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横渡长江并写了《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他与林克谈话时特别提到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9页。。林克是把这首词与其他三首不易理解的词列在一起当作疑难问题向毛泽东请教的。理解这首《游泳》的难点在哪里呢？应当是上阕最后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般认为这是借孔子的话来勉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全中国人民。这种见解也说得过去，但又未免有些简单化。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毛泽东怎样看待孔子呢？1955年毛泽东在他编选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在对一个材料的批示中曾指出：“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他是坚信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要高过孔夫子的“事业”的，如果在这首词里让孔子出场去勉励当代人，不符合毛泽东善于挑战的心态与性格。我认为这里有调侃孔夫子的意味在内。诗人在风浪中作万里长江横渡，孔夫子却站在岸上感叹，岂不是“闲来无事江边站”，何不也下来“弄潮”呢？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批评说：“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8页。党内一些同志在发展速度上持稳健态度，提出“反冒进”的主张，毛泽东不满意，后来又有所谓“反反冒进”的当面警告。联系毛泽东在建设速度上的态度，再看词中让孔夫子出场感叹时光太快，就不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而借调侃孔子表达他现实心情的味道是明显的。根据以上理解，笔者认为，《游泳》一词讲的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必须加快的认识，到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读到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长篇报道后，毛泽东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为什么这一夜他的诗兴大发？就是因为消灭血吸虫病符合总路线精神。这首诗虽从血吸虫病造祸百姓写起，可第二首的前六句全是写改山治水的事，与治血吸虫病并无直接关系，不过是借治血吸虫病表示他对全国建设形势的现实期待。早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10月9日又作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9页。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风，“向地球开战”成为时兴的口号，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送瘟神》第二首重点反映的一段历史。诗人是把血吸虫病当作“一穷二白”的中国落后面貌的代表来写的，这种落后面貌又只能靠领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六亿人民苦干来改变，这就是说要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写《送瘟神》时爆发如此高的诗兴，应当与毛泽东觉得已找到一种加快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方法有关。平心而论，靠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还是有效的，但炼钢铁这种科技含量甚高的生产也靠发动群众去搞，就只能得到一堆烂铁了。
坚持自下而上靠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得到的经验，1959年6月所写《七律•到韶山》一诗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离开故乡32年后，一旦回来，该有多少往事从脑海中浮现出来啊，但毛泽东想到的却是32年前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场面，歌颂农民运动所创立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千古奇勋，最后笔锋一转：“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过去夺取政权靠他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靠他们，这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
写完《到韶山》五天后，毛泽东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到庐山，遂有《七律•登庐山》之作。这首诗可看作接着《到韶山》最后两句写的，完全是出自对“三面红旗”的坚信而抒发的豪情，然而心态却不相同。前一首是“喜看”，这一首是“冷眼向洋”即“横眉冷对”。“向洋”当然不是针对国内而言，应当指国外，主要针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中苏出现意识形态的分歧始于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向我国提出的有损我主权的要求被毛泽东拒绝后，背信弃义地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就在写《登庐山》的上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持反对、怀疑的态度，也挫伤了他的自尊心。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对我方指手划脚，遭到毛泽东的严正抵制。赫氏走后三个月之内，毛泽东写了三首《读报》诗，后又续写。在这些诗中，毛泽东怒斥其“涂脂抹粉上豪门”的投降立场和“列宁竟撇头颅后”的背叛行径。《读报》诗引出了诗人系列反修诗词创作。这里有对妖魔鬼蜮的痛斥，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构想和描述，有对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设想。毛泽东的反修诗词当年起到了鼓舞和教育人民的诗教作用，但在对待人与事的评估上却少了些科学分析。一位国外学者指出，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好斗的性格和把人分为英雄妖魔的幻想”〔美〕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这种特征在反修诗词中得到充分发展，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60年代初期以后，毛泽东的未来之虑愈益严重。写于1963年12月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流露出对接班人问题的犹豫、矛盾、困惑，而此疑难显然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大事，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才更有意义呢？一时难以确定。
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历史观。推崇陈胜等人为“风流人物”，可看出他对造反者的重视，这是自《沁园春•雪》以来又一次思考今天的风流人物当属何人。他正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
1965年是毛泽东诗兴大发的一年。这年5月他上了一次井冈山，写了《念奴娇•井冈山》，回顾当年开辟“井冈山道路”夺取政权的历史。据考证，1965年7月上半月他同时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参见冯蕙：《谈谈毛泽东〈词二首〉的写作时间及其他》，《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这个考证对理解这两首词极有意义。当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发生尖锐矛盾时，“重上井冈山”这种提法就有深意存焉。这次重上井冈山竟与“凌云志”相联系，可见非一般登山可比；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中，“月”代表他对光明的追求，“鳖”代指他要除掉的恶势力。这个恶势力到《鸟儿问答》时变成“蓬间雀”，照字面理解当然指赫鲁晓夫无疑。然而赫鲁晓夫早在一年前下台，再说此人作为主人公在《读报》诗中已经成为诗人嬉笑怒骂的对象，何必再用寓言的方式去痛斥呢？恐怕还包括国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又去了一趟南昌，写了《七律•洪都》。这首诗似为自己生日而作，诗的前半段用典总结他一生做的第一件大事，后半段表现为使“彩云长在有新天”的愿望，把希望寄托在“江草江花处处鲜”上，预示着他要在年轻一代中寻找革命动力。1965年是毛泽东酝酿“文革”的一年，这场革命将以什么形式出现他当然难以确定，但不管是什么革命，他认为总是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车轮前进的。
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6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故国人民有所思”一句中的“人民”应该指那些高喊“造反有理”口号的人，他在思考如何领导这些人把运动引向深入。1971年林彪自爆后毛泽东大病一场，《七绝•贾谊》大概写于此时，是借贾谊感伤梁王堕马而死来宽慰自己。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借肯定秦始皇确立封建所有制的作用肯定自己发动“文革”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观点虽可商榷，但主观上确实是为社会主义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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