接对他同时代的希腊人下结论，而是通过雅典人的案例、选择了更复杂的解决方案。他以‘速写雅典古代居民’结束了他的展示，‘而这一速写却在诸多特征上都与新希腊人的特征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讲述的是古希腊人，而不是新希腊人。
……在如何看待希腊人问题上，也许汤普森别有用心，他并没有采用适合解决其它典型欧洲国家问题的同样方法，却对此略加改动，从而强化了希腊以某种特殊方式成为自治国家的画面。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谈到土耳其人及其统治方式和宗教习俗时，汤普森将相关角色全部都归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名下；正是以这样方式，他从地理角度将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明确区分开来，而这个区分正是取决于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中心。在此，雅典再次呈现为某种意义上的首都——就像在斯蓬那里发生的那样，尽管‘首都’一字未提，却具有首都的应有功能。
我们看到，在雅典周围形成了一个广泛区域；这个区域的希腊身份不仅借助历史回顾或古代遗产而被证实，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基督教-希腊居民的认同。在汤普森的作品中，图内福尔的岛屿之旅（他的写作素材主要取自克里特以及爱琴海上的基克拉林群岛，比如克里特、米洛斯、西弗诺斯、拿克索斯、帕洛斯、安提帕罗斯、蒂罗斯、西罗斯以及克斯诺斯）、与斯蓬及维勒的陆地之旅（主要指艾莱夫西纳、迈嘎拉、科林斯、里瓦蒂阿、德尔斐和忒邦）达到了完美结合，被精心打造成为统一的整体。而有关陆地之旅的资料主要取自维勒。
我们目睹了重塑希腊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作为欧洲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以雅典为核心的国家。而汤普森的‘欧洲的土耳其’，虽然并未与希腊合为一体，却无疑隐含着希腊、这个或多或少能够与法国或意大利相提并论的自在国家。”[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3-28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形象”基本定型：出尽风头
“在汤普森的作品中，雅典的相貌特征都已得到基本完善。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早在17世纪70年代描述中就已见到的某种看法：根据这一看法，雅典这座城市在面积和现状上都令人刮目相看，至少相对以往传闻中那个微不足道的雅典而言。比如，提到它的面积，汤普森补充说：‘这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至于古代遗址，他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卫城’一词，从而替代了原有的‘城堡’；在他的心目中，卫城无愧是这座城市的最古老的部分……，他不惜笔墨、用了大量篇幅来描绘雅典的古代遗址。
此外，在汤普森看来，基督教的雅典也并非与生俱来的；为此他小心翼翼地提起了使徒创立雅典教会的往事：‘基督教首先是通过保罗的宣讲而进入这座城市的，这样的判断也许并非错误’。由此一来，这座古典城市也就盖过了古代基督教城市的风头。”[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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