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旧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的自由经济吗？（上） ...

何新旧论：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的自由经济吗？（上）

《导 读》

　　近代以来，工业先发国家总是“好为人师”，热衷于向后发国家传授经济学知识。当初英国向法国、德国、美国是这样，今天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但是，成功的学习者却并不是照单全收，关于如何向“老师”学习，有这样一句谚语：“不要照他说的做，而要照他做的做。”这就说，“老师”总是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用中国近现代的惨痛教训来说，就是“老师总是打学生”。

　　没有错，“老师”向“学生”言传的经济学，不是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到自己的技能，变得强大起来，威胁到“老师”的地位和利益，而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人畜无害，接受“老师”的安排和打压。所以，面对今天西方热心推荐的经济学，中国也要多长个心眼，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事实再次证明，西方“老师”们依然言行不一，依然要“误人子弟”。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拼命教导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私有化、自由化，拆散国企、摈弃计划。但是，当代西方国家自己的经济体制到底怎么样呢？何新用详实的证据和数据告诉我们，根本不是它所大力教导的纯私有化、自由化经济形态，而是以巨型垄断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为主导，国家深度介入经济事务的混合经济体制。这是资本主义进化和发达的产物。而这也才是中国应该研究和学习的先进体制。至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扬的那套私有化、自由化，不过是17-19世纪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照着这样的教科书学，最后当然是“求仁得仁”，落回到百多年前的原始落后的经济状态中去。这也才是西方教师爷的“良苦用心”。（叶慧坚）

《正 文》

1、经济学被某些专家神秘化了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不。虽然在本届全国政协中我是作为“经济界”的委员，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应该承认自已是业余的。

　　我并没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我是把这门学问作为观察当代社会、理解古今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而来研究的。我是一个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者。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以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

　　何新：（笑）经济学常常被某些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必然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指导经济。

　　记者：难道您认为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

　　“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版）

　　这就是说当代经济学中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有被自我陈述的意见。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诺贝尔奖”钦定的权威仍然只是一种伪权威。别让他们吓住。

　　记者：您的意见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像唬人，也不要被偶像唬住。在经济问题上，倒是陈云的几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A·伊曼纽尔曾指出：

　　“在经济学这门学问中，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几乎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实际上没有哪一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学者把学术上的真理贬为自相矛盾的谬论，或把谬论奉为经典规律。在这个领域内，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伊曼纽尔，著名经济学家。1911年生于希腊，早年是一位革命者，曾被判处死刑（1944）。1946年出狱，二战后定居巴黎。曾担任巴黎大学第7部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为《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1969，巴黎）。]

　　此外，还要看到，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仅仅是，您了解有关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博士论文。但这与实际了解国民经济，以至操作现实经济并且保证其可以根据你的理论指导而成功，绝非同一回事。

　　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记者：是，我承认这一点。

　　何新：我尤其不欣赏某些经济学人。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所谓宏观/微观的术语以至某种数学模型一编排，就变成谁也搞不懂了。此类作品的一个范本，可以推举张五常博士《佃农理论》。关于这本书的评论详后。以术语美文装饰学术，这不过是用以掩盖思想和内容空洞的小伎俩。还有人乐于用数学冒充经济学。但如果真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实际操作，特别是预测，几乎总是必败无疑。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借以建立某种“话语霸权”。

　　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语词的迷障。

　　记者：但是，任何学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独特的术语。

　　何新：这一点我同意。R·F·哈罗德说过：“对仍处于发展早期的经济科学史，主要工作是适当的概念的形成史。”

　　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术语本身必须也应是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意义，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而在近年我们的经济学中，却生造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伪概念。

　　记者：比如说？

　　何新：例如什么“知识经济”、什么“知本家”这一类。

　　你知道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写过一篇与现在最时髦的“知识经济”有关的幽默文章吗？

　　记者：知识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

　　何新：马克思没有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他写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这篇文章收录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恩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马克思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知识经济”，但他嘲笑了把什么都说成“经济”的泛经济学。他说，如果什么都是“经济”，那么也可以建立一个犯罪经济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犯罪活动也是所谓“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因为犯罪活动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智力（知识的）活动。当然，马克思写此文其实是和当时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开玩笑，调侃他们。让我给你一个复印件。（见本章“附录”）

　　其实，对于一些精灵古怪的新奇术语和概念，我看连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

　　比如说，近几年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关于“机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经济涵义。所谓“转换机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呀？为此请教了一些颇具大名的经济学人。结果发现，似乎没有人真正讲得清楚。最后，我只好去查一查《辞海》，读书对“机制”这个词的释义如下：

　　“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经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将这个意义很不明确的生物或机械学方面的术语转借到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术语，其含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记者：人们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某种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

　　何新：这个问题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观察了几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说的“机制”，其实真义乃是指“所有制”。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要“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本书也会使用“机制”这一概念。但我使用这个语词的言指是：机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区似乎已实验过了这种奥妙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真的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2、脱离实际的“模式”和“理念”会毁掉国家

　　记者：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以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这一政策的形成和设计，也是以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持的。

　　何新：荒谬就在于此。科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被冒充为科学又被人们接受和实施，那么这种“科学”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东西。

　　在本体论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特别是对现实采取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必会误国误民！

　　人们总是责备1958年的大跃进。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1958年，人们也是依据当时的“科学”经济理论——“科学共产主义”，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中国似乎已经到达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前沿：“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6年以后，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认识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改变为：“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毛泽东）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据说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科学”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而为了构造另一种理想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国有经济组织发生了坏死性崩溃。城乡中出现了一大批失业、无业以及短期不规则就业，以至失去机会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现实，而且给未来留下了遗害深远的隐患。导致这一严重现实的经济指导理论，就是由美国输入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其实，作为另一种空想主义神话，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与1958年的那种乌托邦恰恰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面。

　　记者：这样讲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何新：有。我认识一位旅居美国的台湾知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高希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经济学的世界》。1988年他曾来中国，赠我一部他的著作《经济学的世界》。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属于新古典主义，但由于此书主要写给海外读者的，书中的观点还比较客观。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拟想的如下一个“天堂”模型：

　　“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逻辑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减少到最低，人民诱因要发挥到最高；市场上充满了竞争，当然没有联合垄断。消费者有足够的情报，当然可以做明智的选择。赚钱的厂商应任其不断的扩展，亏本的事业应任其倒闭。政府预算不宜有赤字，货币供给量应当受到稳定的控制。穷人申请救济时就给他们现金，富人创造财富时就给他们减税。人员资金与货物可以在国内外自由地流动，没有本国的干预，也没有他国的限制。在公平的竞争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贵。人人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为了利他，结果反而是两边落空。”

　　这里描绘了一个市场理想主义的自由天堂。试看这个天堂是多么美妙与和谐！正如50-70年代人们所追梦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国一样，这是另一种图版的“美丽新世界”。然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市场天堂实在是过于美妙，以至就连高希均教授自己也并不太相信它会成为现实。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后他说：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变成了人间的天堂，又有谁会不向往？问题是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

　　记者：难道这种市场经济的理想蓝图不能成为现实吗？在美国及西方它不是已经是现实吗？

　　何新：让我们听听高希均教授的说法，他指出：

　　“亚当斯密曾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出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下冥冥中指挥了经济活动的运作，产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后果——价格、服务好、品质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样奇妙。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使政治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干预，一方面带来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带来了以后凯因（恩）斯理论五十年的风靡！”

　　其实关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弊病，没有人比西方经济学家自身对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经济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

　　（1）贫富悬殊（何按：优胜劣败乃是两极分化的同义语）

　　（2）过多的私人消费，国家共有资源及经费不足

　　（3）社会成本（环境、公害等）的支付过大

　　（4）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

　　（以上参阅高着《经济学的世界》第15-26页。台湾天下图书，1987版）

　　高希均的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所以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一些台湾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到中国大陆来鼓吹的却恰恰是另一种观点。这一派人竭力掩饰自由市场体制的上述弊病，单纯吹嘘它的好处。他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国情，而承继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观点，竭力宣传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活动中最终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都认为国家干预是产生滞胀的原因，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供求平衡，为此，国家只应当制定竞争规则，而让私人经济自由放任地发展。弗里德曼认为，看不见的手“就今天而论，是非常重要的和切合时宜的”。他们宣传中国应当全面解散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作为市场化的终极目标。这种片面的鼓吹，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在经济学中人们最好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特别是如果竟以这类冒充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指导，对于一个国家将是非常危险的。

　　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3、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

　　记者：你谈的这三点很有意义。请深入解释一下。

　　何新：这三点是我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后总结的东西。既然目前的经济理论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用，经济改革又需要理论解释和思路引导。那么怎么办呢？

　　我认为与其让政策被某种乌托邦的模式所导引，倒还不如采用陈云那一代人的办法，即务实的办法。那一代人据说是不懂什么理论“经济学”的，但那是务实的一代人。1949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是当时国民党那些剑桥、哈佛毕业的“海归”博士部长们无论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们当时也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

　　但是陈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大跃进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靠三条：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同时也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误解的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第三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最严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经济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社会失业和就业问题，第二是为农民找出路的问题，第三是社会青年问题；千百万城乡青年人正在面临生计、职业、生活前途和出路的问题（包括高校毕业生）。

　　这三大问题都是当前最严重也最具有紧迫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国家治乱，影响当前也影响未来。如果政府硬是不管这些问题，如果天真地相信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推到市场中去，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去自然解决，这就是欺世误国之论！不面对这些问题，而迷恋于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数字，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国家、社会、人民、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记者：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生灾难。目前中国经济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和良好的势头。

　　何新：经济增长有两种，真增长和假增长。改革前中国经济年年也一直都在报告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

　　文革时代，每一年元旦社论都有一套口头禅：“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货币稳定，购销两旺，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届3中全会后，我们才知道，真相是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前经济形势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种种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就业率快速上升即劳力市场的活跃上。而当今并不如此，下岗、失业极其严重（某些地区社会形势甚至潜在地很紧张）。凯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么？叫《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从书名看，他认为“就业”是经济学的第一问题。他所针对的是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大失业。

　　2、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两类消费市场的活跃上，即投资消费和民用消费。当前国内市场仍很呆滞。许多企业的产品有价无市，市场库存仍在上升。

　　3、一个就业率低下，一个库存量上升。还有一个商业银行深陷贷款回收难的金融困境（据外电说呆坏帐目达到总信贷额的30%-40%，银行内部人士说更高。而官方说约10%。）这三项指标出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看作是经济红灯和警号。

　　记者：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统计模型有问题？

　　何新：当然有问题。首先统计局没有真实地统计下岗和失业的适龄就业者人数。现在一些统计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却根本不懂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动力不是“增长”，而是“市场”和“消费”。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单纯增长，若没有同比消费的推动，本身就将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导因之一。

4、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不同

　　记者：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稀缺”问题，也就是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即社会重要资源和资本的占有制形式。然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则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交换，也就没有市场经济。

　　何新：许多人至今一直认为，私有制与自由经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这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性质缺乏真知的误解。

　　记者：你这种说法似乎很新鲜。有根据吗？

　　何新：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美国后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汉森在1946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指出：

　　“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已不是纯粹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人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过渡。”

　　甚至萨缪尔逊也认为：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

　　他批评“自由放任”时写道：

　　“‘看不见的手’虽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经过思考和两个世纪的经验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学说的局限性。”

　　你应该知道，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自身，早已不是19世纪以前那种古典的私人所有制。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

　　（1）个人所有制；

　　（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

　　（3）国家所有制；

　　（4）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

　　中国的人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即“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或“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存有严重的误解。根据法、德学者的看法，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

　　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已与19世纪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两者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单一自由市场的古典资本主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大型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形成实力雄厚的经济航母——跨国股份公司。

　　在投资形式上，“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主要依赖银行而非直接资本市场。国家通过宏观财政及货币政策对产业给予扶植和强有力的经济及政治支持，而不是让它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听任其死生。英美模式则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

　　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20世纪一切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在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非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于具有国家订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

　　在美国存在着数百万私有化的小型企业，它们雇佣了就业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尽管不是大部分）。在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决定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绝不是这种小型私有企业，而是大型的跨国超级经济垄断体。在垄断组织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型企业、以及非垄断性的中型企业，都是从属于这种跨国垄断组织的。

　　国家所有制的高度发展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特点之一。这种所有制的形式，尽管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跨国垄断组织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国民经济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尤其表现在由国家对那些盈利低的企业和经济部门（包括国防工业）进行直接经营，进行订货，也包括由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非国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以低价提供生产资料。（参阅B·Minc著《现代资本主义》第1章）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所有制形态上，而且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都已与19世纪的古典幼稚资本主义（即亚当·斯密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记者：你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很少人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

　　何新：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是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些主张中国经济通过化国为私、化大为小，即通过私有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的人，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倒退到17-19世纪极端不稳定的幼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经济阶段，而放弃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现有成果。

　　记者：你认为17-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与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上，是否仍然相同？

　　何新：非常不同。斯密所构想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1）在每一个经济活动部门里，都存在着实力不相上下的各种不同的私有制企业。这意味着生产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占有垄断地位。

　　（2）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是资本家即小企业主。

　　（3）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地根据供求关系而形成，任何企业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自己制定的价格强加于市场。

　　（4）资本和劳动力存在着充分的流动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立即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5）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是短时期利润的最大限度化。

　　（6）市场供求机制是经济的主要调节者。价格根据需求涨落，参与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产品的实际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自动偏离生产价格。通过这种偏离，国民经济结构自动调整。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实际利润高于平均利润和平均生产价格时，资本就会流向这个部门；相反，如果某些部门的实际利润低于平均利润时，资本就会从这些部门流出。

　　（8）若不考虑时间因素，可以假设由于实际价格和实际利润偏离平均价格和平均利润，就会立刻或在极短时间内导致社会生产的扩大或萎缩，形成经济的周期性；这也就是经济危机。危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阶段。

　　19世纪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是同这个模式所描述的情况相接近的。当时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因此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难以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

　　然而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研究这种现代全球性资本主义，已经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古典模式了。

　　在20世纪，尤其是在它的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生产过程的集中，导致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形成了在市场上居统治地位的大型跨国联合企业（“全球500强”一类）。

　　（2）经济的中心人物是经营者（管理者）——属于资本家阶级构成中的精英阶层的成员，而不是股权的持有者。

　　（3）价格最终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相反，占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制定的价格被强加于市场。而且它操纵、控制和积极地影响全球市场（例如石油领域中的欧佩克垄断组织）。

　　（4）技术进步要求对科学研究进行超大量的投资。而科研又只有通过大型跨国企业并在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大笔经费的资助下才能进行。

　　（5）由于生产规模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及其综合体的建设时期延长了许多。加上经营条件的其他变化，导致企业经济上的时间视野大大地延长了。

　　（6）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仍然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乃是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7）但经济结构的调节者已经不是价格机制，而是取决于垄断集团的不同实力背景和国家起调节作用情况下的垄断集团的长期目标函数。实际是根据资本规模及其竞争力实施利润的间接调控及分配。

　　（8）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全球化）已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范围和规模，以致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特征。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已走过几个阶段。在其低级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实际也是国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国家背景的垄断组织。）中间阶段，第二阶段是经济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时代），那时的确是小企业为主而且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

　　然而现代形态的第三阶段资本主义，即20世纪形成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其经济形态已不是离散型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E·J·Hobsbawm在1997年出版的《帝国年代》中指出：

　　“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帝国的年代，19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许多人以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要以这种私有化市场经济作为样板模型。然而，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特别是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原始形态的那种幼稚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国家政策和国家宗教及意识形态综合于一体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力量强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但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经济学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掩盖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真相。他们引诱和误导中国人。试图引导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政企分开（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导向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市场改革。从宏观上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体制与经济机体相剥离，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作为中国经济实体和主干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最终将中国引向由经济到政治全面解体的战略性目的。

5、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是“混合经济”

　　记者：如果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你认为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何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存在“莱茵模式”（德法模式）与“盎格鲁模式”（英美模式）的区别，但其基础都已成为非纯粹单一私有制的“混合经济”。

　　记者：混合经济这个名词，过去很早我已知道。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根据你的看法，混合经济已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但是，多数中国经济学者一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私有制资本主义。

　　何新：这并不是事实。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

　　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于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记者：你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西方的混合经济？

　　何新：法国经济学让·拉费、雅克·勒卡莱（Jean-Dominique Lafwy,J.Lecaillon）在所著《混合经济》中指出：“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市场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

　　他还指出：

　　“混合经济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它的数字表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不论如何具体发挥，对市场来说都是很大的。任何一种混合经济都包括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而且一般说来，前者不仅包括非商业的行政部门，还包括以国有企业或国家大量参与为形式的重要经济部门。如以欧洲各国经济为参考，国有部门约雇用30%的劳动力（其中2/3以上在行政单位，1/4以上在国有企业），并提供1/4至1/3的附加值。公共开支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出自事先构想的制度，而是工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历史产物。主要是指对由于不受控制的“纯资本主义”而定期发生的震荡所作出的适时反应，而不是协调计划的结果。人们曾经提出不同方案，希望解决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或严重失业持续存在、倾向垄断和限制竞争等问题，因为对活动监督不够会引起“外部效应”，引起公共商品与劳务供应不足，引起人们所认为的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等等。

　　由于70年代出现了经济危机，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开支，特别是增加转移方面的开支。例如，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法国超过了总产值的45%，在瑞典甚至超过了50%）：因此，按照前面设定的统计标准，欧洲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变成了“混合经济”。

　　记者：欧洲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它是否就是混合经济？

　　何新：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它一方面十分强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具有宏观调控功能。这种调控不仅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包括国家的计划和政府向生产者和失业者提供救助的政策。

　　在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莱茵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但是，不论哪一种模式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试图将市场竞争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也即在保证个性自由，讲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和经济公正（平等/公平）。

　　法国经济学家拉费、勒卡莱指出，在欧洲的“混合经济”中：

　　（1）国家通过积极的制订、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制订出各种计划与规则来指导市场经济。法国是实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制订国家指导性计划的代表性西欧国家。法国的国家计划主要为规定经济总量增长指标；确定国家中期总体发展战略和目标；制订实现计划目标的政策手段等。

　　德国虽然不实行诸如法国所实行的国家计划，但是却通过制订《促进稳定与增长法》加强政府在稳定价格水平，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实行充分就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欧盟的其他成员国的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计划或法则来调控经济。

　　（2）国有制经济在欧洲社会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国有或社会化的经济成分，但总体而言欧洲各国的国有经济成分都比较高。

　　英国在1945至1951年和1971年连续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的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和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80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性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国有化。

　　（3）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市场经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特点。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原则，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衣食无忧。通过种种税收措施和直接的资助补贴，国家主动地调节居民的收入，并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的均衡和相对公正。与此同时，“国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帮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比较弱的个人、阶层或集团，使之始终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形成一个稳定的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从而避免因某个阶层的绝对贫困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勒卡莱）

　　综上所论，混合经济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点：

　　（1）国家在调节市场方面发挥积极的干预甚至主导性作用；

　　（2）通过建立全民性的、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保障体制，实行广泛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

　　（3）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国家根据社会总需求和国家发展总目标（计划），以作为合作者或作为开明监督者的角色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

　　（本文选自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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