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中國國家版權局相關負責人首度就備受關注的『錢鍾書私人書信上拍』事件公開表態：錢鍾書私人書信將被拍賣的行為，可能涉及侵害物權、著作權、隱私權、名譽權等多項權利。
5月20日，北京中貿聖佳拍賣公司宣布，將於6月21日在北京舉辦一場『【也是集】――錢鍾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上拍物件包括錢鍾書、楊絳、錢瑗一家三口的共計110件書信及手稿。102歲的楊絳隨後便表態『這件事情非常不妥』。5月26日，就中貿聖佳堅持上拍『錢鍾書楊絳信件及手稿』一事，楊絳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拍賣，並表示，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如此表態也令持續一周的該事件再次發酵升溫。 昨天，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司長於慈珂就此事涉及的著作權問題發表意見認為，書信作為文字作品，著作權屬於作者，即寫信人。拍賣活動的相關行為方在對信件進行處分的時候，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對書信做著作權意義上的任何利用，否則涉嫌對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侵害。比如，將書信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公之於眾，就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權人的發表權。他說，國家版權局支持著作權人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訴求，並將繼續關注事件進展。 名人信札的賣與非賣之外 解璽璋 這些天，錢鍾書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將被拍賣一事成為熱點新聞，而隨着楊絳老人發表公開信表示反對，賣與非賣的爭執也顯得更加激烈。其實，在賣與非賣之外，我倒以為，更重要的，是名人信札的保護、開發和使用。 名人信札在歷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表明了它的雙重性質，即它的私人性、私密性和公眾性、公開性。就後者而言，主要是從名人與歷史之關係的密切程度來考慮的。關係越密切，其公眾性、公開性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則越低。應當承認，很多名人信札都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聯，是這些重大歷史進程的見證，其歷史價值是任何材料都難以替代的。 再有，名人往往因其在歷史上的貢獻和特殊地位，本身就是研究對象。而私人之間的通信，由於較少地戴有『面具』，更多真性情的流露、思想的表達和人生境遇的描述，也很少人為的禁忌而顯得隨心所欲，公開坦誠。因而，這些信札對於了解一個人的思想、性情，乃至歷史真相，就顯得尤為重要，往往一封或一批書信的遺失或湮滅，便意味着一段歷史真相的永劫不復。大家都知道的徐志摩遺留在凌叔華那裡的著名小箱子，恐怕早已經不在人世了，那裡面珍藏的歷史真相自然也隨之煙消雲散。 無論如何，對名人信札來說，保護好是第一重要的，賣也好，不賣也好，所有者都負有保護它們的責任和義務，一旦失去，是無法彌補的。因為，每一通名人信札都是歷史的孤本。記得當年丁文江為了編撰【梁啓超年譜長編】，收集到的信札多達萬餘件，而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尚不足其中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下落不明，這是非常可惜的。去年年底，『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亮相秋拍市場，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便是近三百封梁啓超、康有為及其他名人信札的公開發表，這不僅稍許彌補了一些以往的遺憾，更為未來的近現代史研究，還原歷史真相，提供了真實、有力的佐證。 毋庸諱言，名人信札由於其私人性、私密性，其中往往包含不同程度的隱私，即使沒有所謂隱私，如果將其內容公開和使用的話，也應尊重發信人的意見。這時，妥善保存就顯得更為重要。隨着時間的推移，名人信札的私人性、私密性就會逐漸減弱，而公眾性、公開性反倒會慢慢增強，它的公開和使用總是可以期待的。這裡，我倒有個不情之請，希望楊絳先生能就這批信札和手稿立下遺囑，給其未來的公開和使用留下一份法律依據，則善莫大焉。 (記者 陳濤) 來源：北京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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