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收藏的人往往都做過『撿漏』之夢，66歲的姚遠利也不例外。但如今他做的『撿漏夢』，想撿起的不是角落裏的真東西，而是不起眼的真思想。這一撿，已經撿去姚遠利十幾年時間，而且恐怕要把他的餘生也撿去了。撿出來的，便是他的『匾額學』之夢。 1.獨上尖刀山 如果把姚遠利的人生分為幾段的話，收藏匾額、辦博物館只是其中一小段而已，前後不過十幾年，卻幾乎成為了他人生的最高潮部分。不過，這個爆發點的形成還得追溯至他前半生的積累。 回憶往事時，老姚常說一句話：『人生是有軌跡的。』意指他如今的做事方式延續了自己過去幾十年做事的思路。甚至，這還可以追根到他上小學時讀的古典名著。無論是讀【三國演義】，還是【水滸傳】，老姚似乎對『正義』、『拔刀相助』等詞語記憶猶深，他強調：『我很小的時候在腦子裏就有一種觀念――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 這一點，在老姚的收藏生涯早期便有體現。他的收藏生涯於1990年代初開始。在專心研究匾額之前，老姚最愛的是古硯，尤其鍾愛供文人把玩的瓷硯。那時很多人研究古硯的使用，老姚卻認為這只是『拾古人的牙慧』，不能有所超越，所以他開始研究古硯的體系劃分，這便是『前無古人』的。後來，他關於古硯體系劃分的文章還被收錄進了【新華文摘】。 玩硯玩得正帶勁兒的老姚卻突然放棄了硯台，就像他一直開着一家『在行業裏數得着』的企業，後來卻突然開始辦博物館一樣。 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個人興趣和文化價值。 1998年在潘家園，老姚花了2700元，收了第一塊匾――『選舉孝廉方正』匾，為宣統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試的官員黎殿元所立。一般的常識是，科舉制在1905年就被廢除了，而實際上被廢的只是常科，選拔官吏還有一種模式，為制科，是根據皇帝特旨及國家對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設，又持續了一段時間。老姚說，這塊匾因涉及到科舉制度結束後人才選拔的方式，所以較為難得。老姚因此靈光一閃，決定放棄古硯，專攻匾額，因為他覺得，這一方硯只能是文人雅士們的閒情雅趣，在文化含量和歷史價值上遠遠低於匾額。 收匾之初，老姚就遇到了第一個難題――如何定位匾額。當然，這個難題也是他自我設定的，不知有多少人糊裏糊塗就開始了自己的收藏，只是因為聽別人說這東西怎麼怎麼好。老姚則不會，他希望自己想好了再去收藏。後來的種種事實則表明，恰恰是這一點的獨樹一幟，使得老姚在收藏和研究匾額方面獨闢蹊徑。『匾額是一塊塊「寶玉」，我究竟是用金線還是用麻線來穿它呢？』他首先就問自己。 當時的背景是，古代懸掛在官府、廟堂、客廳的匾額，或者說曾經無處不在的匾額，已經在官方和民間體系中消失已久。只有在一些商店裏，方可覓得匾額的蹤跡。直到今天，有的匾額博物館還只把它看做『民俗文化』。就像老姚曾去一次會議，遇到某省級博物館館長，遞上自己的名片後，人家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匾額啊，民俗文化！』 生性好學的老姚，想到了去佔有最多的資料，用學術理論武裝自己。因此，他扎進了古書堆裏，想找出關於匾額的研究資料。 然而，結果卻令人失望，這方面的資料少得可憐。老姚曾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想到圖書館找一找資料，沒想到館長給了他當頭一棒：『從沒見過有誰寫過專門研究匾額的書！』 老姚發現，因匾額不是建築所必需的構件，也不是裝飾品，在諸多古代建築家著作中少有論及。而新一代建築家對匾額印象淡漠，更是難以關注。此外，文博機構之中幾乎無人專項研究匾額。故宮雖然出版過圖文並茂的匾額圖冊，但卻把匾額定為『宮廷建築內外的裝飾品』。 伴隨着對匾額價值的疑問，老姚邊收邊學，不知不覺中走上了一條匾額學術之路。而就在他越走越興奮的同時，他不曾想到，這條無人走過的路，竟是如此荊棘遍佈。 來源：北京日報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