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国学与文化认同(2)

二、可信与可爱

人云：性格决定命运。但是，至少对于晚年的王国维来说，这样的阐释显然过于简单。

回头来看，王国维的自杀，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但仔细梳理他的死因，却会看到，它仍然和16年前的那场历史巨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在告诉人们，虽然时间意义上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但是它的内在影响，却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挥之不去，并且缓慢、然而却持久和深刻地改变着它身后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王国维的考察仍然应该纳入到1912年前后的社会变革潮流中来。而对于他的考察，也会从另外一个视角，帮助我们对昔日的历史巨变有更完整的认识。

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位学术大师的一生。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普通的农商人家。他自己也曾经说道：“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不过，追溯家世，王国维却有一个显赫的远祖。那就是在北宋末年被追封为郡王的王禀。据大思想家、同时也是抗清名士的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在《宋安化王祠碑》里的记载，1126年，宋都统王禀抗击金兵，坚守太原城，最终宁死不屈，怀抱宋太宗画像，带着长子王荀一起投汾水殉国难。由于王禀的英勇抵抗，宋高宗赵构才有机会南下临安（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为了奖赏王禀的贡献，宋高宗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追赠王荀为恩州刺史；王禀其他的子孙也得到了官职和奖赏；另外，南宋朝廷还传旨在海昌城（海宁）建造安化坊，作为恩赐王家的宅第。从此，王家成为海宁的名门巨族。王禀父子的忠节壮行，一直受到当地百姓的敬仰，到了明朝弘治年间，又兴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十分旺盛。

多年以后，王国维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他小的时候，家族老幼，在德高望重的族长带领下，到宋安化王祠焚香祭拜的壮观场面。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虽然不再提及老家的宗祠，但仍然补写了家谱，并详细考证了远祖在宋代“四世以武功显”的业绩，以彰“家门之光”。

很难估量风雨飘摇的宋安化王祠里，袅袅升起的香火对王国维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是，远祖的投汾水殉国难，和多年后的王国维自沉，历史居然是惊人的相似。

不过，曾经的武功世家已经烟消云散，宋亡之后，王家即世代农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誊这里。王国维出生的时候，王乃誊已经30岁了。而立之年喜得贵子，王乃誊自然喜不自禁。他给儿子起名国桢，含有“王者之桢干”的意思，希望他以后能够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后来改为国维，则取意于《诗经》里的“其命维新”，增加了文化意蕴。　

但是，尽管被家庭寄予厚望，王国维的一生却充满坎坷。1880年，生母凌氏去世，给年幼的王国维眼前蒙上了一层阴影。“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王国维因此落落寡欢，形成了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忧郁情结。

王乃誊虽然以务农经商为业，却喜欢篆刻书画，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儒商。他后来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当差闲暇之余，王乃誊足迹遍及苏杭各地，寻访和收藏金石字画，成为他的最大嗜好。这种阅历很快让他成为一个隐居民间的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诗文的造诣也颇为深厚。王乃誊40岁的时候，回到家乡，直到60岁去世，20年间，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去金陵，游览他心仪许久的六朝古都，金石名城；一次是凭吊他一直景仰的严子陵钓鱼台。其余时间，他就隐没于乡间民宅，俨然一个超脱红尘的世外高人，终日以埋头于艺术和学问之间为乐趣。

王乃誊安贫乐道的治学行为对日后的王国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国维一生“惟以书册为伴”，正是继承了家风，这导致他随后形成了在中国建立纯净的学术社会的思想主张。王国维在许多文字中反复谈到这一点。譬如在《谈近几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又说：“ 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可有发达之日矣。”

如果社会不是动荡得如此剧烈，王国维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传统文化的浸淫里度过一生。但是生逢新旧世纪之交，变革图新，已经成为潮流。1894年，甲午战争一役，精心打造了16年之久的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次年，闻听《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国人激奋，康有为等联合在京城会试的千余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远在海宁的王国维也有一种被惊醒的感觉。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里写道：“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在《人间词甲稿・贺新郎》里感叹道：“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古今间哀乐？与蝴蝶，遽然觉。”

几年以后，到上海寻求新生活的王国维在《时务报》报馆里第一次接触了新学人士。当时的报馆经理汪康年，是戊戌变法时期有名的维新人物。但是他对初来乍到却性情孤傲的王国维并不赏识，甚至将他的薪水和前任相比削减近半。而另外一名维新领袖、《时务报》的前主笔梁启超因为和汪康年不合，已经去了长沙，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相识，要等到20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才能实现。不过，在《时务报》报馆的生涯仍然给王国维带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得到了此后影响了他一生命运的知音――罗振玉的赏识。

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16岁考取秀才，却在20岁左右断绝了科举的念头，专心于金石碑刻的收集和注释，并且在1884年刊印了他的第一部考据著作《读碑小识》。不过，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刺激了罗振玉的爱国热情。他转而开始学习时务，阅读西书，了解世界信息。1896年，罗振玉抵达上海，随即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本农业杂志《农学报》；两年后，又创立了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之孙）的回忆，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时务报》报馆办事，听见有人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为惊骇，随即上前攀谈，并劝他去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这个读书人就是王国维。

根据罗振玉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欣赏王国维，则是因为一日偶见王国维题于扇面的咏史绝句：“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感觉卓然不凡，“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罗振玉看到的是王国维的《咏史诗二十首》中的第12首。《咏史诗二十首》王国维生前未刊，初载于1928年11月的《学衡》杂志第66期。其篇末有编者附记云：“按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为静安先生壮岁所作。”　

在《学衡》的编者看来，与寄托失意文人的零散感受或者即兴之作的诸多咏史诗不同，王国维的《咏史诗二十首》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宏大叙事（即所谓“分咏中国全史”）特征。作者似乎有意在叙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它以中国民族种族渊源为起点，从传说中的伏羲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国古代的诸历史大事与重要人物，皆于其中历历可见，其结尾则明确表达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以“文化寻根”的方式阐释、发掘历史中的民族认同和力量，以之作为振兴民族国家之工具，王国维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如康有为就曾经写过“我祖黄帝传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谱历史五千载，大地文明无我逮。”（《爱国短歌行》）而王国维早年写作《咏史诗二十首》的目的，也就是“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这里的甘、石即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公与魏人石申，他们的天文著作在史乘上被合称为《甘石星经》。而“失纪”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正常的天象被扰乱，实际上却是对人伦纲纪之崩坏、沦丧的隐喻。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中，这种发问所具有的危机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咏史》里文化寻根和修复传统人伦纲纪的思想，贯穿了王国维的一生，甚至它也可以看作是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后学术转向，进行古史研究的一个理由：即由中国文化的“变迁之迹”寻求其历史兴废的因果规律。王国维后期之“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都是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其中心则是文物制度及其历史延续性。正如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中所指出的：“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音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

在王国维看来，对于文物制度的重视，不仅是中国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同时还是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的标准，即所谓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而一个民族的灭亡，最终也是文化的灭亡。文化的灭亡，首先表现为文物制度的崩溃，其次表现为历史延续性的断裂。王国维晚年的所有研究，目的都在于要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和统一性，从而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在这种研究动机的背后，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灭亡的极端恐惧。

《咏史》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结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机，也预示了他们最终回归传统的方向。不过，在20世纪降临中国的前后，罗振玉仍然念念不忘维新的事业，而王国维也在其影响之下，加剧了对西学的向往。

1899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日文，当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人都是研究哲学出身。王国维由此萌生学习英语和哲学以便阅读康德、叔本华的愿望。在哲学领域，王国维尽管也写过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长文《汗德之知识论》，但他最心爱的学说还是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在接触叔本华之前，王国维已深深体验到人生的辛劳与失望，茫昧于生命意义的晦暗不彰。叔本华关于生活、欲与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观主义再次强化了他原已拥有的悲观情怀。这种悲世悯生的情怀甚至延续到了王国维此后写作的大量诗词上。诸如“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欲觅》）“侧身天地苦拘孪，姑射神人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杂感》），“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风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出门》）都反映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倾向。这就难怪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认为其“笔弱辞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

1903年起，在罗振玉的推荐下，王国维到张謇创立的南通、苏州师范学校教课，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开始其“独学”阶段。到1906年，王国维在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撰有《哲学辨惑》、《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叔本华与尼采》等论文。而王国维的一些文学名篇，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乃至《人间词话》，都是在用西方哲学的观点阐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

但是，一年以后，王国维却宣布放弃自己的哲学研究。为此，他在1907年发牢骚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日以何者终吾身？”

这段牢骚日后成为一段著名的治学总结。它揭示了王国维矛盾的性格，也呈现了他在学术上的烦恼。那么，为什么叔本华可以终生坚信哲学思想，而王国维却不能呢？这是因为叔本华从来没有想在生活中实践他的禁欲解脱论，而王国维却信奉言行一致的理念，他理所当然地要求哲学具有可信性。这一点又显示出王国维对自己的生活实践也有强烈的知识论要求。　

不过，王国维此后转向文学，却是因为他深知文学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意义。王国维认为，中国的美术即文学艺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独立的价值，历代诗人多在文学艺术上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却往往受世人之迫害。

因此，王国维提出“纯粹知识”的概念，来泛指任何非功利性的知识学术，其背后则是知识独立、学术独立的治学立场：“故学术欲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这就是后来陈寅恪赞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由此大力提倡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文学的特点是世间的、乐天的，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但前者是假解脱，后者是真解脱。因此，“《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从文学观上看，王国维似乎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更超然、更追求艺术的独立性、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但是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结果却不尽如意。他做诗词最多的一年是1906年，共61首，此后便每况愈下。相对而言，王国维在进行文学转向后的代表性著述不是寄托性的文学作品，而是学术性研究成果。1908年编辑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词录》、《曲录》等书；1909年成《戏曲考源》、《优语录》、《唐宋大曲考》、《曲调源流表》、《录曲余谈》、《观堂校词记》；1910年开始写《人间词话》，并有《清真先生遗事》、《录鬼簿校注》；1911年成《古剧角色考》；1912年写完《宋元戏曲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

然而，学术独立的理想，却影响了王国维的一生。它不仅符合康德哲学的审美无功利思想，也和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说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就是强调要把治学和德性的培养联系起来。然而，王国维却悲哀地发现，在他的时代，大多数人“其学苟乎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遂器然自足，或以涔蹄视之”，而为了学术自身的价值而研究学术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他因此发出叹息：“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的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

和近代的维新人士不同的是，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修养的层面着手求建设中国之道。他没有津津乐道于谈富强、谈政法，而是从教育、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他以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这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但它却可能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士）的追求。

从表面上看，王国维的思想，似乎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美好想象，或者说是像柏拉图建造理想国那样的乌托邦。但是他分明从自己父亲的身上，看到了它实现的可能性。王乃誊在乱世之间安贫乐道的治学行为，主要源于一种内在的品性、品德。这种品性、品德是修心养性的结果，是非功利的。它不仅完全符合儒家道德伦理的标准，甚至也暗合西哲康德的道德主张。

而我们通过本节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王国维一生都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兴废，作为文化精神象征的道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才在《论政学疏》中提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但是，“呜呼。时至辛亥，人伦之道尽矣。” “国变”之后的局势，彻底打破了他的信念，这也加剧了他对理想和人生的幻灭感。

对于王国维来说，清朝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新鲜；最重要的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因为，只有传统文化的衰亡，才是一个民族最终的衰亡。正因为此，王国维在1912年的巨变后又固守了16年。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长期乱局表明，新的文化精神，并没有随着新的社会一起建立起来，而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却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不能不让一生以文化复兴和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王国维感到绝望。

他最终选择以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