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層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杜甫的一首【成都府】，詩意地描繪出1300多年前老成都的景象。不同於杜甫的詩意，一組珍貴的成都老房契以最直白的表述，揭開300年前成都城的神秘面紗，勾勒出成都從清朝康熙年間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城市面貌。近日，93張從40餘萬份成都老房契中挑選出來的精品面向公眾展出，其中，最『老』的一張房產契證，距今已有321年歷史。
從歷代房契對城內房屋結構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民國時期的建築大多為小天井四合院，既為配合『務農業儒』、『負耒橫經』的生活方式，也證實成都自古就是一座宜居的城市。 成都市房地產交易中心二樓房產契證陳列館，93張斑駁、泛黃的房產契證，靜置於玻璃展櫃。從去年12月20日開始，展覽每天都會對公眾免費開放。 在兩年多以前，這批房產契證還被鎖在成都市房產信息檔案館的庫房裏。1952年，成都進行過房產清理換證工作，40多萬份老百姓交上來的房產契證，因此匯集在一起。一個偶然的機會，西南民族大學的祁和暉教授以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巴蜀文化的譚繼和、張彥、彭東煥等專家看到了這批契證，頓覺這些薄薄的紙頁，蘊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張彥介紹，『別看房契只有一張紙，卻標記了買賣房產的雙方、房產的位置、面積、朝向、買賣價格等，甚至院子裏栽了幾棵樹、有沒有挖井等細節都寫得明明白白。它和文學家的詩意表述還不同，憑這些沒有「添加劑」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完全可以還原出300年前的成都，就已經是一個宜居的城市，因為無數清朝的房契，都記載着當時房屋前院後園的生態設計。』 順着她的指點，記者看到一張嘉慶21年、位於鼓樓街的房屋鋪面地基杜賣文約。戶主郝林在房契上記錄下了房子的格局，『前有瓦大門和二門各一道，正房居中，左右有腰牆環立，後檐、圍房依次排開，』是標準的兩重四合院。他還描述稱，這套房子外面封閉而內裏開敞。外封閉指四周建圍牆，牆上不開窗，周圍還有竹林以供擋風納涼。內開敞則主要指在院內設天井以排濕通風。此外，還有『大出檐』之類，則強調寬敞的檐下可以曬穀子、掛玉米、堆柴火。院後還有空地、院壩、水井以及各類花果。張彥稱，清代交易的房契，可以看到大多數老百姓家都是『前店後居、前店中居後花園、四合院等格局』，只不過普通人家的房子大多是磚石瓦房和茅草房的簡陋混搭，而富豪人家則是『天井院落，數重數進』，更加大氣而已。 記者看到，在清朝同治11年交易一套房產，就僅僅是一處瓦蓋鋪面、草蓋宅院的簡易民居。張彥說，老百姓建房都喜歡把門面做得更好看一點。但苦於財力有限，只好在後院用茅草蓋偏房和廂房。中間的院落，乾脆遍植竹樹，也不乏情趣。 相反，大戶人家則更願意把生態田園式的建築做到極致。一張咸豐7年的房契，記載了位於南暑襪街的一處『豪宅』。這是一處店房式宅院，當時的交易額就高達紋銀1600兩。房主郝廣義記載，這套房產店房一院共有五進，院內有空地、水井、廂房甚至屏風打格等設施，每一進都有廂房圍繞，『少的兩間，多的三十間』。不僅如此，院內還用石板鋪了地面，『大小樹木、林園花果、錯綜填塞』，四周則以磚石砌牆環繞。 彼時的成都，土地價值幾何？在康熙30年(1691年)的一張房契上，記者看到一個叫『哈榮盛』的人將東御街中段一塊祖上傳下來的空地，以50兩的價格賣給清真東寺。這塊地就在如今的天府廣場附近。即使當年，它的附近也是清朝貢院，絕對的市中心。這一黃金地塊，哈榮盛以時值4000斤大米的價格就賣掉了。 200年前的城市『轉型』 成都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座『貨賄山積、市張列肆』的工商名都。發展到清代，房契中也出現了大量以手工業命名的街道名稱，如打金街、鑼鍋巷、牛市口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成都專業作坊街道集中的特點。 隨着對40多萬份房產契證的多次研究，專家們發現，康乾時期的成都民居還大多是『前門樓後菜院』的典型農耕城市的結構形態，不過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城內的居民就開始利用前面的門房臨街開店了。 彭東煥指着一張道光元年(1821年)成交的房契介紹，戶主黃L賣掉的位於紗帽街的房產，就是典型的商店鋪房。因為房契上詳盡地描述這套房產『前面九柱鋪房肆間』，也即用9根木柱間隔出了四間鋪面。而南暑襪街上現存最早的房契是道光14年(1834年)，一個叫袁陳氏的婦人因為丈夫過世缺少錢用，於是和兩個兒子商量，把南暑襪街的兩間鋪面以580兩銀子的價格賣給了王同興。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這裏還叫『南暑襪街』，而到了民國時期，這裏的房產所在地就已經叫『暑襪中街』了，出現了門牌編號，說明隨着鋪面的紛紛修建，這條街道也在變長。 如今成都最為繁華的總府路，至少在1883年以前就已經是商業街道。因為一份光緒9年(1883年)的房契上，兩間位於總府路的鋪面房原主人因為缺少錢花，就把兩間祖傳的鋪面賣了1100兩銀子。 在研究中，專家們還發現了成都市城區從古代農業城市向近代商業城市轉型的更多佐證。在林林總總的各類房產交易中，馬王廟街的幾套鋪面和後面的空地，在20多年的時間內交易多次，且價格步步走高。彭東煥介紹，在民國6年，成都的地價還相對便宜。當時馬王廟街的團正何肇卿競買官產，只花了174塊銀元就買下街上的官產第6號營房中的3間。後來，他把這裏改建為一座公館和5間商業鋪面。20年後，這裏被擴為各有門牌號的5間鋪房和一個院落。到了1934年，何肇卿把公館和鋪面一起出手，賣價就成了6000塊銀元。 購買的鋪面也會用於出租。一張『咸豐5年』簽訂的契約顯示，一個名叫『尤頤山』的人花了紋銀1000兩，買下鹽市口坐西向東的4間瓦鋪房後，並不是自己經營，而是租給了方干盛、龍泰號兩家經營。 更有意思的是，隨着房產交易的頻繁，當時的政府也開始向房產的買賣雙方徵收契稅，而『印花稅』更在宣統年間就已經出現。當時專門設立了印花稅局，規定土地房產買賣、典押契據的時候，除了契稅以外，還另需貼印花作為契約憑證。 留住遠去的歷史記憶 隨着城市的發展變遷，老成都民間生活的真實變化情況已被歷史淹沒。但留存的老房契仍可以讓後人管中窺豹，了解那段過去的歲月。 『寬巷子其實以前並不叫這個名字，正式名稱其實是興仁胡同。以前是滿城的一條胡同，原是清軍駐防的營房，因為巷子較寬，才俗名寬巷子。』張彥說，這些珍貴的細節，在老房契上都有體現。當年，八旗清兵在康熙年間經成都前往西藏平定準噶爾叛亂後，留駐了1000餘八旗兵在成都，原來的少城就成了留駐清兵的營地，人稱『滿城』。最早居住在這裏的旗人，按照朝廷的規定不能經商，只能習武，由官糧供給生活所需。所以現在的人民公園一帶，其實就是滿人當年的糧倉和菜地。不過，辛亥革命以後，這種制度顯然已經不能維持，不少旗人開始紛紛把房產變現以補家用。 在1911年簽訂的一張契約上，一位鑲紅旗滿族兵員齊克興阿，就把寬巷子22號的一套房產以215個銀元賣給了漢人陳務本。1913年，他又將寬巷子23號緊臨的一套房賣給了陳務本。同樣的地段，甚至同樣是『3間瓦房、門道一座』，對方也許看準了他急於脫手房產的心理，居然只花了175個銀元就買了下來。 曾經漢人不得入內的滿城，開始漸漸多了漢人的身影。在辛亥革命以後，漢族達官貴人們開始紛紛買下這裏的四合院修建公館。一張1940年簽訂的地契，顯示井巷子第一號已經建有公館。主人把公館全院和西勝街的五六間鋪面以法幣6000元出售給陳永祿和楊永慶兩人。等到1947年，楊永慶出售井巷子的房產和商鋪，同一處房產的價格已經飆漲至4400萬元。張彥說，這些歷史細節，真實地記錄了當年物價飛漲、法幣貶值，社會動盪不安的現實。 最令人唏噓的莫過於位於如今和平街16號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賁園書庫。張彥說，賁園書庫曾經是民國時期成都最著名的藏書樓，與寧波的藏書樓『天一閣』齊名。它的藏書和刻書，在四川甚至中國都佔有一席之地。當年，著名畫家張大千和書庫主人嚴谷聲私交甚篤，抗戰時期曾攜家眷、弟子及仆傭40多人在這裏一住就是兩年多。由於書庫藏書多達30萬卷，當時的文化名人如于右任、章士釗、陳寅恪等都曾慕名來此觀書，流連忘返。賁園藏書之豐，令海外藏家也垂涎三尺。美國國會圖書館曾出資40萬美金，欲買下賁園全部館藏，嚴谷聲婉言謝絕。日本文祿堂也欲以高價收購『賁園』的地方志及四川城鎮戶口簿籍，均遭拒絕。然而最後，老房契卻顯示，它最終卻只換了兩百石糧米。 張彥表示，契證的內容詳實，其中某些附件還會交待買賣的歷史背景，是具有可信度和參考價值極高的資料。隨着對成都房產契證的深入研究，更多老成都的風土人情、人文環境等都將得以真實呈現。 記者 吳曉鈴/文肖雨楊/圖 來源：四川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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