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期科技教育的恢复与起步付出特别的心血

邓小平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善于择善而从。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致信中央，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邓小平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重视教育家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议中央选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邓小平阅后批示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并明确表示：“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5年11月初，国家教委所属36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阅信后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这个批示，后来在社会上演变成两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