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
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
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周易》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
笔者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
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
要么，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
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
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
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P 3商务印书馆）。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据说”有2000年历史的罗素塔石刻，字迹清晰，断面完美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据说事先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成果就是在1809-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
1799年7月15日，法军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一块石碑。
1801年，法国战败投降，石碑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1822年，《法》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Champollion），一个12岁就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东方语言的所谓天才少年，突然之间，就破解了近7000年历史的古埃及文字，破解了罗塞塔碑，于是，埃及文明重新《应该说是首次》站起来了。
连埃及人自己都搞不清的历史，居然19世纪被欧洲人破解了，还破解到了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帝王》历历在目，宏编巨著，可喜可贺！
1832年，商博良死于中风，年仅四十二岁，蹊跷！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
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
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
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
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罗马历史学家和元老院议员塔西佗在其《编年史》第15篇44章中提到了基督，记载了他被彼拉多处决以及早期基督徒在罗马的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然而，塔西佗没有透露他的信息来源，Gerd Theissen和Annette Merz认为，塔西佗在耶稣死亡25年后出生，那时参考的前人历史作品也查无实据；塔西佗对“Christus”和基督教的精确细节，同样没有信息来源；而且，还将彼拉多总督（prefect）的头衔错写为检察官（procurator）。
Theissen和Merz认为，塔西佗谈到对基督徒的迫害，但在数百年中没有其他基督教作者谈到这次迫害。
Hotema指出，在15世纪之前，没有任何教父会引用这个段落文字；而且，这段文字提到罗马基督徒数量众多，而当时罗马基督教会实际上很小。
《编年史》、《历史》乃塔西佗一家之言，两部史书的撰史风格却存在较大差异。更奇妙的是，两部都只有残篇的“旷世巨著”连接起来，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6年，恰好是一部对应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史的全景。而这构成了《俄》科瓦略夫所说的“早期帝国的文献史料是塔西佗的著作”这一笑料。
“伟大的罗马帝国”，怎么可能建立在两篇残卷基础之上呢？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