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邯鄲故城是1961 年由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由品字形趙王城（即宮城）和位於其東北部的“大北城”（即通常所認為的郭城）組成。趙王城遺址現保存較好，殘存大部分地面城垣及城內夯土基址，而“大北城”則整體被疊壓掩埋於現代市區之下。儘管如此，邯鄲市文物部門自20 世紀50 年代至今，在配合城市建設過程中通過散點式的文物考古工作，對大北城的調查勘探取得了重大進展，於市區2～10 米深的地下大致摸清了大北城各段城垣的分佈及走向。
目前對“大北城”的認識是在邯鄲市城區之下存在着兩座交錯套疊的地下城址，其一為戰國時期修建，並西漢修整沿用的舊城，其分別以龐村、維多利亞港（原啤酒廠院內）、聯防路紡織醫院住宅樓、靈山為四個城角而成的南北向長方形。另一座位於舊城東部，大部分與舊城重疊，其東垣較舊城東垣向東約350 米，與舊城東垣大致呈平行之勢，可能是舊城遭到破壞，後期另築的新城。
2012年3月，為配合位於邯鄲市滏河南大街與渚河路交叉口東北角的新東方城市廣場及天悅名苑項目工程建設，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依法對工程佔地範圍內作了文物勘探工作，在天悅名苑小區東側兩個樓槽內發現戰漢時期南北向夯土牆一段，探明長度90 米並做了解剖斷面。牆底距地表11 米，殘高1～2 米，殘存寬度13～20 米。剖面顯示夯土牆有三次夯築過程，中段牆體夯築質量最高，且夯層清晰，厚0.05～0.15 米，夯窩明顯。
由於發現的此段牆體在史料中未曾有記載可考，且與以往所探明的戰漢時期“大北城”的位置相距較遠，為了搞清它的具體佈局、走向和與“大北城”的關係，2015 年6月至7 月，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組織勘探隊伍，對牆體南延段做了調查勘探工作。儘管勘探在鬧市區進行，地面全部硬化，只能選擇道路兩旁的綠化帶、便道和牆角等地方打鏟，還得避開空中電線、樹枝、地下各類線纜、管道等，勘探難度大，時間緊，卻依舊取得重要收穫。
發現南北向夯土牆自天悅名苑住宅樓下向南延伸過渚河路，經邯鄲大學行政樓至北方汽貿城內。在邯鄲大學行政樓前的渚河路南側便道上探得殘存牆體高度4.4 米，牆頂距現地表5.6 米，牆底寬36 米，夯築結實、夯層明顯。又在渚河路以南、滏河南大街以東、北方汽貿城西側的駕校練車場內發現一段東西向夯土牆體，牆體最高處距現地面3.8 米，殘高約6 米，牆底部寬約36米，牆體夯築結實，向東延伸至北方汽貿城內，與自北穿邯鄲大學行政樓下南延而來的夯土牆相交；向西追探，過滏河南大街直到羅城頭村內滏陽河水閘以南約15 米處。羅城頭村內牆體質量稍差，推測與鄰近滏陽河，長期受地下水浸泡有關。在北方汽貿城以東及以南的邯鄲大學校園內均沒有發現夯土跡象。
至此，一個新的地下夯土城角形成，即南北向牆體自天悅名苑住宅樓下向南過渚河路，經邯鄲大學行政樓至北方汽貿城內，長度約270 米，為東牆；東牆在此轉而向西，出北方汽貿城，過駕校練車場，穿滏河南大街，經羅城頭村至村內滏陽河水閘南側約15 米處，長度約640 米，為南牆；向西未探。從夯土牆的深度及地層情況，可以推測其為戰漢時期，應基本無疑。
以往所探明並認定的大北城南垣為自龐村曲折向東過浴新大街後轉而折向東北，穿陵西大街（規劃中）、干河溝村後又東折，經賀莊至維多利亞港（原啤酒廠）與東牆相交。如今新發現的城角南牆恰與以往所探明的大北城南城牆西段方向一致，且基本處於同一直線上。新城角較以往所探明位於維多利亞港（原啤酒廠）的東南城角向東擴了約950 余米。
2011年12月市文物部門在干河溝村南側，即水廠路以北、陵西大街以東的上都名苑建設工地勘探時，於5 米深的基槽內發現一條橫貫東西的城牆基址，探得全長342 米，南北寬約30 米，頂部距地表2.2米，殘存最大高度4.3 米，並於夯土牆上或緊靠城牆內側發現東漢墓葬5 座、唐墓2 座。此段城牆正好處於北方汽貿城內新發現城角南牆與原先探明的“大北城”南牆西段的連線上。從牆體上部發現有東漢時期墓葬可以確定，至遲於東漢早期，此段城牆已經廢棄。
2012年4月，在配合渚河路以南，浴新大街以西、邯磁公路以東、水廠路以北城區改造時，於趙都新城S3 地塊15 號住宅樓基槽東南部發現一段東西向城牆基址，與過去探明的龐村轉角沿渚河路以南向東延伸的“大北城”南垣處在一條直線上，且走向、寬度基本一致，當為大北城南垣之一段。從解剖斷面上觀察分析，“該城牆與位於其東側的上都名苑內發現的夯土牆為同一道牆體”。
綜上，大北城南城牆自龐村向東經趙都新城3 號地15 號樓，過浴新大街經五倉區後分為兩道，一道為之前探明並認定的在陵西大街以西折向東北，穿干河溝村後又東折，經賀莊至維多利亞港（原啤酒廠院內）東南城角；另一道則徑直向東，經上都名苑、羅城頭村，過滏河南大街至北方汽貿城新城角（上都名苑至羅城頭水閘段為直接連線，實際未探）。至於新發現城角東牆於天悅名苑住宅樓下向北走向如何，延伸至何處，暫無法得知，只能寄期望於以後的考古工作。
這兩道牆體之間的早晚關係由於目前缺乏足夠的調查及發掘資料而無法確定，不過依據在趙都新城S3 地塊15 號樓下發現的夯土牆與“上都名苑內的夯土牆為同一牆體”，且與新發現的一段牆體在寬度及走向上相一致的情況大膽推測，最早的邯鄲“大北城”應是以新發現的位於北方汽貿城內的轉角為東南城角，而自干河溝村折向東北至賀莊到維多利亞港一線城牆為最早的大北城南牆東段遭到破壞後接南牆西段重新縮小修建而成，且修建寬度及規模遠不及破壞前的城牆，當囿於初經戰亂，人力物力等各方麵條件限制之原因。
歷史上邯鄲作為戰國至漢代的都城所在地，鑑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和繁榮的經濟發展狀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諸侯爭霸、秦趙之戰、秦末農民割據之亂再到漢初的“七國之亂”，可謂戰火不斷，史書記載發生於邯鄲城並對其造成毀滅性破壞的戰爭就有三次，其餘小型的爭奪戰更是不勝枚舉。每一次戰爭都對邯鄲城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損毀，這是造成所發現的大北城城垣均有多次修補加固現象的主要原因。戰爭的破壞，不僅限於對城市主體本身，更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狀況，大量的勞動力被征為兵卒，戰死疆場，百姓流離失所，農田荒廢。在一次又一次戰火的衝擊下，邯鄲城市經濟每況愈下，人口數量越來越少，無論是從各方面能力還是從實際需求來看，都造就了每一次因舊城損毀而營建的新城在規模及質量上要遠遜於舊城的狀況。（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單位：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中國文物報】2017年11月3日6版）
來源：中國考古網韓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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