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舊論·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的自由經濟嗎？（上） ...

何新舊論：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的自由經濟嗎？（上）

【導 讀】

　　近代以來，工業先發國家總是『好為人師』，熱衷於向後發國家傳授經濟學知識。當初英國向法國、德國、美國是這樣，今天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但是，成功的學習者卻並不是照單全收，關於如何向『老師』學習，有這樣一句諺語：『不要照他說的做，而要照他做的做。』這就說，『老師』總是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用中國近現代的慘痛教訓來說，就是『老師總是打學生』。

　　沒有錯，『老師』向『學生』言傳的經濟學，不是為了讓『學生』真正學到自己的技能，變得強大起來，威脅到『老師』的地位和利益，而是為了讓『學生』永遠人畜無害，接受『老師』的安排和打壓。所以，面對今天西方熱心推薦的經濟學，中國也要多長個心眼，不但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事實再次證明，西方『老師』們依然言行不一，依然要『誤人子弟』。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拼命教導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搞私有化、自由化，拆散國企、擯棄計劃。但是，當代西方國家自己的經濟體制到底怎麼樣呢？何新用詳實的證據和數據告訴我們，根本不是它所大力教導的純私有化、自由化經濟形態，而是以巨型壟斷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為主導，國家深度介入經濟事務的混合經濟體制。這是資本主義進化和發達的產物。而這也才是中國應該研究和學習的先進體制。至於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所宣揚的那套私有化、自由化，不過是17-19世紀原始落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照着這樣的教科書學，最後當然是『求仁得仁』，落回到百多年前的原始落後的經濟狀態中去。這也才是西方教師爺的『良苦用心』。（葉慧堅）

【正 文】

1、經濟學被某些專家神秘化了

　　記者：人們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

　　何新：（笑）不。雖然在本屆全國政協中我是作為『經濟界』的委員，但作為經濟學家，我應該承認自已是業餘的。

　　我並沒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我是把這門學問作為觀察當代社會、理解古今歷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種認識工具而來研究的。我是一個跨學科的經濟學研究者。

　　記者：經濟學是一門給人以權威感和神秘感的社會科學。它需要數學基礎和理論知識的專業訓練。

　　何新：（笑）經濟學常常被某些經濟學家和不懂經濟學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們極容易產生的一個錯覺，就是以為經濟學家必然真的懂經濟。以為經濟學家可以指導經濟。

　　記者：難道您認為不是這樣嗎?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講過一句名言：

　　『如果有五個經濟學家坐在一起，就會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見。』（【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商務版）

　　這就是說當代經濟學中並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只有被自我陳述的意見。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諾貝爾獎』欽定的權威仍然只是一種偽權威。別讓他們嚇住。

　　記者：您的意見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像唬人，也不要被偶像唬住。在經濟問題上，倒是陳雲的幾句話可以作為座右銘：『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A·伊曼紐爾曾指出：

　　『在經濟學這門學問中，不同地點、不同時代的人們之間，幾乎無法得到一致的意見。在這個領域內實際上沒有哪一種觀點是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學者把學術上的真理貶為自相矛盾的謬論，或把謬論奉為經典規律。在這個領域內，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伊曼紐爾，著名經濟學家。1911年生於希臘，早年是一位革命者，曾被判處死刑（1944）。1946年出獄，二戰後定居巴黎。曾擔任巴黎大學第7部經濟研究所所長。主要著作為【不平等交換：對帝國主義貿易的研究】（1969，巴黎）。]

　　此外，還要看到，書本知識和實際操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博士。而作為一個經濟學博士的涵義僅僅是，您了解有關經濟學的某些理論文獻，並且就此寫過博士論文。但這與實際了解國民經濟，以至操作現實經濟並且保證其可以根據你的理論指導而成功，絕非同一回事。

　　我認為，我國經濟學理論一直處在一種幼稚的階段。經濟學者只注重於玩弄抽象的數理經濟模型和資本主義市場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卻毫不注重於研究現實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和具體發展階段，不注重於研究存在於現實中的真實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國家經濟政策。許多人把幻想性市場模型擬設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方向，卻忽略了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發展中，吸取對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鑑。

　　記者：是，我承認這一點。

　　何新：我尤其不欣賞某些經濟學人。最簡單的經濟現象，拿他們那套所謂宏觀/微觀的術語以至某種數學模型一編排，就變成誰也搞不懂了。此類作品的一個範本，可以推舉張五常博士【佃農理論】。關於這本書的評論詳後。以術語美文裝飾學術，這不過是用以掩蓋思想和內容空洞的小伎倆。還有人樂於用數學冒充經濟學。但如果真使用他們建立的那一套數學模型作實際操作，特別是預測，幾乎總是必敗無疑。

　　當今學術界流行的一種時髦，就是由某些所謂『專家』撰一批貌似深奧的新詞，所謂『話語』，用來嚇唬外行，藉以建立某種『話語霸權』。

　　其實，真理是簡單的，是自明的。因為真理是徹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語詞的迷障。

　　記者：但是，任何學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獨特的術語。

　　何新：這一點我同意。R·F·哈羅德說過：『對仍處於發展早期的經濟科學史，主要工作是適當的概念的形成史。』

　　但是問題在於，真正的科學術語本身必須也應是科學的概念。這種概念應當具有明確的意義，不應當模稜兩可，似是而非。

　　而在近年我們的經濟學中，卻生造出一些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偽概念。

　　記者：比如說？

　　何新：例如什麼『知識經濟』、什麼『知本家』這一類。

　　你知道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寫過一篇與現在最時髦的『知識經濟』有關的幽默文章嗎？

　　記者：知識經濟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個新詞。

　　何新：馬克思沒有用『知識經濟』這個詞，他寫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紀的庸俗經濟學家。這篇文章收錄在【剩餘價值理論】一書中（【馬恩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15頁）。馬克思當時並不知道什麼『知識經濟』，但他嘲笑了把什麼都說成『經濟』的泛經濟學。他說，如果什麼都是『經濟』，那麼也可以建立一個犯罪經濟學，因為在某種意義上，犯罪活動也是所謂『知識經濟』最強勁的原動力之一。因為犯罪活動既是經濟活動，又是智力（知識的）活動。當然，馬克思寫此文其實是和當時那些庸俗經濟學家們開玩笑，調侃他們。讓我給你一個複印件。（見本章『附錄』）

　　其實，對於一些精靈古怪的新奇術語和概念，我看連某些經濟學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

　　比如說，近幾年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非常喜歡使用一個關於『機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終弄不懂這個概念的確切經濟涵義。所謂『轉換機制』，究竟指的是什麼呀？為此請教了一些頗具大名的經濟學人。結果發現，似乎沒有人真正講得清楚。最後，我只好去查一查【辭海】，讀書對『機制』這個詞的釋義如下：

　　『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生物學和醫學在研究一種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縮）時，常借指其內在工作方式，包括有關生物結構組成部分的相互關係，及其間發生的各種變化過程的物理、化學性質和相互聯繫。』

　　由此可見，這個概念的本義與經濟問題風馬牛不相及。將這個意義很不明確的生物或機械學方面的術語轉借到經濟學領域，特別是作為一種經濟政策術語，其含義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記者：人們認為，國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於某種機制問題。因此必須『轉換機制』。

　　何新：這個問題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觀察了幾年後才明白，一些人所說的『機制』，其實真義乃是指『所有制』。使用這個含糊不清的語詞的真正用意，為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呵。就是要『國退民進』，讓『國有企業』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最終以逐步推進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國有體制。這才是故弄玄虛的『機制』轉換論的真義。本書也會使用『機制』這一概念。但我使用這個語詞的言指是：機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幾年來，一些地區似乎已實驗過了這種奧妙的『機制』轉換論。結果如何呢？社會上平添了大批在這種『機制轉換』中產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崗的失業者，造成了社會不安形勢。但經過這種轉換的國企真的得救了嗎？只有天知道！

2、脫離實際的『模式』和『理念』會毀掉國家

　　記者：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可以導致勞動力要素市場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場體制轉化過程中的必然。這一政策的形成和設計，也是以關於現代市場經濟規範的科學理論作為依據和支持的。

　　何新：荒謬就在於此。科學是個好東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學』的東西，被冒充為科學又被人們接受和實施，那麼這種『科學』就會成為很可怕的東西。

　　在本體論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義。但在方法論上，唯心主義特別是對現實採取主觀唯心主義態度必會誤國誤民！

　　人們總是責備1958年的大躍進。但人們似乎已經忘記，在1958年，人們也是依據當時的『科學』經濟理論——『科學共產主義』，為了構建一種理想社會制度而進行『制度創新』，於是建立了人民公社，發動了大躍進。1958年，中國似乎已經到達建立共產主義新制度的前沿：『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6年以後，黨回到了現實主義的認識上。關於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的看法改變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毛澤東）其最終結果是中國經濟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據說人們又找到了一種新的『科學』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而為了構造另一種理想經濟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必須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其結果是國有經濟組織發生了壞死性崩潰。城鄉中出現了一大批失業、無業以及短期不規則就業，以至失去機會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這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現實，而且給未來留下了遺害深遠的隱患。導致這一嚴重現實的經濟指導理論，就是由美國輸入的那種『新自由主義』。其實，作為另一種空想主義神話，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的烏托邦與1958年的那種烏托邦恰恰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個面。

　　記者：這樣講是否有足夠的根據？

　　何新：有。我認識一位旅居美國的台灣知名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高希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著作有【經濟學的世界】。1988年他曾來中國，贈我一部他的著作【經濟學的世界】。這本書的理論框架屬於新古典主義，但由於此書主要寫給海外讀者的，書中的觀點還比較客觀。在這本書中，他介紹了美國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關於自由市場經濟所擬想的如下一個『天堂』模型：

　　『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邏輯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減少到最低，人民誘因要發揮到最高；市場上充滿了競爭，當然沒有聯合壟斷。消費者有足夠的情報，當然可以做明智的選擇。賺錢的廠商應任其不斷的擴展，虧本的事業應任其倒閉。政府預算不宜有赤字，貨幣供給量應當受到穩定的控制。窮人申請救濟時就給他們現金，富人創造財富時就給他們減稅。人員資金與貨物可以在國內外自由地流動，沒有本國的干預，也沒有他國的限制。在公平的競爭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貴。人人為了自己，結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為了利他，結果反而是兩邊落空。』

　　這裡描繪了一個市場理想主義的自由天堂。試看這個天堂是多麼美妙與和諧！正如50-70年代人們所追夢的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國一樣，這是另一種圖版的『美麗新世界』。然而這個自由主義的市場天堂實在是過於美妙，以至就連高希均教授自己也並不太相信它會成為現實。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後他說：弗里德曼『心目中的這個理想世界變成了人間的天堂，又有誰會不嚮往？問題是到天堂的現實之路何其坎坷而遙遠！』

　　記者：難道這種市場經濟的理想藍圖不能成為現實嗎？在美國及西方它不是已經是現實嗎？

　　何新：讓我們聽聽高希均教授的說法，他指出：

　　『亞當斯密曾以「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出每一個人在追求自利的動機下冥冥中指揮了經濟活動的運作，產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後果——價格、服務好、品質高！但是這隻「看不見的手」並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樣奇妙。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使政治部門——這隻看得見的手——不得不干預，一方面帶來了西方世界資本主義本質的改變，另一方面帶來了以後凱因（恩）斯理論五十年的風靡！』

　　其實關於私有制的自由市場體制的弊病，沒有人比西方經濟學家自身對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經濟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

　　（1）貧富懸殊（何按：優勝劣敗乃是兩極分化的同義語）

　　（2）過多的私人消費，國家共有資源及經費不足

　　（3）社會成本（環境、公害等）的支付過大

　　（4）經濟發生周期性危機

　　（以上參閱高着【經濟學的世界】第15-26頁。台灣天下圖書，1987版）

　　高希均的書是寫給台灣人看的。所以他講的是真話。但是，一些台灣和西方經濟學家們到中國大陸來鼓吹的卻恰恰是另一種觀點。這一派人竭力掩飾自由市場體制的上述弊病，單純吹噓它的好處。他們不考慮中國自身的國情，而承繼美國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的觀點，竭力宣傳政府應當從國民經濟活動中最終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都認為國家干預是產生滯脹的原因，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充分利用資源，實現供求平衡，為此，國家只應當制定競爭規則，而讓私人經濟自由放任地發展。弗里德曼認為，看不見的手『就今天而論，是非常重要的和切合時宜的』。他們宣傳中國應當全面解散國有企業，以私有化作為市場化的終極目標。這種片面的鼓吹，我認為是別有用心。

　　在經濟學中人們最好慎談所謂『科學』。實際上，在經濟學中，遠還沒有形成普遍適用的，可以作為一般規範的經濟科學理論。特別是如果竟以這類冒充為科學的經濟理論作為設計現實政策的指導，對於一個國家將是非常危險的。

　　經濟政策的制訂，我認為第一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第二應當從實際出發，第三應當從問題出發，而絕不應當從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3、當前國民經濟中存在不容忽視的隱憂

　　記者：你談的這三點很有意義。請深入解釋一下。

　　何新：這三點是我長期研究經濟理論、思考經濟問題後總結的東西。既然目前的經濟理論基本並不可靠，既然經濟學中並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模式可以借用，經濟改革又需要理論解釋和思路引導。那麼怎麼辦呢？

　　我認為與其讓政策被某種烏托邦的模式所導引，倒還不如採用陳雲那一代人的辦法，即務實的辦法。那一代人據說是不懂什麼理論『經濟學』的，但那是務實的一代人。1949年國民黨留下了一個經濟全面崩潰的爛攤子，是當時國民黨那些劍橋、哈佛畢業的『海歸』博士部長們無論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們當時也不相信共產黨能治理好）。

　　但是陳雲等人只用三年就將其治理得井井有條，使中國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業化的道路（後來的大躍進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的辦法就是靠三條：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從問題出發。同時也借鑑別國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從中國國情出發。也就是說，無論當年照搬蘇聯模式，還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誤解的美國模式（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所謂『與國際接軌』），都是一種極其幼稚的行為。

　　第二必須從實際出發。也就是必須採取面對現實、正視現實的態度，從現實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謂『理想』和『應當』出發；不要硬用主觀設計的空想主義理念去扭曲現實。

　　第三是從現實中的問題出發。例如當前中國社會中存在最嚴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經濟問題；第一是嚴重的社會失業和就業問題，第二是為農民找出路的問題，第三是社會青年問題；千百萬城鄉青年人正在面臨生計、職業、生活前途和出路的問題（包括高校畢業生）。

　　這三大問題都是當前最嚴重也最具有緊迫性的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它們直接影響社會安定、國家治亂，影響當前也影響未來。如果政府硬是不管這些問題，如果天真地相信應該把這些問題都推到市場中去，由市場的自發力量去自然解決，這就是欺世誤國之論！不面對這些問題，而迷戀於一些抽象的經濟模型和增長數字，這是極其荒謬的，是對國家、社會、人民、歷史極端不負責任的作法。

　　記者：但是，目前並沒有發生災難。目前中國經濟也仍然保持着較高的增長和良好的勢頭。

　　何新：經濟增長有兩種，真增長和假增長。改革前中國經濟年年也一直都在報告生產發展、經濟增長。對此我們實在是太熟悉了。

　　文革時代，每一年元旦社論都有一套口頭禪：『生產發展，市場繁榮，貨幣穩定，購銷兩旺，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屆3中全會後，我們才知道，真相是國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

　　當前經濟形勢有好的一面，但同時也有不容忽視的種種隱憂。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1、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經濟增長必然反映在就業率快速上升即勞力市場的活躍上。而當今並不如此，下崗、失業極其嚴重（某些地區社會形勢甚至潛在地很緊張）。凱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麼？叫【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從書名看，他認為『就業』是經濟學的第一問題。他所針對的是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的大失業。

　　2、真正的經濟增長必然反映在兩類消費市場的活躍上，即投資消費和民用消費。當前國內市場仍很呆滯。許多企業的產品有價無市，市場庫存仍在上升。

　　3、一個就業率低下，一個庫存量上升。還有一個商業銀行深陷貸款回收難的金融困境（據外電說呆壞帳目達到總信貸額的30%-40%，銀行內部人士說更高。而官方說約10%。）這三項指標出現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會被看作是經濟紅燈和警號。

　　記者：你說的情況確實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統計模型有問題？

　　何新：當然有問題。首先統計局沒有真實地統計下崗和失業的適齡就業者人數。現在一些統計學家侈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卻根本不懂市場經濟究竟是如何運轉的。市場經濟的動力不是『增長』，而是『市場』和『消費』。市場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於此。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單純增長，若沒有同比消費的推動，本身就將成為誘發經濟危機的導因之一。

4、現代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具有重大的不同

　　記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的對象是研究『稀缺』問題，也就是有限資源的配置問題。馬克思主義也認為，一種經濟制度的主要基礎是生產關係中的所有制，即社會重要資源和資本的占有制形式。然而市場經濟的基礎則是產權明晰的私有制。沒有私有制就沒有市場交換，也就沒有市場經濟。

　　何新：許多人至今一直認為，私有制與自由經濟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這是一種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真實性質缺乏真知的誤解。

　　記者：你這種說法似乎很新鮮。有根據嗎？

　　何新：這根本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美國後凱恩斯派的經濟學家漢森在1946年發表的【財政政策和經濟周期】一書中指出：

　　『自從19世紀末期以來的西方經濟已不是純粹私人經濟，而是雙重經濟，政府已參與企業活動。雙重經濟並不是私人經濟向公有經濟的過渡，而是向社會福利為重點的「混合經濟」過渡。』

　　甚至薩繆爾遜也認為：

　　『美國的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在其中國家機關和私人機構都實行經濟控制。』

　　他批評『自由放任』時寫道：

　　『「看不見的手」雖然是一個有價值的見解，但是經過思考和兩個世紀的經驗之後，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學說的局限性。』

　　你應該知道，現代西方資本主義自身，早已不是19世紀以前那種古典的私人所有制。在現代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種形式：

　　（1）個人所有制；

　　（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

　　（3）國家所有制；

　　（4）合作社（集體股東）所有制。

　　中國的人們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即『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或『現代企業制度』，一直存有嚴重的誤解。根據法、德學者的看法，現代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存在着兩大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所謂『萊茵模式』（西歐、北歐發達資本主義），另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英美模式）。

　　資本主義的這兩種現代模式，都已與19世紀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礎上的中小企業自由競爭的亞當·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兩者都屬於『混合經濟』類型的現代資本主義，都已不是單一私有制，單一自由市場的古典資本主義。

　　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現代企業制度的標誌，不是大型企業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業的集中化，從而形成實力雄厚的經濟航母——跨國股份公司。

　　在投資形式上，『萊茵模式』的市場經濟主要依賴銀行而非直接資本市場。國家通過宏觀財政及貨幣政策對產業給予扶植和強有力的經濟及政治支持，而不是讓它們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聽任其死生。英美模式則主要依賴資本市場而非銀行。

　　資本及工業、企業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國性，是20世紀一切現代發達資本主義所共有的最重要特徵之一。

　　在萊茵模式的經濟中存在着強大的國有企業和公有經濟，而英美經濟的支柱產業也並非依託於私有化的中小型企業，而是依託於具有國家訂貨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國壟斷企業。

　　在美國存在着數百萬私有化的小型企業，它們僱傭了就業人口的相當一部分（儘管不是大部分）。在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但是決定現代資本主義性質的絕不是這種小型私有企業，而是大型的跨國超級經濟壟斷體。在壟斷組織居於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小型企業、以及非壟斷性的中型企業，都是從屬於這種跨國壟斷組織的。

　　國家所有制的高度發展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大特點之一。這種所有制的形式，儘管與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跨國壟斷組織相比，居於次要地位，但在國民經濟中卻起着重要的作用，這尤其表現在由國家對那些盈利低的企業和經濟部門（包括國防工業）進行直接經營，進行訂貨，也包括由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對非國有制的資本主義企業以低價提供生產資料。（參閱B·Minc著【現代資本主義】第1章）

　　實際上，現代資本主義不僅在所有制形態上，而且在經濟運行方式上都已與19世紀的古典幼稚資本主義（即亞當·斯密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記者：你談的這個問題很重要。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很少人了解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也有國有企業和公有企業。

　　何新：現代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和功能上都是混合所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亞當·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些主張中國經濟通過化國為私、化大為小，即通過私有化之路走向市場經濟的人，實際上是主張中國倒退到17-19世紀極端不穩定的幼稚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經濟階段，而放棄中國50年經濟發展的全部現有成果。

　　記者：你認為17-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與20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在運行機制上，是否仍然相同？

　　何新：非常不同。斯密所構想的自由競爭市場模式，其基本特徵如下：

　　（1）在每一個經濟活動部門裡，都存在着實力不相上下的各種不同的私有制企業。這意味着生產集中的過程還沒有充分地發展起來，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占有壟斷地位。

　　（2）經濟活動的中心人物是資本家即小企業主。

　　（3）價格在市場上自發地根據供求關係而形成，任何企業都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把自己制定的價格強加於市場。

　　（4）資本和勞動力存在着充分的流動性，這意味着，它們可以毫無阻礙地立即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

　　（5）經濟活動的原動力是：從投入的資本中追求可能達到的最高利潤。資本主義企業的目標是短時期利潤的最大限度化。

　　（6）市場供求機制是經濟的主要調節者。價格根據需求漲落，參與資本的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7）產品的實際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因此自動偏離生產價格。通過這種偏離，國民經濟結構自動調整。如果在一個生產部門實際利潤高於平均利潤和平均生產價格時，資本就會流向這個部門；相反，如果某些部門的實際利潤低於平均利潤時，資本就會從這些部門流出。

　　（8）若不考慮時間因素，可以假設由於實際價格和實際利潤偏離平均價格和平均利潤，就會立刻或在極短時間內導致社會生產的擴大或萎縮，形成經濟的周期性；這也就是經濟危機。危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經階段。

　　19世紀的古典自由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是同這個模式所描述的情況相接近的。當時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小，因此任何一個私營企業都難以在市場中占據壟斷地位。

　　然而在當代，國際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全球化的龐然巨無霸，伸展成為網絡遍布全球，無遠弗屆，千手千眼的超級跨國壟斷經濟體。研究這種現代全球性資本主義，已經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種小企業在市場中林立、自由競爭的古典模式了。

　　在20世紀，尤其是在它的下半葉，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生產過程的集中，導致在主要經濟部門中形成了在市場上居統治地位的大型跨國聯合企業（『全球500強』一類）。

　　（2）經濟的中心人物是經營者（管理者）——屬於資本家階級構成中的精英階層的成員，而不是股權的持有者。

　　（3）價格最終不是在市場上自發形成的。相反，占壟斷地位的大企業制定的價格被強加於市場。而且它操縱、控制和積極地影響全球市場（例如石油領域中的歐佩克壟斷組織）。

　　（4）技術進步要求對科學研究進行超大量的投資。而科研又只有通過大型跨國企業並在得到資本主義國家大筆經費的資助下才能進行。

　　（5）由於生產規模及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企業及其綜合體的建設時期延長了許多。加上經營條件的其他變化，導致企業經濟上的時間視野大大地延長了。

　　（6）經濟活動的原動力仍然是從投入的資本中追求可能達到的最高利潤。資本主義企業的目標乃是長期利潤的最大化。

　　（7）但經濟結構的調節者已經不是價格機制，而是取決於壟斷集團的不同實力背景和國家起調節作用情況下的壟斷集團的長期目標函數。實際是根據資本規模及其競爭力實施利潤的間接調控及分配。

　　（8）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國際化（全球化）已達到了空前廣闊的範圍和規模，以致它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極其重要的特徵。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已走過幾個階段。在其低級階段，第一階段是重商主義（保護主義）時代的原始積累資本主義。那個階段的資本主義實際也是國有制為主的資本主義。（路易十四時代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國家背景的壟斷組織。）中間階段，第二階段是經濟殖民主義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義（亞當·斯密時代），那時的確是小企業為主而且自由競爭的私有制資本主義。

　　然而現代形態的第三階段資本主義，即20世紀形成的最發達資本主義，其經濟形態已不是離散型私有化的自由資本主義。E·J·Hobsbawm在1997年出版的【帝國年代】中指出：

　　『支撐20世紀世界經濟的結構，即使當它們仍是資本主義形式的時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紀70年代會接受的「私人企業」式經濟結構。』（【帝國的年代，1975-1914】，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許多人以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仍是建立在單一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改革最終要以這種私有化市場經濟作為樣板模型。然而，當代歐美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特別是小私有制的基礎上的，也不是原始形態的那種幼稚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是與強有力的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機器，國家政策和國家宗教及意識形態綜合於一體的超級資本主義。其力量強大的秘密也正在於此。

　　但是，西方某些別有用心的經濟學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識地向中國人掩蓋這一點。他們不願意我們洞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真相。他們引誘和誤導中國人。試圖引導我們從微觀層面的政企分開（這是必要的），進一步導向全面私有化為目標的市場改革。從宏觀上使我們的國家目標、國家發展戰略、國家體制與經濟機體相剝離，從而達到徹底摧毀作為中國經濟實體和主幹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企業，最終將中國引向由經濟到政治全面解體的戰略性目的。

5、資本主義的當代形態是『混合經濟』

　　記者：如果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並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那麼你認為美國，西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究竟是什麼模式？是如何運作的？

　　何新：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存在『萊茵模式』（德法模式）與『盎格魯模式』（英美模式）的區別，但其基礎都已成為非純粹單一私有制的『混合經濟』。

　　記者：混合經濟這個名詞，過去很早我已知道。但我從沒有認為它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如果根據你的看法，混合經濟已是當代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但是，多數中國經濟學者一直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是私有制資本主義。

　　何新：這並不是事實。

　　法國經濟學家讓·拉費指出：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整個國民經濟都變成了混合經濟，以至看來已經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制度。

　　混合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模式」，從理論上正是針對於計劃經濟中極端干涉主義明顯失敗和自由主義思潮鼓吹國家退卻、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雙重意義的補救措施。』

　　記者：你能否詳細地介紹一下西方的混合經濟？

　　何新：法國經濟學讓·拉費、雅克·勒卡萊（Jean-Dominique Lafwy,J.Lecaillon）在所著【混合經濟】中指出：『混合經濟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及其計劃機制實施市場調控和監督，從而對市場缺陷進行糾正和救治。』

　　他還指出：

　　『混合經濟首先就是這樣一種經濟：它的數字表明，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不論如何具體發揮，對市場來說都是很大的。任何一種混合經濟都包括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而且一般說來，前者不僅包括非商業的行政部門，還包括以國有企業或國家大量參與為形式的重要經濟部門。如以歐洲各國經濟為參考，國有部門約雇用30%的勞動力（其中2/3以上在行政單位，1/4以上在國有企業），並提供1/4至1/3的附加值。公共開支可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40-50%。』

　　混合經濟並不是一種出自事先構想的制度，而是工業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演化的歷史產物。主要是指對由於不受控制的『純資本主義』而定期發生的震盪所作出的適時反應，而不是協調計劃的結果。人們曾經提出不同方案，希望解決經濟不穩定、嚴重通貨膨脹或嚴重失業持續存在、傾向壟斷和限制競爭等問題，因為對活動監督不夠會引起『外部效應』，引起公共商品與勞務供應不足，引起人們所認為的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等等。

　　由於70年代出現了經濟危機，所有西方國家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開支，特別是增加轉移方面的開支。例如，國有部門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法國超過了總產值的45%，在瑞典甚至超過了50%）：因此，按照前面設定的統計標準，歐洲各國的經濟基本上都變成了『混合經濟』。

　　記者：歐洲有一種『社會市場經濟』，它是否就是混合經濟？

　　何新：對。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混合所有制經濟。它一方面十分強調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又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而具有宏觀調控功能。這種調控不僅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包括國家的計劃和政府向生產者和失業者提供救助的政策。

　　在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中，各國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形成了所謂的『萊茵模式』、『斯堪的那維亞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差異。但是，不論哪一種模式都有一種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試圖將市場競爭與社會平衡相結合，也即在保證個性自由，講求經濟效率的同時，追求社會公正和經濟公正（平等/公平）。

　　法國經濟學家拉費、勒卡萊指出，在歐洲的『混合經濟』中：

　　（1）國家通過積極的制訂、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市場經濟，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制訂出各種計劃與規則來指導市場經濟。法國是實行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制訂國家指導性計劃的代表性西歐國家。法國的國家計劃主要為規定經濟總量增長指標；確定國家中期總體發展戰略和目標；制訂實現計劃目標的政策手段等。

　　德國雖然不實行諸如法國所實行的國家計劃，但是卻通過制訂【促進穩定與增長法】加強政府在穩定價格水平，保持適度經濟增長，平衡國際收支，實行充分就業等方面的主導作用。歐盟的其他成員國的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運用計劃或法則來調控經濟。

　　（2）國有制經濟在歐洲社會市場經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雖然不同的歐洲國家擁有不同程度的國有或社會化的經濟成分，但總體而言歐洲各國的國有經濟成分都比較高。

　　英國在1945至1951年和1971年連續兩次實行國有化，將包括英格蘭銀行在內的一大批企業收歸國有，使英國的經濟成為典型的私人經濟和國有經濟相結合的『混合經濟』。

　　法國的國有經濟比英國的有過之而無不及。1944至1946年，法國根據第一個國家計劃，對煤炭、電力和運輸部門，以及法蘭西銀行和四家全國性大商業銀行實行國有化。80年代初，法國再度實施國有化，國有化的企業不僅涉及基礎部門而且還擴大到某些競爭性很性的尖端工業部門，如達索飛機公司、馬特拉軍火公司等。德國、意大利等其他歐盟成員國也都程度不同地實行過國有化。

　　（3）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社會市場經濟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一個最重大的特點。

　　根據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性原則，國家必須在市場之外通過實施一系列社會政策來保證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可以衣食無憂。通過種種稅收措施和直接的資助補貼，國家主動地調節居民的收入，並進行某種程度的再分配，以保障社會的均衡和相對公正。與此同時，『國家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幫助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比較弱的個人、階層或集團，使之始終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形成一個穩定的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從而避免因某個階層的絕對貧困而產生的社會動盪。』（勒卡萊）

　　綜上所論，混合經濟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點：

　　（1）國家在調節市場方面發揮積極的干預甚至主導性作用；

　　（2）通過建立全民性的、從出生到死亡的社會保障體制，實行廣泛的社會收入和財富再分配；

　　（3）私營部門和國有部門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國家根據社會總需求和國家發展總目標（計劃），以作為合作者或作為開明監督者的角色對國民經濟實施強有力干預。

　　（本文選自何新【思考：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時事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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