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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江海學刊 作者：聶振斌
人們常常有一種誤解，認為儒家所提倡的禮樂教化都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儒家所倡導的藝術思想，所使用的一套修養方法，不過是培養順民、培養奴性罷了。這種看法，是把統治者的政治企圖當成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對儒家教育思想的曲解。不能把後世政治統治者所推行的『禮教』『名教』和先秦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教化等同起來。
在儒家看來，禮樂教化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不能停留在政治層面，也不是能守儀式規範、能歌會舞就算達到目的，而是要有更深的追求，更高的旨趣。這就是求仁，做一個『仁者』。孔子對那些只知禮樂的儀文形式而不求禮樂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進行批評：『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玉帛鐘鼓只是禮樂的表現形式，仁才是禮樂的本質和生命所在。儒家有『仁言』『仁聲』『仁愛』『仁義』『仁政』『仁人』等等說法，說明『仁』是一切事物（包括藝術和人在內）的本質規定。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什麼？是仁充實於德性之中，因而才美。『仁者』『仁人』是美的人，與『文質彬彬』的君子同義。
儒家推崇陽剛之美的風格，這種審美風格與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是一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象傳】）從孔子開始，儒家一貫強調人格獨立。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又說：『志士仁人，不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為保持做人的人格，可置生死於不顧。孟子的名言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具有這樣崇高的人格精神，所以視聖人不是神而是普通人，對於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無仁義之心的君王則藐之。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因為他們政治腐敗，驕奢淫逸，無才缺德，我們有理由鄙夷他們。有人問他如何才能養成這種人格精神？他回答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不難說明，儒家的獨立人格，不包括那種孤獨怪僻、不近人情的人，而是指那種有高尚道德修養、有正義感、不顧生死捍衛真理的人。這種人就是荀子推崇的那種建功立業的大丈夫，是【易傳】所讚美的『剛健中正』『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的君子。儒家的人格精神對中華民族的人生態度的影響，對中國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這種人格精神鼓舞着人們自強不息、為真理而鬥爭。具有這種人格精神的人，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奔赴國難，為民族而獻身。在正義與邪惡進行較量的時候，他會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站在正義一邊，而不計較個人得失。這種歷史上的『志士仁人』、正人君子早已被中國藝術塑造成一系列生動的藝術形象活在中國人的心中。尤其在中國的戲劇中，剛正不阿、蔑視權貴、為民申冤的清官，寧死不屈、浩然正氣、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民族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之士，不為升官發財而折腰的士人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儒家獨立的人格精神的藝術化與生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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