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從沒想過傳位朱棣｜文史宴

文/行在陽秋

朱棣奪位後對朱元璋一朝的歷史進行了很多篡改，這些篡改集中在朱元璋對自己和皇太孫朱允炆的態度方面，給人以朱元璋想傳位於朱棣，只是礙於宗法制度，只得傳給朱允炆的印象。但實際上，朱元璋為朱允炆做了大量的準備，對朱棣進行了打壓，從來沒有傳位朱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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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祖制如何限制了明朝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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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講清楚兩個問題：一是研判朱元璋對繼承人的選擇。這個『繼承人』不僅僅是皇位繼承人，而實已包含了朱元璋確定的嗣君、大臣這一整套權力繼承者；二是朱元璋為着繼承人、也是自身在世時的統治需要，是如何調整施政和政治制度的。

朱元璋的兩份關鍵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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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文件——冊立皇太孫詔和朱元璋遺詔，是證明朱允炆合法皇位繼承人地位的最有力證據。朱棣改修【明太祖實錄】，不載朱元璋遺詔，亦不載立皇太孫詔，恰構成有力的反證。兩詔令均有多史記載。【立皇太孫詔】：

曩古列聖相繼馭宇宙者，首建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撫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于田裏，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貪，去強豪，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嗣奉上下神祗，以安黎庶。告爾臣民，想宜知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明太祖實錄】則簡單記載為：

癸寅，冊立皇第三孫允炆為皇太孫，祭告太廟。

朱棣並不能否定朱允炆冊立為皇太孫的事實，便在文字上做文章。不僅將詔令刪除殆盡、只留下事實敘述，還有意突出『皇第三孫』，暗示朱允炆乃非法繼承人。

至於朱元璋遺詔，【明太祖實錄】根本失載，可見朱棣對此忌恨之深，遠勝於立皇太孫詔。

朱元璋從沒考慮過傳位朱棣

朱元璋從沒考慮過傳位朱棣

朱棣刪削朱元璋遺詔，不啻於對朱元璋晚年顧命的否定。不過，朱棣此舉實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一、太祖遺詔明確提到『皇太孫仁明孝友』，可嗣大位，這段文字即是對朱棣合法性地位的完全否認。因此，朱棣需要將其完全刪去，並偽造『第四子來否』的朱元璋遺言；二、朱元璋遺詔裏明確指出，諸王於本國哭臨，不必奔喪，這同樣是對朱棣的致命打擊，將直接導致後來【奉天靖難記】、【明太宗實錄】裏的許多說辭不攻自破。

【奉天靖難記】開頭一段污穢不堪的文字，恰是朱棣喪心病狂的生動寫照。朱棣抹殺朱元璋遺詔，並配合他對朱允炆『矯詔嗣位』的編派。這恰從反面又印證了朱允炆完全合法之地位。

馮勝、傅友德之死背後的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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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既立朱允炆為儲君，便着意以『祖孫繼體宜同德』之精神，予以栽培。『太孫改律』，『政事付皇太孫參決』，有意培養並訓練朱允炆處理政事的能力，此其一；為朱允炆安排文臣武將，以期達成輔佐，此其二。

下面筆者願意提出一個判斷：朱元璋為朱允炆儲備人才有兩種方式：委以重任和放歸待用。前一種以耿炳文為代表，後一種則以方孝孺為代表。前一種為武將，後一種則為文臣。

史料顯示，朱允炆之甫立為皇太孫，朱元璋原本是要以朝中勛貴武臣盡輔佐之職的：

以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景隆、涼國公藍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全寧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太子少詹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讀東宮。

這段史料表明：朱元璋起初是想文武兼用，並仰仗舊有的元功宿將為皇太孫輔弼。馮勝、藍玉、傅友德皆是開國元勛，威名素著。其中，藍玉還和太孫有直接姻親關係（藍玉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為朱允炆外公，藍玉為朱允炆外舅公）。

不過，朱元璋很快就再一次屠戮功臣，馮、藍、傅俱遭剷除。這表明：朱元璋不放心武臣典兵，更不放心讓開國功臣輔佐皇太孫。這個名單裏，黃子澄最終得天獨厚，進入了建文朝的核心輔政團隊。此外，依據現存史料，馮、藍、傅三將之死，似乎又別有隱微。

傅友德或被朱棣謀害

傅友德或被朱棣謀害

【明太祖實錄】於馮勝、傅友德之死，記載極其隱諱。王世貞敏銳地指出，藍玉、馮勝、傅友德接連伏誅，似乎與朱棣有某種關聯：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潁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若潁、宋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至潁公，尤不可曉。

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時立傳，卻於封公下及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歉耶？

……高帝末年，大將有功名者，誅僇幾盡，而秦晉二邸，亦先薨逝，無非授文皇為祛除之地耳。史之曲諱甚多，不可枚舉。

王世貞觀察敏銳，看出傅友德、藍玉之死，與朱棣似乎存在關聯。朱鴻在【明成祖與永樂政治】中就此論曰：

太祖之誅鋤功臣，成祖從中離間，應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太祖之意原在剷除足以威脅太子太孫者，豈料竟中燕王之計。成祖假太祖之手掃除『靖難』障礙，其人之工於心計，於此可見一斑。

朱鴻的分析切有見地。我們若將王世貞、朱鴻的推測，與前引宋、藍、傅任職的記載合看，尤其是考慮到藍玉與皇太孫的親戚關係，不難得出燕王陷害的懷疑。

不僅如此。燕王導誘下，朱元璋誅殺元功宿將殆盡。這迫使他改變了原先的顧命計劃，不得不另選別人做朱允炆的保駕大將。朱元璋可以在兵權上，選擇讓燕王代武臣，卻無法在輔導皇孫上，也使燕王代勞（『周公輔成王』果然成為後來朱棣篡位的飾辭）。流傳很廣的朱允炆疑問『諸藩不靖，孰御之？』，很有可能存在。

朱元璋給朱允炆挑選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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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末年仍然倖存的耿炳文、郭英便成為朱元璋的選擇。

顧誠【靖難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勛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均對此段史實作出了出色還原。

耿炳文是朱元璋選定的第一號保駕大將。朱元璋深知耿氏習性（不居功）和所長（善防守），因此在洪武末年多次讓他統兵出征、獨當一面，還親自下令把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嫁給耿炳文之子，顯示出朱元璋對耿氏的厚望。

郭英的情況與之類似。郭氏本就是朱元璋外戚，又是開國元勛。朱元璋委以重任，再合適不過。朱元璋令郭英於洪武末年隨遼王統兵，不無牽制燕王之意。有所區別的是，耿炳文為正，郭英為副。至於後來郭英未見朱允炆大用，耿炳文戰死真定，那則不是朱元璋所能逆料的了。

排除事後諸葛的觀點，朱元璋對身後誰來輔佐朱允炆，是經過周密部署的。朱允炆能用耿炳文而不能用郭英，能用李景隆而不能用徐輝祖，卒致用人不當而敗，確非朱元璋所能佈置的了。

朱元璋還以另一種方式為朱允炆儲備人才，筆者稱之為『放歸待用』。代表人物有：解縉、方孝孺。他們又以文臣見用。我們注意到，朱元璋在解縉和方孝孺兩人身上採用了非常相近的處理方式。

多種方孝孺傳記都記載了朱元璋與方孝孺的兩次會見。這兩次會見，分別是洪武十五年（1382）和二十五年（1392），相隔十年。第一次談話，緣因吳沉、揭樞之薦。朱元璋對太子朱標說了這樣一句話：

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

這句話，諸史眾口一詞。差異之處在於，【吾學編】、【續藏書】、【松窗夢語】皆載，此語乃對『皇孫』而發。甚至有記載說是『皇太孫』。【獻征錄】、【革朝遺忠錄】、【罪惟錄】、【明史】等書則取另外一種說法，謂朱元璋語皇太子。兩相比較，洪武十二年，懿文太子尚在，後一種記載更為可信。當然，不能排除『皇孫』為追記的因素。

第二次會見，朱元璋說：

今非用孝孺時。

這次會見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會見後不久，方孝孺就去漢中任府學教授，併入蜀王幕了。兩次談話有共同的內容：朱元璋看重方孝孺之才；要把方孝孺留給未來的皇位繼承人作輔臣。

方正學先生像

方正學先生像

朱元璋很清楚方孝孺的才幹，卻又堅決不願在洪武朝起用他，這表明朱元璋對方孝孺的使用有着長遠考慮：方孝孺並不相合於洪武政治，但從品性、氣質上卻極符合嗣君的需要，不管是懿文太子，還是太孫。

有史料記載，朱元璋遺命召方孝孺，有誇張成分，但亦不能明證其非。如果這條史料成立，那麼朱元璋顧命方孝孺以輔佐太孫，以達成他晚年安民守成求治之理想，也會更加確定。

與方孝孺情況類似，解縉也是朱元璋『放還』的又一人物。不同的是，解縉已於洪武年間登仕，並已暫露頭角。解縉為官三年（1389-1392年），鋒芒畢露。為李善長辯護，上大庖西封事，彈劾袁泰，確給朝政帶來一股新銳空氣。朱元璋對其的態度是又欣賞又擔心，同時略有不快。所謂：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

考慮到解縉本人的秉性，朱元璋決定將其遣歸待用。『後十年來』，成為朱元璋對嗣君和解縉的雙重期待。

朱元璋給皇太孫的『儲才計劃』還不僅限於此，這裏寫到解縉和方孝孺，是作為例證，說明朱元璋對身後輔政人才的事先安排。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朱元璋對方孝孺和解縉的期待沒有完全實現。方孝孺未能躋身宰輔大臣之列（當時宰輔為齊黃二人）；解縉則乾脆為齊黃所忌（後文仍將有論述），被貶到甘肅做了小吏，直到建文二年才還朝，仍然不得志。

朱元璋於洪武后期，重用耿炳文、郭英，並為朱允炆儲備人才，這一系列選官任將，恰可與朱允炆的合法地位相互印證。朱元璋期盼太孫順利接班、完成守成的願望雖然落空了，但若不以後論前、不以成敗論事的話，朱元璋的努力是昭然可見的，他已盡了他的所能。

朱元璋晚年為建文鋪路

4

朱元璋不僅選官任將、確定儲君，同時也在施政、制度上作出一系列調整，以因應太孫接班，為他創造鋪墊和條件。朱元璋的調整主要有：改革宗藩制度，限制藩王權力；調整治國之道，由猛趨緩。這兩者直接對太孫的即位有利，可稱是朱元璋在內政上的努力。

洪武后期，朱元璋確已在刑殺上放緩，在『禮義』上努力。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宣佈撤除錦衣衛刑具，削奪錦衣衛司法權：

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審之，欲先付其清耳，豈令其煆煉耶？而乃非法如是！ 』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朱元璋在朝堂上的這番言行，只是他故示姿態的政治表演。不過，錦衣衛司法權確已廢除，且終洪武建文朝，不再復設。與之相伴的是，朱元璋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修訂的【皇明祖訓】裏，宣佈廢除酷刑，並永不再設：

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驚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宜，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這段文字，本身讀了就膽戰心驚（處死上奏者何嘗不是法外加刑），但朱元璋廢止酷刑的立意，確是堅決無疑的。它還明確提到了『守成之君』，表明朱元璋從事刑律上的改革，意在為嗣君創造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寬鬆的政治環境。

恐怖特務組織錦衣衛被取締

恐怖特務組織錦衣衛被取締

上引兩件事實合觀，更能說明這一點。特別是，考慮到錦衣衛、廷杖這兩大明代弊政並未在建文朝出現，我們更有理由確信，『建文時期朝廷政治的演變，其實衍生自原本已存在於洪武朝中的各種傾向。』

洪武末年，朱元璋大批起用儒生，朝廷重武輕文的面貌已大大改觀。齊泰、黃子澄、練子寧、茹瑺等一批新晉官員，都是這最後幾年得以任事的。與之同時，朱元璋對文臣的進諫，容忍度也越來越高。吸納儒生參與政權，並諮詢他們治國，是為朱元璋為太孫留下的一大制度遺產。

朱元璋對朱棣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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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為使太孫的皇位安穩，使用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藩王權力。朱元璋的安排不可謂不周詳，靖難之役的結果，實有極大的偶然性。

朱元璋修訂【祖訓錄】成【皇明祖訓】，刻意對藩王加以限制。據張德信的研究，【皇明祖訓】與【祖訓錄】的差異竟有七十餘處之多。這顯系朱元璋在洪武末年，為因應皇族內部新形勢而為。

改動條文的兩大特色是：重新調整皇室內部禮儀；削減藩王的人事和司法權力。

【祖訓錄】成書於洪武六年，頒佈於洪武十四年。當時朱元璋考慮到太子朱標居長，由他統御諸弟，繼承大統。而洪武末年太子薨逝，皇太孫面臨着統御諸叔的尷尬局面。朱元璋遂在皇室禮儀上重新安排。

【皇明祖訓】規定親王對皇帝，要行五拜三叩頭的『君臣禮』，同時宮內行『家人禮』時親王受『四拜禮』。朱元璋提高晚輩天子的禮數地位，顯然是有所為而發。

【皇明祖訓】還對親王的人事權力、司法權力予以削減：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製。如或文武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意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

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然後治罪。

【祖訓錄】的『從王區處』被改為『王即拿赴京來』，『違犯及侮慢』改為『侮慢』，可見藩王司法權的削弱。

此外，諸王失去對本府文官的任用權，只可任用武官。到朱允炆即位，遂發展為『建文元年二月己酉，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官。』【祖訓錄】和【皇明祖訓】也都規定，藩王不得『延攬交接奔競佞巧智謀之士』，提防藩王坐大。

朱元璋還頒佈【御製紀非錄】、【太祖皇帝欽錄】，分別警示秦、周、齊、潭、魯五王，歷數其罪惡。

何期周、齊、潭、魯，擅敢如此作為。……是子等恐異日有累於家邦。

閱讀這兩份文件可知：周、齊、代三王早有劣跡，建文年間遭削，罪有應得。

朱鴻即於【明成祖與永樂政治】中懷疑，晉王為燕王所害，不無道理。蓋晉王忠於朝廷，且長於燕王。晉王統兵，則燕王能否發動靖難，尚未可知。朱元璋去世時：

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逼，恐其窺伺，乃革遺詔，止諸王會葬。

秦晉二嗣王朱尚炳、朱濟熺均尚未成年，兵權未掌，燕王成為擁兵親王之最長者。晉王死於洪武三十一年三月，距離朱元璋去世僅僅兩個月。在時間上，晉王之薨對燕王極為有利。

朱元璋不僅限制藩王權力，也着意讓藩王們互相牽制，以共御外敵，同時不致危害朝廷。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勛懿集〗所載朱元璋與武定侯郭英敕書】一文揭示，遼王享有較大的兵權，洵為燕王勁敵。【天潢玉牒】也顯示，洪武末年，肅王、慶王作為西北塞王，也曾獲得朱元璋的青睞和信任：

（二十五年），命肅王於奉天門設座聽朝政。

（二十九年），肅王奏遣，……征沙州。

（三十年）命肅王監軍，北伐，不果行。

（三十一年），召肅王、慶王歸朝。

這表明，朱元璋有意要保持藩王間實力的平衡，燕王獨大是朱元璋絕不願意看到的。不過，晉王死後僅僅兩個月朱元璋即去世，他沒能進行更多的安排。可以想見，假若朱元璋不是迅速在晉王之後去世，燕王能否立即積蓄力量造反，當是未定之天。

藩王中最強的朱棣

藩王中最強的朱棣

不過，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屬於失策，沒能貫徹朱元璋以藩制藩之策略，對忠於中央的遼王、晉王、肅王、慶王沒有充分調動，這卻不是朱元璋能夠安排的了。

這樣看來，靖難戰事前夕政局的演變是帶有極大偶然性的，這種偶然又對朱棣極其有利。朱棣奪位之成功，實出於一連串偶然造成的有利條件。

綜上，朱元璋在晚年有意調整治國策略，調整皇室關係。同時在制度和實踐上，努力為皇太孫營造良好的環境，以期順利接班，完成朱元璋身後明朝向守成的轉變，實現朱元璋安民求治之未竟理想。這構成建文改制的背景之一——洪武朝本已蘊含着建文朝的傾向，朱元璋於晚年有意培植了這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