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明後期進入中國 與儒學結合被明儒接受 (3)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皆由科舉入仕，心存匡時救世的抱負，尋求切合國計民生實務的學問，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成爲力圖更新儒家學說，匡時救世的一批明儒的代表。徐光啟曾撰【辨學章疏】，爲西方文化作辯：『佛教東來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心爲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他以西方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達到久安長治，因此認爲天主教補充儒家的欠缺，提出以天主教『補儒易佛』。對西方文化，徐光啟的總體認識是『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翻譯是第一步，即首先是了解西方文化，第二步是會通西方文化，第三步則是超越西方文化。他是這樣認識的，也是這樣實踐的。此外，徐光啟還主持了曆法的修訂和【崇禎曆書】的編譯。【崇禎曆書】奠定了我國現行農曆的基礎。李之藻提出：『西賢之道』，與釋老大異，而與『堯舜周孔之訓則略同』，『六經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參合，何處可置疑矣。』(【刻聖水紀言序】)。楊廷筠說：『取西來天學，與吾儒相輔而行』(【代疑續編・跖實】)。很明顯，他們認爲天學與儒學可以相結合，也就是天學可以補充儒學，這是他們認同天學的理論基礎。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出現於明儒筆端的。

從晚明留存於世的一些明儒對傳教士著作的譯介和撰寫的序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明儒筆下，對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宗教、哲學和科學均給了高度評價。處在危機中的明末儒者，認同接受西方文化作爲補救儒學的良方，不僅寫下了他們所認識的西方文化，而且也留下了他們當時的文化心態，他們虛心學習異文化，進行平等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時又具有一種文化自信，這正是他們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他們筆下，西方文化入華近半個世紀以後，西方文化已經納入了中國本土的文化語境，中西文化交融已結出了果實。就此意義而言，也可以說這些明儒實際上在試圖開創一種新儒學的境界。

(萬明，作者爲中國社科院明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