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眾里尋他千百度
從1999年起，老姚開始大量收藏匾額，而且專門從科舉匾額入手，因爲這種匾額有最廣闊的受眾面，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共鳴。 對於初期的匾額收藏，他說自己還算比較幸運的。因爲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對科舉並不了解，大量流傳在民間的匾額並不被人看好，多數匾額在百姓家裡只是個擺設。在他收科舉匾額之前，那些商人更注意匾額的品相，喜歡較華麗的祝壽匾，而忽視了簡約的科舉匾。老姚笑稱，『我教會匾額販子「狀元」、「進士」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們明白了，就讓我出高價。』對自己的獨特收藏道路，老姚還總結道：『不管愛好什麼，任何事情都有捷徑，都可以事半功倍。』在他看來，自己干收藏這二十年就是從阻力最小的地方入手，注重藏品的體系，不是什麼都收，因此沒走多少彎路。 當時，老姚的確通過比較低的價格收購了一部分匾額，少則幾千元，多則不過幾萬元。到2007年，老姚收藏的匾額已經達到了500餘方。此時雖然他還是一邊做自己的生意，一邊收藏匾額。但重心已經是爲創辦博物館打算了，並拿出畢生積蓄創辦北京科舉匾額博物館。 就這樣，2007年的金秋十月，在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老姚名爲『勵志堂』的『科舉匾額博物館』靜悄悄地開館了。博物館是個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3000平方米的院落內，一開張就放上了老姚收藏的500餘方科舉匾。大門是老姚專門從江西金谿縣淘回來的明代萬曆年間的石坊，中間庭院裡挖了個小水池，老姚在裡面種了些荷。一進博物館正門，一座雕琢祥雲瑞獸的元代漢白玉石雕牌坊便會展現在觀眾眼前，那就是鎮館之寶――科舉門。這座石坊由漢白玉整雕而成，中層小石匾額的正反面分別刻有『科舉門』和『忠』字。老姚說，古時孔廟、府學、貢院的正門內常設有這類具有象徵意義的牌坊，學生從坊下經過，寄寓科舉高中，福祿雙享，但此類牌坊通常上刻『禹門』或『龍門』，其上直書『科舉門』的目前國內僅此一件。 在收藏科舉匾額的過程中，老姚逐漸選擇了站在民族歷史的高度去看匾額，強調它宣揚教化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看成民俗。他甚至把匾額上升到了中國文化復興的高度，『復興不能靠口號和理論，需要一個載體。』而匾額正是他的解決方案。『用匾額彰顯禮法制度，並成爲禮法制度的標誌，用以治國安邦，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老姚認爲，匾額的形制及功用，被歷代王朝所承襲，即使是遼、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間兩大匾額體系，共同實施標識和宣揚教化的功用。匾額的應用遍及九州，廣泛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以致千行百業，出現了『無處不匾』、『無室不匾』的文化景象，爲中國贏來『禮儀之邦』的讚譽。匾額，用藝術形式承載了中國國學的全部經典，承載了優秀道德的精華，足以稱之爲藝術國學。 至今，老姚已收藏了600餘方匾額，最爲鍾愛的卻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匾，原因便是它的宣揚教化功能。當初老姚在十里河古玩市場看到這塊匾時，它沒有上漆，邊框還是修過的，而且還根本不知道這是哪個皇帝哪年頒布的聖諭。在很多亂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額中，老姚翻了幾遍，都沒有把這塊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裡。幸運的是，老姚突然覺得這方匾有宣揚教化的功用蘊含其中，儘管當時手頭沒有相關資料，他還是憑著直覺買了下來。拿回來後，他也只是把這塊匾放在一邊不再理會。直到一天，當老姚看到【明朝那些事兒】中談到六條聖諭，方才意識到這方匾的價值所在，原來此匾的內容正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頒發全國的六條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這是當時戶部奉旨頒布的聖諭，旨在安定社會，讚頌良好品行，並要求頒行全國，城鎮裡坊都要懸掛，定期宣講。後來，老姚還專門找到了宣傳聖諭所用的木篤(鈴鐺)和委任狀。他說，這三件東西放在一起，就可以將中國古代匾額的宣揚教化作用闡釋完整，所以在這麼多匾額中，他一直對這『六條聖諭』情有獨鍾。 老姚總結自己的匾額收藏理念是要玩到極致，而不是『半瓶子逛盪』。比如，他收齊過一套『一榜三進士』所題寫的匾，也就是說把同一科的狀元、榜眼、探花三人題寫的匾額都收集到了。要知道，清歷史上開科114場，會有114個狀元、114個榜眼、114個探花，有多大的概率，才能把同一科三個人題寫的匾額都湊齊了呢？這三塊匾的題名人於道光十二年(1832)中舉，其中狀元吳鍾駿、探花季芝昌題寫的兩塊匾老姚很早就有，最後也是最難收到的是榜眼朱鳳標題寫的匾。那是在安徽涇縣，有個商販囤積了20塊匾，老姚翻到最後發現了朱鳳標的那塊匾，欣喜不已。匾上是『太史』二字。朱鳳標的書法非常漂亮，書寫的內容又不是賀壽之詞，剛好和科舉有關，這塊匾實在是難得的珍貴之物。商販聽說姚遠利是從北京來的，還故意抬高了價格。 有了這些令人信服的藏品後，按說一般人就應該滿足了，可以跟許多人炫耀了，但老姚仍不滿意，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從藏品中提煉出真正有用的思想，並回報社會。因此，當許多人建議他請專業團隊爲博物館進行包裝時，他會斷然拒絕。『爲什麼博物館建設越來越豪華，展示不惜成本，陳列花樣翻新，以人爲本的服務越來越周全，而教育的效果卻不顯著，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微乎其微？』老姚說他自從創辦博物館後，就一直在關心這個問題。 很多博物館人把問題的原因歸結爲民眾的素質：『眾多的觀眾只注重文物的社會經濟價值，而不關注藝術品的內涵和學術理論。』老姚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爲博物館自身首先應深刻反省。『最起碼，你沒有向觀眾提供比文物的經濟價值更吸引人的亮點。』在他眼中，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博物館有文物，沒有思想，缺少與觀眾思想溝通的新觀念。 老姚這種唱反調的舉動，的確得不到許多博物館從業者的認可。同時，他也不滿意如今博物館給民營博物館交流的機會太少。爲了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表達自己的觀點，老姚還曾在一些會上爭取過發言機會。當他提出匾額學概念時，有些學者認爲，時機還不成熟，一個專學或者學科的提出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有眾多的研究者，並且有相對豐富的研究成果；二是形成了完整的理論研究體系；三是這個領域有權威者倡導。就現實而言，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無奈老姚就成了首倡者。他認爲，由於文物市場開放，博物館和相關機構的專家學者數量上的不足，準備的不夠或無暇顧及，學術理論上的大漏小漏多有所見，而自己有多次『撿漏』成功，使他對在學術上『撿漏』的興趣更加濃厚。 在匾額學術領域，老姚說：由於關注的專家學者太少，自己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 來源：北京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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