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992年2月
地點：莫斯科 ·中國大使館
【簡介】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Тихвинский,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1918年9月——）歷史學教授，前蘇聯科學院院士（1981年）、曾任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俄羅斯漢學界的最著名人物。
何新在1992年2月訪問俄羅斯時，會見了齊赫文斯基，曾經就蘇聯及世界形勢以及歷史哲學問題進行了有意思的深入討論。
下文根據這次談話的翻譯記錄稿整理。由於翻譯的原因，原稿不完整。本文發表前，何新對原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
（前面雙方交談了關於當時世界形勢和蘇聯面臨解體問題的觀點，此略。）
齊：那麼，想了解您對於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哲學觀點。
何新：『歷史哲學』這個概念很有意思。但現代西方人認為，『歷史哲學』已經不必要了。歷史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因此，形而上的歷史哲學是不必要的。
齊：這是否與歐洲近代的啟蒙思潮有關？自從培根和洛克提出『實驗的（「經驗/實證」）主義』以後，到康德哲學，歐洲學術中興起了『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運動。
何新：是。牛頓有一句名言：『物理學，要謹防形而上學！』在17—18世紀的歐洲哲學中，實證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反形而上學是一種時髦。有意思的是，在19世紀，恩格斯試圖將實證主義的哲學方法引入到歷史解釋領域。他認為可以用馬克思的經濟解釋作為物理的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組合結構），重構社會歷史。然後以經濟實證作為基礎，為一切人類活動找到現實的目的與解釋，這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
齊：您是否認同恩格斯的這一觀點？
何新：我不完全認同。我認為歷史學雖然依賴於實證基礎，但是哲學解釋也是必須的。實際上，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論本身也仍然是一種形而上的歷史哲學。
哲學與具體科學的不同，不僅在於哲學具有更抽象的思辯性（玄思）。更重要在於哲學是體現一種總體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實際上，哲學的思考歸根結底是關於『方法』或『認知工具』（包括關於語言與概念的邏輯框架）的思考。哲學必然是超越經驗之上，『形而上』的。
所謂歷史哲學，就是關於人類歷史的『形而上』的理論。歷史哲學是超越於直觀、歷史現象之上的抽象，同時也是對於認知歷史、理解歷史的方法的思考。
齊：那就是說，您認為探索歷史哲學仍然是必要的。您是否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
何新：不完全是。
馬克思主義，如您所知道的，是一個混合的概念。馬克思主義並不等同於恩格斯主義。我認為，馬克思對歷史哲學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見解。
在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導論部分）、中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關於人類歷史的一系列總體理念，這構成他的歷史哲學。
但是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過去沒有見到任何的解釋。馬克思提到：存在『所謂三種歷史編纂學：
1.直觀的 2.反思的 3.哲學的。』
齊：哦，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你看，你怎麼理解這些話？
何新：這幾句話來自黑格爾。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演錄】一書中談到了三種形態的歷史著作。他說：『觀察歷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為三種：（一）原始的歷史，（二）反省的歷史，（三）哲學的歷史。』
這三者，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所謂『三種歷史的編纂法』。三種形態的歷史，實際是對於歷史著作的分類。
【歷史哲學】在黑格爾生前並沒有出版，是在黑格爾死後，由他的學生根據講堂筆記編輯的。所謂『歷史哲學』這個名詞，也是來源於黑格爾的這本書。作為一門學術，『歷史哲學』是黑格爾所創立的。在此之前，只有歷史記錄和歷史著作，但並沒有所謂『歷史哲學』。
齊：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編纂學』，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又是一種什麼關係？我認為兩者並不相同。
何新：馬克思所謂『歷史編纂學』，主要是指對於歷史進行解釋的方法，換句話說『編纂學』也就是關於歷史的『解釋』學。對於歷史的任何解釋，總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語言的基本框架。通過這種框架解構歷史現象，歷史才能被解讀和重新組構。這種概念和語言的邏輯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這也正是本來意義（亞裏士多德及黑格爾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換句話說，我認為編撰方法包括指導編撰思路的歷史哲學。
齊：當然，歷史哲學在解釋歷史時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性的意義。但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哲學唯心主義，馬克思在1848年以後就徹底告別了唯心主義，包括歷史的唯心主義。
何新：我認為黑格爾的思想對馬克思的影響貫徹他的一生。也許19世紀最後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就是馬克思。
齊：現代歷史學比19世紀已經進步了很多。很多國家的歷史得到歷史學家的重構。所以關於三種歷史編撰學的說法，現代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
何新：我不這麼認為。其實我們讀到的史學著作，仍然包括這樣的三大分類。關於所謂『原始的歷史』，或者『直觀的歷史』，就是歷史事件的實錄，直接記錄，第一手的歷史素材的保存和紀錄，包括各種回憶錄。
［黑格爾說：『關於第一種歷史，……作者的敘述大部分是他們親眼所看見的行動、事變和情況。』］
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例如中國上古的政治檔案【尚書】，這在古代雖然屬於神聖的經書，實際上【尚書】是中國最早的史書。司馬遷說：『【書】紀先王之政事。』。還有周代的【百國春秋】（『百國春秋』一詞，出於【墨子·非命】），包括魯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等，孔子以前列國史大體都叫【春秋】，即【百國春秋】』。
又例如現代的各種檔案資料、關於政治歷史或文化的各種回憶錄等，都屬於這種『直觀的』或『原始的歷史』。在俄羅斯科學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國西夏國的歷史檔案，也是屬於原始的歷史資料。
齊：當然，這種原始記錄的歷史，作為歷史過程的直接實錄，是比較客觀的歷史。
何新：那我倒是不相信，其實，直觀記錄的歷史恰恰是最主觀的歷史。因為這種資料總是深刻滲透着當事人本身的主觀感受、感想和感情。它們是形成歷史認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絕不等於客觀的歷史過程。 基於個人主觀感受的歷史記述，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或者『雞講雞話，鴨講鴨話』。
所以黑格爾認為需要第二種歷史，也就是所謂『反省——反思』的歷史。
反思的歷史已經不是簡單的直接素材，而包涵了著史者的主觀評價，是在一定的政治觀點或者道義觀點下引導性地重建的歷史。在價值觀背後，常常關聯着某種類型的意識形態。所以這種歷史，也不是所謂『真實』的歷史，而是主觀的評價性歷史。
我認為現代的大多數的歷史著作，都是這種反思的歷史。
齊：這種評價性歷史，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就是中國歷史家說的『春秋筆法』吧。
何新：對，毫無疑問，春秋筆法是一種主觀的歷史。孔子當年重新編纂【春秋】，主要寓意在於進行道德審判的所謂『微言大義』。
孔子作【春秋】，褒貶周天子、諸侯、士大夫，成為當時主導輿論的權威。古代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家的道德權威高於君王的政治權威。孔子是中國私人著述歷史學的最早的開創者。他也開創了中國的主觀道德史學。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罪子懼。』］
後世稱孔子為『素王』。所謂『素王』，就是執掌輿論之王，亦即所謂『無冕的布衣之王』。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史記·太史公序】：『上大天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董生言，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容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退諸侯，討大天，以達王事而已。』］
這種主觀史學的成立，使得歷史學可以作為政治鬥爭、社會鬥爭的工具和武器。因此此後就有所謂『古為今用』，『借古諷今』的文章可作。
事實上，中國史學兩部早期最重要的名著，左丘明的【春秋左氏傳】和司馬遷的【史記】，都可以看作這種體現史學家反思歷史的主觀史學的著作。對歷史的道德反思不僅體現在【史記】中『太史公曰』的說教議論中，也體現在司馬遷對於史料的抉擇、棄捨中。但是，歷史家參與政治鬥爭有時會付出重大代價，例如司馬遷也是因此（為叛徒李陵說話）而被閹割了。
［ 例如【史記】『漢文帝本紀』的太史公評語：『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之治國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勝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鳴呼，豈不仁哉！』就是以仁義為準則評論帝王。］
實際上，中國的官修廿五史體系以至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鑑】，英國吉本的【羅馬帝國興衰史】都是屬於這種寓意於道德反思類型的史著。
［【資治通鑑】卷一，記周天子承認晉大夫三家為諸侯事後評論曰：『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所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烏呼，君臣之禮饒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禮稷無不泯絕，生民之責康頁幾盡，豈不哀哉！』是以不同朝代的政治價值觀念為根據，來總結、反省、評述和褒貶前一代的歷史。］
齊：現代的歷史學著作可能仍然存在道德反思的傳統。道德反思或者積極的價值評價，對於總結歷史的教訓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何新：反思史學的意義，除了褒貶歷史人物和評價歷史事件以外，歷史學家認為自己負有一種『道德』使命，即試圖為後代君主從道德角度總結所謂『歷史的教訓』。但是，人類總是無法擺脫盲目或誤判的玩弄。當你自以為吸取了歷史教訓的時候，常常是吸取了錯誤的教訓。
所以黑格爾對此曾諷刺說：
『這裏必須特別注意那種道德的反省——人們常從歷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訓，因為歷史家治史常常要給人以道德的教訓。人們慣以歷史上經驗的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也從來沒有依據歷史中所能汲取的那些教訓進行活動——對這點來說，每個時期都太獨特了。』［參看【列寧全集】第38卷第269—270頁的引文。］
列寧的【哲學筆記】引用黑格爾說：
『黑格爾又說： 每個時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環境，每個時代都面臨如此之獨特的狀況——當重大事變紛乘交迫之際，一般的籠統的法則，毫無裨益。回憶過去的同樣情形，也是徒勞無功。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實」的生動和自由。』
道德史觀的根本局限性在於，由於著史者所依據之價值觀念不同，對於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評價也就自然不同。所有的翻案文章，其實無非不過是採取了某種新的價值觀點而已。 但是只要又出現了另樣的價值觀，這種反思的歷史就不得不重新寫。歷史解釋的差異，不過是反映了價值體系的差異而已。其結果必然是『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漢書·藝文志】語）。
所以黑格爾指出：『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種資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這些資料，而且每個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當作是那時代的精神。』黑格爾曾特別嘲笑18—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是一種幼稚的道德史學。我們看今天中國出版的那種種歷史書，也無非基本如此。
齊：如果對歷史的理性思考必須超越道德的評價，那麼，就需要客觀主義的歷史思考。但是，難道歷史中沒有是非與善惡了麼？如果完全不要做這種道德評價，歷史學的終極意義又何在呢？
何新：史料史學和反思史學顯然都不是客觀主義的史學。但是，所謂客觀主義也不是第三者眼中的史學——因為那仍然是第三者眼中的主觀史學。
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進程的必然性以及社會形態規律性的思考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我重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導論中形成的歷史哲學思想。我認為客觀主義的歷史哲學，需要探索歷史的終極性意義和目的，需要認知社會演進的歷史規律。
齊：這樣你還是回到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認為自己的目的就是解釋歷史規律。
但是，究竟什麼是客觀的歷史規律呢？總是人見人殊。例如英國人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歷史中的大文化形態（文明）觀點，並且認為各種文明之間所不斷面對的挑戰與回應，是人類歷史變動的原因。
何新：湯因比的歷史文化理論實際是一種文化哲學。（這種文化哲學，是晚近以來對美國政策影響很大的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理論原型。）湯因比的學說是很華麗的，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文化哲學是一種高度主觀論的歷史哲學。我對他的書評價極低。
齊：歷史是億萬人的自由行為的產物。這種自由行為的方向是難以預測的。說歷史是理性的，有一種預定的必然方向，這是一種決定論。
但事實上，歷史的未來並非不可以選擇，未來走嚮往往是難以理性地被預測的。
何新：這恰恰是反思史學與客觀主義理性史觀的差異所在。歷史中存在理性的邏輯必然性，這是一種自動組織的機制。這是黑格爾馬克思共同的歷史認知。我贊成。
許多人認為，歷史進程之所以能夠選擇，是因為人有決定性的力量。選擇取決於權力。歷史中的權力槓桿，無非是四種：政權，輿論（道德壓力的基礎），還有民意，以及經濟力量（在現代就是金權，金錢力量）。這四種力量都操之於人。人要影響或者改變歷史，無非就是藉助這四種力量。
齊：歷史進程方向當然是可以選擇的，特別是有很大權力的人。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現在蘇聯的歷史進程也許就不是目前這樣。
何新：當然。
但是，拿破崙晚年在聖赫勒拿那個島子上反思自己的平生時說過一句話：我不過是歷史的奴隸。我認為他的這種反省非常深刻。
在廣義上，國王、皇帝不是歷史的主人，而也都是歷史的奴隸。因為他們不得不做歷史要他們做的事情——不做就會倒台。他們也不能做歷史不要他們做的事情，做了就會垮台。
齊：那往往只是事後的說法。怎麼知道什麼是當時歷史中必須做的事情？
何新：知道與不知道，這種判斷力，就是偉大與昏庸的區別。
齊：歷史運動歸根結底服從於經濟基礎。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呢？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還是具有極大的可能性的。
何新：其實歷史就是瀑布的運動。瀑布的向下運動，它有一種明確的大方向——受地心引力（重力）的影響，這就是它必須服從的命運——無論作為瀑布，它意識或者不意識到地心引力的存在，它都無法選擇逃避這種必然。
任何個人在歷史中也只不過是一個水滴。
對於一個瀑布，也許它的每個水珠都幻想自己可以做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的自由選擇運動。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在瀑布的運動中，那些仿佛自由運動着的大大小小的喧鬧的水花。但是，沒有一個水花——無論怎麼積極地跳躍着，最終能夠不服從那種固有的、必然向下運動的總軌跡。事實上這些自由躍動的水花軌跡，會構成每一個瀑布運動的某種確定的圖像或者模式，以至於後來的水花，也都無法超越，而只能填補前在者流過的那個動點的軌跡。
為什麼流動中的瀑布令人百看不厭？就是因為在億萬水滴的貌似自由的躍動中體現出來的一種穩定的周期節奏、具有內在的秩序和規律性。貌似無序中的有序，這就是美，是在貌似的自由運動中體現出來的理性和規律性。
人類歷史也是如此。 黑格爾說，歷史活動的基礎是個人。個人行為的原動力是私慾和熱情——每個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個人利益，為追逐利益的運動，構成人類的歷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卻導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這種理性秩序，在歷史中也是在無意識中組織起來的。
齊：這是不是就是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你也相信歷史中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
何新：古代的中國人稱這種主導萬物的內在秩序、自然秩序為『道』，就是老聃所說的『道』。道，就是內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說的看不見的手。
歷史中不僅存在看不見的『手』，而且存在看不見的『腦』。歷史進程天然地具有一種被內化的理性必然秩序。
人類的歷史活動就是如此，看起來每個人都很自由，其實道在其中。個人不過是瀑布中躍動的水珠或者泡沫。即使是動盪的動亂的時代，動亂局面也不過是大進程中通向既定目標的必然。
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人類在歷史中主觀的自由意志作為歷史發生的現象學存在，必然從屬於作為歷史進程實體的理性主義本質。這就是我理解的理性主義決定論的歷史觀。
齊：但是你不是說，你並不贊成唯物主義歷史觀。
何新：是的，我不喜歡哲學唯物主義。我信仰唯實主義，而不是唯物主義。
對於歷史而言，所謂『實』，就是歷史中的實在者，既包括人類活動的物質基礎，也包括人類的活動本身，也包括精神和文化的活動。本質的方面是：
（1）私慾，生存欲是人性的基礎，普遍人性，是與生俱來，先天的。人性本惡，所謂本能，個體的生存欲望，是自私的。對他人的依賴，愛心，互助，則依賴智性的自覺，是後發的。所以利他與公益之心是被動的，是依賴於修養和教育所成，就是倫理與道德。
（2）人的生存依賴於環境與物。環境一是自然，二是社會和文化，物是資源和物質條件。獲得資源和生活物的手段，決定了人類生存能力的高低。這種手段就是技術和生產力，包括生產工具。
（3）資源與生存空間有限，導致人類的競爭和爭奪。人類起初為佔有優勢地理空間而鬥爭。後來為奪取金錢財富而鬥爭。現代則是為奪取更加廣義的生存資源而鬥爭。
這種競爭導致社會的分化，原始社會分工已經形成階級結構的雛形。但進一步的社會分化導致社會的符號化，導致了明顯的或者制度化的等級結構、階級結構。這種階梯式的社會結構，制約了資源與物的分配製度、生存權利、政治權力和競爭機會。
馬克思的歷史觀，我認為就其理性主義決定論的本質看，並非唯物主義的。但是在他的歷史觀中，階級分析的歷史方法頗有意義。馬克思認為經濟結構、社會分工結構決定階級的分化，使個人利益的競爭（嫉妒）轉化為結合成集團謀求利益的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共產黨宣言】的名言是：『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這句話是鐵一樣顛撲不破的真理。
階級鬥爭論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為階級鬥爭並不是永遠需要保持一種緊張的社會節奏，並非無時無刻都在發生。總是有鬥爭與平衡、一張一弛的交替。
而且在歷史中，階級矛盾平衡的時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時期，總是比較久長的時期。
但是歸根結底，階級鬥爭，利益集團的鬥爭，這種種社會矛盾，確實總是成為推進歷史進程的原動力。
齊：這是毛澤東主義著名的觀點。毛澤東總是強調鬥爭決定一切。當時他們甚至也與我進行鬥爭，中國報刊指責我是沙皇的辯護士。（笑）
何新：在中國人眼裏，毛澤東仍然很偉大，高不可攀。
但在建國以後他的確做了一些很荒謬的事情。所謂荒謬，就是他認為人定勝天，他自信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做到當時歷史條件不可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他不信邪。結果他悲劇性地失敗了。對於歷史來說，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是到了最後晚年，他才有所省悟。所以晚年的他曾經多次悲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齊：是的，我知道毛的偉大，在重慶的時候我就見過他。後來他得到了整個中國。他的很多思想對於指導革命鬥爭很重要。但是不利於治國，總是強調不斷地鬥爭，不斷地革命，社會無法穩定。
何新：階級分析的觀點，對於分析任何社會的政治形勢和判斷歷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義，只是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能用來治國。
自從所謂的地理大發現以來，區域分割的歷史就成為一體化的世界史。原來那種封閉國族社會內的集團利益競爭、階級鬥爭，在現代歷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國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間大規模競爭的水平。這一方面導致了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興起，另一方面也推進着不可逆轉的全球混一化的運動。這是未來世界的大趨勢，瀑布運動的大方向，國別史必然演進成為全球史。
齊：問題在於，誰，哪個國家，在未來能作為旗手主導全球化運動呢？美國、中國，還是俄羅斯？
何新：（笑）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在冷戰以後，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新的世界帝國已經愈來愈不可能。未來主導世界的國家，僅僅依靠經濟力量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
（註：以下的討論記錄中斷）
（發表於2015年04月10日）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