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傳記涉及重大史事務求準確
――【黃慕蘭自傳】中若干史實辨析 馬長虹 今年初， 『2012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評選揭曉，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推出的【黃慕蘭自傳】高居傳記類榜首，足見本書影響之大。該書的『推薦理由』中說，『她是諜戰大戲【風聲】女主角原型之一』。【風聲】是部電影，影視劇或者小說都屬虛構類作品，適度的戲說無可厚非，但以紀實性為基本要求的人物傳記，特別是涉及重大黨史問題時，戲說則萬萬要不得。這部『表現「真實人生」』的【黃慕蘭自傳】對一些重要史事的論述並非完全準確，有必要加以辨析。現僅擇其要者，略加論述。 ■應當充分肯定和尊重黃慕蘭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部傳記對傳主的作用有所誇大，周恩來也沒有說過『慕蘭是黨的百科全書』這句話 在這本書的封底上，赫然印着一句話：『慕蘭是黨的百科全書。』署名『周恩來』。周恩來什麼時候、在哪裏說的這句話，沒有交代。其實，只要對黃慕蘭的經歷略作了解，就能夠很清楚，周恩來不可能講這樣的話。黃慕蘭1907年生，1926年入黨，1933年脫黨，1951年重新入黨。她解放前短暫的在黨期間，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從未親歷中共長達22年的革命戰爭，怎麼可能是『黨的百科全書』呢？ 關於黃慕蘭是否在1933年脫黨，其黨齡能否從1926年連續計算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問題，也是她數十年來難以釋懷的心結。是啊，這關係到一個人政治生命的長短，無論誰都會嚴肅對待的。對此，黨和國家是有明確結論的。1980年，公安部對黃慕蘭的結論是『於1926年入黨，1933年脫黨』；在時任政治局委員鄧穎超的關懷下，中組部1987年再次確認黃慕蘭『1926年入黨的黨籍』，於『1933年脫黨』，解放後按1951年七一重新入黨計算黨齡。公安部和中組部的決定，特別是在政治局委員鄧穎超關懷下所作的決定，不可能查無實據。 然而，【黃慕蘭自傳】卻在書後的『生平大事表』1991年條中，明確寫上了『慶祝上海參事室四十周年，承認黨齡連續。』這是一種巧妙的寫法。因為是個人生平，所以每條內容都省略了主語『黃慕蘭』，補齊主語後，全句應為：『黃慕蘭慶祝上海參事室四十周年，黃慕蘭承認黨齡連續。』但在省略主語的情況下，讀者不細心猛一看上去，會誤以為1991年上海參事室承認她黨齡連續了。可惜，無論是黃慕蘭本人，還是上海參事室，抑或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如無確實根據，都無權變更公安部及中組部對黃慕蘭黨齡問題的定性。 黃慕蘭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黨齡雖短，卻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應當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但是，這不代表她個人的力量可以超過組織。隱蔽戰線的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各個環節的配合都是由黨的組織在安排。黃慕蘭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她只是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她的本職工作，但在書中，她卻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了挽救黨的領袖，甚至挽救黨的程度，這就十分不應該了。 ■時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黃慕蘭在營救關向應同志時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也並非其一人之力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說：『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營救關向應同志。』並借其他領導同志的口說：『關向應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營救出來，就是從敵人的獄中救回一員大將……相信你一定能獨當一面。』還有類似『關向應他們還在等着你去設法營救出獄呢！』這種話，讓人感覺仿佛千鈞重擔都壓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並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機密。潛伏南京的錢壯飛截獲此情報後，經李克農轉黨中央，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緊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顧出賣的同志和機關。六屆四中全會後被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調往上海基層工作的關向應，因未能及時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時還搜去一箱文件，這批文件不僅能讓他的身份暴露，而且還會泄露黨的重要機密。周恩來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峯迅速營救。 陳賡找到了時任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他是我黨的特殊關係。當得知英國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內容，正托楊登瀛找翻譯鑑別時，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派去了精通幾國文字的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將箱中有價值的文件調包，以確保關向應不暴露身份。然後，由吳德峯出面，通過黃慕蘭的交際關係，花錢請律師將關向應保釋出來。 由此可見，成功營救關向應同志，是黨組織精心運作的結果。核心問題是那箱文件，如果關向應身份暴露，就回天無力了。還有整個營救計劃的制定、營救費用的提供等，都是黨組織的力量，絕非個人所能為。當時黃慕蘭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她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聯繫律師陳志皋及其有影響的父親之類，但也僅此而已。 ■黃慕蘭『及時發現並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之說考辨 黃慕蘭在自傳中說，1931年，她『及時發現並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向忠發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領導人，他叛變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黃慕蘭所言為真，那其功勳堪比錢壯飛，理當在黨史上大書一筆，然而『龍潭三傑』卻沒有她，難道是周恩來說錯了嗎？ 按照黃慕蘭的說法，向忠發被捕當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時，她和陳志皋律師在咖啡館閒談，偶遇陳的同學、巡捕房翻譯曹炳生，曹無意中透露了向忠發被捕並招供的消息。黃獲悉這一重大情報後，假作頭痛，由陳志皋送回家中，然後打電話讓新任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到她家。她擔心『晚上』事態會更嚴重，催促潘趕快去向黨組織匯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才得以在當晚11時安全轉移到法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這個故事很難說是事實，因為其中的疑點太多。比如，書中說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31年深秋』，明顯應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確講出向忠發『招供了』，黃慕蘭還在那裏猜測向忠發『很可能已叛變』；身為中央特科僅次於陳雲、趙容(即康生)的新任領導，潘漢年是否總能守在電話機前，等着別人打電話，而且還能隨叫隨到？面對如此嚴重的事態，潘漢年居然沒有主動性，還要作為下級的黃慕蘭『催』才去匯報…… 再退一步講，即便這個故事是真的，其意義也遠非那樣重大。根據相關史料，向忠發原本和周恩來同住一處，6月21日違規外出並留宿姘婦楊秀貞所在旅館，22日上午9時離館後在汽車行租車時被捕。向忠發一夜未歸，周恩來派人尋找並按規定發出危險信號。中午12時左右，周恩來、陳紹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聶榮臻家開會時，特科報來了向忠發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設法營救並迅速搬家。沒料到，向忠發下午就叛變了，不僅供出了周恩來、陳紹禹和博古住的地方，還帶着敵人去捉人，結果自然是撲空了；而楊秀貞以及住在同一旅館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則在當天下午被捕，此時的黃慕蘭還在咖啡館裏喝咖啡呢。 ■周恩來是否曾就『伍豪啟事』問計於黃慕蘭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說，在黨中央確認向忠發叛變後的『第二天』(6月23日)，還有『1931年12月』，她曾兩次面見周恩來，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漢年兩位特科首腦一起坐着汽車來接的。 首先，這種隆重的見面方式，在剛出了顧順章、向忠發兩大叛徒，白色恐怖籠罩，全黨風聲鶴唳的上海，是多麼不合時宜呀？而且，這也明顯違反了地下工作單線聯繫的原則。 其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中明確寫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叛變，周恩來『迅速隱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停止聯繫。此後周恩來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赴蘇區。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員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後名列第三，當然屬於應當『停止聯繫』的『其他領導人』了，怎麼可能在12月大搖大擺地和潘漢年一起，簇擁着黃慕蘭到周恩來的隱蔽處會面呢？ 如果只是見見面也就算了，黃慕蘭還要說出一段周恩來就『伍豪啟事』向她問計的故事。『伍豪』是周恩來當年在黨內的化名，『伍豪啟事』指的是1932年2月16日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時報】上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造謠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並在上海各大報連載，企圖敗壞周恩來同志的聲譽，在共產黨內製造混亂。對此，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當即採取各種措施進行反擊，於當月20日針鋒相對地在中央機關報【鬥爭】上發表一則【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而公開闢謠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請律師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啟事。 黃慕蘭顯然注意到，1931年12月，敵人偽造的伍豪脫黨啟事還未出台呢。因此，她就聲稱周恩來對她說：『自從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在四處造謠，說他(周恩來)已經叛變自首了，問我能用什麼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闢謠，揭穿敵人這種卑鄙無恥的伎倆。』於是，黃慕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拿起筆來起草了一篇稿子：『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啟事：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也就是說，黃慕蘭提前兩個月，就想出了應對未來『伍豪啟事』的辦法――用律師啟事為伍豪公開闢謠。 或許有人會說，黃慕蘭想出的辦法是針對敵人的『四處造謠』，只是碰巧和兩個月後闢謠『伍豪啟事』的手法一樣而已。其實，1931年12月的時候，敵人正在上海對周恩來等人展開聲勢浩大的搜捕行動，而不是四處造謠。1931年11月29日的【時報】、【申報】、【民國日報】和【時事新報】等各報刊，都登出了國民黨及顧順章懸賞捉拿『共黨首要周恩來』的消息，白色恐怖愈加凝重，周恩來遂於12月上旬緊急撤離上海。正是因為搜捕未成，惱羞成怒的敵人才製造了伍豪脫黨的謠言。整個事件的過程，在黨史上是很清楚的。 親歷者的自傳，往往會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參考，務求準確，才能彰顯其價值。 (作者為人民出版社副編審) 來源：北京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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