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敲开考古学家牟永抗的家门，老人正拎着袋子准备出去，一看到记者，他拍拍脑门：“哎呀，我记错时间了，以为你是明天来呢！”
可坐下来，聊起浙江考古走过的历程，忆起那些记录岁月印记的重要发现，老人的脑袋里，好似装着一本考古学字典―― “1973年7月3日，我们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车站”“二里岗发掘，我被分到C九区最重要的H111”…… 每一个时间点，每一处墓葬的编码，每一次发现的陶片数量，老人的心里，明镜一般。 今年，牟永抗79周岁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年轻人，要为他做80岁寿辰，老人觉得不合适，“考古所比我年纪大的人很多，他们都不做生日，我怎么能做？不要做80岁，要做就做考古工作60年。” 他说，他是1953年5月5日调到考古所的，“古龄”60。 说着，老人兴奋地从书房里，找出了那天的照片，红色的横幅上，写着：牟永抗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工作六十年座谈会。 八十大寿的生日会，硬是被老人开成了考古座谈会。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参与了浙江境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湖州钱山漾、湖州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等重大遗址的发掘，他探索浙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的序列，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参与了两次河姆渡遗址发掘，提出河姆渡一至四期文化的概念； 而在良渚遗址群各重要遗址发掘后，牟永抗又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阐述了良渚文化神崇拜、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60年，步履不停。问起老人，是不是就在野外，跑了60年？ 老人想了想，说，我的立足点就一条：野外作业，是考古学的突破口。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田野作业得来的新材料、新信息，才是解读历史的开始。 记者 马黎 来源：钱江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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