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歷來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謂的『信史』，就是這樣的歷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訓練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間歷史學者按照嚴格的時間空間流行秩序，而對歷史過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記載。
中國的『信史』，往往有三個大的特點，一是資料詳盡，二是時間清晰，三是強調直言真實。
這樣的『信史』與中國歷史上早就存在專職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關係，更與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曆法相關，只有那些確立了清晰的時間空間節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產生得出相應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觀念。
當然，中國歷史書籍中也有時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這樣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記載，是符合那個歷史時代的認識水平的，其也與中國歷史著作的『信史』本質無關，這，是應該區分開來的。
【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周易】相比之下，西方歷史在17世紀之前，猶如茫茫霧靄，或者說是猶如一團亂麻，不僅中國人難以將西方17世紀之前的歷史了解清楚，恐怕連西方人自己也是永遠說不清楚自己17世紀之前的歷史的！
筆者常常感到奇怪，中國近幾十年來所編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歷史』章節怎麼會那麼富於邏輯條理？而且，這些『西方歷史』怎麼就和中國歷史典籍一樣，時間、空間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脈絡是那樣的清晰和『真實』？
這，到底是西方歷史本來就如同中國歷史那樣清晰可信，還是因為現在的中國歷史學者誤入了什麼套子呢？他們是否是在使用中國的歷史定式和思維框套去編篡了『西方歷史』呢？
而事實上是，西方的所有歷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歷史的時候，往往有兩種情況：
要麼，就象18世紀末期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737——1793）那樣，可以在不引證任何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就幾乎憑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要麼，就象18世紀法國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6）那樣，在自己的【風俗論】中，僅僅對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歷史做一種很模糊的簡單介紹。
那麼，伏爾泰和吉本的各自歷史著作，到底誰更嚴謹呢？應該說，伏爾泰更嚴謹！
因為，在18世紀，各西方民族國家的圖書館中，要麼，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羅馬文的歷史殘本（這個情況，美國的歷史學者湯普森（1869——1941）從嚴謹的角度，在自己的【歷史著作史】一書中對西方歷史上的各種歷史著作做了考證和介紹，根據他的研究，西方歷史上的歷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殘篇殘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會的杜撰本）；要麼，就只有聖經和荷馬史詩這樣的『神說』；要麼，就只有基督教會裏的各種明顯杜撰的歷史文獻。
所以，西方的歷史在當時還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說教中和民間的傳說中，並無真實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會開始進行『信史』研究，僅僅始於19世紀，與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關，這就如同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中，關於希臘時代以前的世界史，人們並不了解任何新情況，直到19世紀初。羅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認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鑰匙。這個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隨拿破崙到埃及去的法國學者發現的。』（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上卷P 3商務印書館）。
由此可見，西方國家關於歐洲中世紀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從拿破崙時代的考古實物工作以後所開始的，所以，象英國吉本那樣在18世紀就在沒有實證的歷史資料的情況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幾大本關於羅馬歷史的『巨著』，實在是不可信的！這點，目前中國歷史學界好象並沒有充分注意到！
『據說』有2000年歷史的羅素塔石刻，字跡清晰，斷面完美1798年7月，拿破崙遠征埃及。據說事先挑選了包括化學家、史學家、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外科醫生、古董專家等組成軍隊中的學術部門，成果就是在1809-1828年期間所出版的23巨冊的【埃及描述】。
1799年7月15日，法軍在羅塞塔附近發現一塊石碑。
1801年，法國戰敗投降，石碑為大英博物館收藏。
1822年，【法】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Champollion），一個12歲就開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歲時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古代東方語言的所謂天才少年，突然之間，就破解了近7000年歷史的古埃及文字，破解了羅塞塔碑，於是，埃及文明重新【應該說是首次】站起來了。
連埃及人自己都搞不清的歷史，居然19世紀被歐洲人破解了，還破解到了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帝王】歷歷在目，宏編巨著，可喜可賀！
1832年，商博良死於中風，年僅四十二歲，蹊蹺！
筆者發現，即使是西方現代嚴謹的歷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比如美國的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美國的威利斯頓·襖爾克的【基督教會史】，也包括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他們在描述西方17世紀之前的歷史和思想史的時候，大多也都是採取虛寫的辦法，他們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證19世紀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歷史巨著』，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所謂的希臘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些著作幾乎就是『說書』（湯普森語，他屢屢將西方19世紀以前的各種歷史著作說成是『說書』），或者說，他們在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清楚知道這些歷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多次提到過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和基督教會統治下的『大學』所杜撰的。
但是，很糟糕的是，筆者注意到，中國歷史學界和哲學界在編撰西方的歷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時候，大多都將19世紀以前的西方歷史書或者思想史著作當成為了『信史』，特別是中國哲學界還普遍對古希臘時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這樣，就造成了中國人所編篡的『西方歷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嚴謹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編撰的歷史書和思想史專著，還要『可信』。這，簡直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為什麼中國歷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筆者認為，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一些中國歷史學者在研究西方歷史的時候，所閱讀的歷史典籍往往很狹窄，他們大多習慣中國的治學習慣，將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開來審視，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他們看不清楚西方歷史著作因為存在基督教教會參與杜撰的『偽』問題；
二、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信史』歷史學情況，所以，許多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中國的一些歷史學者和哲學學者，他們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史，先入為主的就以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嚴謹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想到過西方歷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與中國的歷史學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產生條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因為中國人太習慣曆法時間空間概念了，中國人一說自己的歷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種時間秩序觀，象『張飛殺岳飛』這樣的事情，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笑話；但是，中國人卻很少想到，西方歷史上的政權組織就沒有設立過專職天官和史官，所以，無論是西方歷史學者，還是西方政權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會中的學者，往往沒有中國人這樣明確的曆年意識。
在西方的歷史典籍中，『張飛殺岳飛』的事情及其人神相雜的事情已經普遍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地步了，這正如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西方社會還習慣引證【聖經】裏編造的情況去說明自己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歷史著作往往有『說書』味道的原因。
當然，無可否認，隨着西方現代科技的發展，西方歷史學界開始使用碳元素衰變原理去測定西方歷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通過什麼樣的科技方法去對文物的歷史狀況進行理論推測，都是有條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隨便『大膽猜測』的，這就是說，如果這些文物沒有相應的文獻歷史資料去印證，這樣的純粹依靠科技手段對文物歷史年代的測定且進行的歷史情況推斷，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說，不能夠作為信史。
而西方歷史上的文獻資料，正如上面所說，『說書』性質大大過於『信史』。所以，現在西方歷史著作中的一些『編年史』，比如【塔西佗編年史】，特別是德國的維爾納·施奈因的【人類文明編年紀事】中的那些將許多歷史事件精確到了年月的記載，我們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
因為，這些曆年和紀事都並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沒有什麼相應的實證資料可言，你也永遠無法期望這種『歷史學家』會為你提供很實在的歷史相關證據。
羅馬歷史學家和元老院議員塔西佗在其【編年史】第15篇44章中提到了基督，記載了他被彼拉多處決以及早期基督徒在羅馬的狀況，學者們普遍認為是真實的。
然而，塔西佗沒有透露他的信息來源，Gerd Theissen和Annette Merz認為，塔西佗在耶穌死亡25年後出生，那時參考的前人歷史作品也查無實據；塔西佗對『Christus』和基督教的精確細節，同樣沒有信息來源；而且，還將彼拉多總督（prefect）的頭銜錯寫為檢察官（procurator）。
Theissen和Merz認為，塔西佗談到對基督徒的迫害，但在數百年中沒有其他基督教作者談到這次迫害。
Hotema指出，在15世紀之前，沒有任何教父會引用這個段落文字；而且，這段文字提到羅馬基督徒數量眾多，而當時羅馬基督教會實際上很小。
【編年史】、【歷史】乃塔西佗一家之言，兩部史書的撰史風格卻存在較大差異。更奇妙的是，兩部都只有殘篇的『曠世巨著』連接起來，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6年，恰好是一部對應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史的全景。而這構成了【俄】科瓦略夫所說的『早期帝國的文獻史料是塔西佗的著作』這一笑料。
『偉大的羅馬帝國』，怎麼可能建立在兩篇殘卷基礎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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