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一个枢纽

现在经常看到有人拿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做比较，其中被认为最有可比性的是汉朝和罗马，这两个古代帝国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从文明之萌芽，到地方性王国建立，到建立一个基本能涵盖各自的“世界”的帝国，这样一段历史，东西方是相似的。甚至此后，这样一个统一的帝国走向崩溃而再次陷入分裂的局面，东西方的发展模式仍然有相似的轨迹可寻。可以说，从政治角度看，东西方历史发展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是在这个再度分裂之后：西方虽然有基督教作为一个统一的文明象征，但在政治层面，是在“分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列国局面，而再也未能走向真正的一统（像罗马帝国统一已知世界那样的一统）；而中国在经历了和西方类似的分裂局面之后，却在隋唐时期再次实现了大一统。而隋唐的再次大一统，才真正奠定了中国一统的格局，此后虽然有蒙古和满清的外族入侵，虽然在每一个王朝末期都经历混乱割据，但大一统的观念深入身心，并成为政权合法性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和基础。也由此奠定了中西方最大的一个不同。

为什么在5-9世纪，分-裂的西方最终无法再次一统，而中国却能够跨越分-裂再次统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统一与分-裂的枢纽，固然有轴心时代文化底色的影响，历史现实的层面，就要从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历史脉络深处去寻找。

东晋南渡变局下士人的选择

西晋末年，政治黑暗，军阀混战，五胡祸乱中华，士人所面对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严酷。石勒石虎等暴君动辄杀人数万，生命被抛掷成一粒粒沙尘，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荒谬，在生存的权利都很难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作为文化精神担负者的士人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该以怎样具体的实践形式来“践形”天道？

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思潮是魏晋玄学，讲究以道家式的达观来实践儒家的礼教精神，魏晋玄学的柱梁郭象称，“名教即是自然”，表面上是讲名教与自然的无间融合，实质上是把名教的基础建立在“自然”上，与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论”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对人性基础的强调，这一人性是气质层次个体的人性（不同于孔孟和宋明儒偏道德层次的共通的人性）。

落实于气质层次人性的魏晋玄学是把社会责任的道德承担拉回到个体的生存选择上：是否为天下尽道德义务，来自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礼教规范对个体已经没有内在的约束力，现在你可以也应当本着你本性的要求来实践社会生活。

到西晋末年，中华社会的生存苦难到了一个极点。相比于北方，那时的南方仍然是一片相对安宁的乐土。五胡乱华的祸乱还没有波及南方，南方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但另一方面，北方才是中华文化的正脉所在，南方在此前（魏晋时代之前）相对于北方，都属于“文化的荒漠”，从文化上说，甚至属于蛮夷之地。我们知道，虽然在史前时代，长江流域有河姆渡文化、四川有三星堆文化等，但自从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兴起之后，南方相对于北方，在文化上一直未居于正统地位。比如楚国，虽然也有灿烂的文化，但很长时期内，楚国都被“诸夏”视为蛮夷。秦汉之一统，是以黄河流域的关中文化为基础的一统，特别是在汉王朝统治时期，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有压倒性优势。

到了三国时期，我此前论述过，东吴的立国精神是世家大族自保以割据，这说明，在江南江东地区，士人的文化精神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样自觉的高度，江南江东很多地方还未完成开发，也未完成文明的开化，很多地方甚至还没有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当时的一个客观情况。

面临北方战乱和个体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南渡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可供选择的道路。但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选择南渡，有些人选择了留下。留下的人可能要面对异族的统治，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文化理想。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南渡还是留在北方，都有一部分士人，即使面对严酷的生存考验，也因为忧心天下之兴亡，而力求为这个民族、这个族群探寻一条出路。

南北朝士族对统一理念的维系

在中华大地上，绵长三四千年的历史中，统一一直是主流，即使在大多数分-裂时期，割据政权一般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王国，不认为自己与相临的割据政权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而认为只是暂时割据。割据政权之建立，有些是为了维护地方利益的一种自保行为，更多的则是以割据来积蓄力量，逐鹿天下，以最终统一为目标。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民族认同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成为今日之中国所依据的历史精神渊源。

在这个问题背景下，我们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因为在这一段分-裂时期，更准确的说是在南北朝时期，割据政权之间彼此完全不认同，民-族构成差异较大，国家组织形式有根本差别，只看外在特征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发展成两个国家，甚至两个民族，其彼此之间的差异甚至比现在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当然，后来是隋唐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初看起来，这好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我认为，如果南北朝之间的差别就像他们看上去那么大的话，即使以武力实现了统一，也会由于人民的不认同，推动起义反抗，使统一成为一场短暂的梦魇。秦王朝的迅速败亡，虽然与其暴政不无关系，当时山东六国的人民在长期分-裂后之不认同统一王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秦的统一，武力固然是必要因素。但从背景条件上讲，因为当时分裂的割据势力大多数是早先由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出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有一个共同的认同。并且孔子等人在观念上为统一做了准备，这就是春秋“大一统”（以一统为大）观念。秦朝的短命正是因为没有以那些观念为基础建立文化维系体系。而此后的汉朝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的文化维系体系，所以能够得以绵长（文化原因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

那么，南北朝时期的这个“统”的维系在何处呢？笔者认为，“统”之维系正是在士族，由于士族之重门第，重统系，便用文化和家族的双重力量在一个分-裂变乱的时代维持了汉晋一统理念的绵延。

明末顾炎武在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一朝一姓之亡，亡天下是礼教沦丧，率兽食人。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精神的维系对社会秩序以及文明的维持有根本性的作用。

东晋南北朝时的士人在探寻出路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探寻如何保存中国文化（含制度）之统，其中南渡士人选择的是“保江东以存中夏之统”，北方士人选择的是“以夏变夷”之统。

对南朝而言，由于自东晋至南朝，多由侨姓士族掌权，侨姓士族来自北方，在他们的观念中，江北与江南应是属于一个统一国家。他们大多支持北伐，即使没有成功，但使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南朝有侨郡、侨县的设计，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收复北方的故土。这就是所谓“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

对北朝而言，士族谱系主要是依汉魏时的官职及门第来品评高下的，这就在不停地提醒着人们汉时的一统，让人们以汉代的疆域来理解和看待当前的分-裂状态，让人们把分-裂看作是缺憾，而非常态，并依照这种理念在文化上感化和转变当权的少数民族，力图用华夏的文化传统来融合这些少数民族。这就是所谓“以夏变夷之统”。

南方士人坚持的“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和北方士人坚持的“以夏变夷之统”对于此后隋唐的统一构成真正的动力，并成为统一后人们认同新王朝的一个源泉和基础。

这两个“统”在现代中国的回响

1949年鼎革之际，对于当时承担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士人”来讲，同样面临着一个艰苦的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渡海去台湾或香港？

至少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尤其是其包含着明显的反传统倾向，在很多地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相冲突的。很多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渡海”，比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一批现代新儒家士人。在他们心中盘旋的一个理念就是“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希望以海外一隅的台湾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统绪，以图来日之复兴。

而另外一批同样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士人却选择了“留下”，这其中知名者如熊十力、陈寅恪、马一浮等。他们选择“留下”，一方面是对新的“天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许心中或多或少地存着一种“以夏变夷”的念头，认为外来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终将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和融合。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王达三在关于“大陆新儒家”的宣言中说：在台湾出现“去中国化”的情况下，台湾“新儒家”的境遇日趋困难。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传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经历史的落到了大陆学者的身上。如果说五十年来，我们是“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之统”，那么，今后我们就应该是“保大陆以存中国文化之统”了。——王达三先生这种信念的背后也是前面谈的关于在乱世坚持中华文化统绪的两种不同选择。

前两年《南渡北归》一书的热卖，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再次关注。就像在魏晋时期，士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并且共同构成后来中华传统精神之再次复兴和国族的再次一统一样，我相信，华夏民族的未来也必将迎来传统精神的再次复兴和国族的再次一统。

备注：关于“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相关表述最早见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大陆儒者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中对此有所申论，笔者参考了他们的观点。但放到统一分裂的大视野下来关注此一问题，是笔者的原创。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