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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至3日，由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論壇主題是『文學與包容』。在本次論壇上，徐小斌與布萊恩·卡斯特羅、莫言與J.M.庫切、李洱與大衛·沃克、劉震雲與尼古拉斯·周思、葉辛和伊沃·印迪克等中澳作家分別就『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文學的本土化與世界性』、『文化包容』、『文學體裁與閱讀』等話題進行了交流。
徐小斌VS卡斯特羅：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
徐小斌表示，受眾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導受眾的口味，而文學的現代性決定我們能吸引到什麼口味的讀者。儘管純文學創作現在不被看好，但文學夢應該是所有夢中最美好的。『寫作是棲身於地獄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煉獄中創作作品。寫作不是市場需要，而是人類精神需要。』
卡斯特羅表示，傳統總歸是傳統，但文學是活的，與現代性分不開。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文學日益變得淺薄，以前長篇大論的書評現在越來越傾向寥寥數語，現代的人們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樣崇尚偉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的寫作正越來越少，導致現代社會出現精神真空。儘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開頭的文學不會死，只是越來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氣息。
在被問到文學如何捍衛精神世界時，卡斯特羅說，現代作家的內省性和自我質疑越來越少，文字內部的自我爭議不見了，而這些對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要。徐小斌對此表示認同，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大的作家內省正從寫作者中消失。而文學持續發展的潛力在哪裡？卡斯特羅說，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在於對過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發文學潛力。寫作由缺失感和哀傷感驅動，且個人潛力對文學潛力也有重要作用。徐小斌表示，人的憂傷感和孤獨感是寫作動力，但她認為人的潛力無限。
在創造未來方面作家起什麼作用？卡斯特羅說，文學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電子化、數字化都會影響到我們。徐小斌則說，不用為文學未來擔心，書和數字化各有好處，但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時期提倡的『審美、審丑、審智』傳統不丟失，文學的未來一定會因優秀作家的存在而更美好。
莫言VS庫切：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
庫切在演講中談了諾貝爾獎的來由，介紹了該獎項設立者諾貝爾的生平、文學喜好，提到諾貝爾遺囑中對文學獎的界定，即獎勵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具有理想傾向的優秀作品的人』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影響。他從曆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舉例中論證稱，諾貝爾文學獎是人的選擇，並不一定客觀公正，尤其是早期，評委會選的都是與諾貝爾世界觀相同的人，前期受政治影響的成分也不少。且後期，瑞典學院在評選時努力地往諾貝爾遺囑靠攏的傾向也十分明顯。
莫言表示，從其與諾貝爾文學獎發生聯繫即1981年夏天，他讀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品選】第一次知道有這麼個獎項，到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學院的演講當中提到了莫言的名字，從此讓莫言捲入諾獎爭議的漩渦。但從多年爭議到最終獲獎，莫言說他也漸漸就明白了諾貝爾文學獎被曲解的意義：諾貝爾文學獎有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鏡化的我。
對於諾獎的積極性方面，庫切和莫言都認同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有『重新發現』的作用。談到諾獎對獲獎者本人尤其是創作的影響，庫切舉了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多麗絲·萊辛的例子說，該獎對處於創作末期的獲獎者影響較小，但對尚處於創作旺盛期的年輕一些作家而言，確實會受其干擾，比如莫言。對此，深受活動邀請和人情困擾的莫言表示：『我只想安靜地寫點東西，我也會悄然地做一些有益於社會但與寫作無關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確實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就是儘快地回到書桌前，寫出好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最好的發言、最好的回報。』
李洱VS沃克：文學的本地化與世界性
近年失去視力這一事使大衛·沃克轉向了家族故事的創作，他說：『模糊的世界把我送回過去的回憶、聲音、檔案、反思、故事，並希望從中找到意義。』出生於澳大利亞一個普
通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沃克，開始反思串起人生的那些日常生活小故事有何意義，而當這些私人故事傳播到其他國家時，是否會有橋梁能讓它們跨越文化和歷史的差異性？
李洱表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作家很少意識到本土性問題。中國作家比較早地意識到本土性問題，是受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深刻刺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對本土性的強調，其實包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對抗意識。在今天，我們強調帶有空間意義的本土性，置身這樣的環境，我能感到身邊的很多作家和評論家，都深陷於本土性的焦慮當中。其實無論是昨天還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無法逃脫別的作品而存在。我們對自身所處現實的認識，對我們從事的文學實踐的認識，都因為外來文化的影響而更加深刻。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使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差異性、人性的豐富性，看到了時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呈現本土性，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說，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開放；不但不意味着要將傳統和外來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體性的自過。本土性和外來文化的關係不是對抗關係，而是共生的關係；不是互相取笑的關係，而是互相發明的關係。我們今天強調文學的本土性的意義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文化的趨同性對文化構成了傷害，給人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危機。『我是誰』這個現代性命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但這並不成為我們固步自封的理由。
劉震雲VS周思：文化包容
尼古拉斯·周思1983年就來過中國，在這二十年中，他與不少中國作家都有接觸。讓他感覺變化最大的是，中國作家去澳大利亞訪問時受到的關注程度不一樣了。他說，以前丁玲去澳大利亞交流時，只有學術界人士接待她。而到莫言去時，澳國有大量媒體報道和讀者見面會。『澳大利亞對中國文學的興趣與幾十年前很不一樣了，通過文學有一些跨文化的交際確實是存在的。』
劉震雲表示，文化包容的前提首先是不包容。他巧妙地舉例德國人因萊茵河一年四季一天四時深度皆不同而無法回答其有多深，對比自己老家幾乎人人都能隨口給出村中小河深度數字答案來闡述中西思維的差異。他認為，確實有文化包容，但僅僅存在文學中，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文學包容歷史。要了解英國的歷史，可以去讀英國歷史書或莎士比亞。歷史書只包括事件節點，而莎士比亞可以引來一群16世紀的朋友，與這些人相遇，能感受到16世紀的英國，這些活靈活現的人物能涵蓋所有16世紀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文學也包容時間。劉震雲說，人類最大的苦惱是人到一定年齡就必須死。這一中國皇帝和科學家都沒能解決的問題，文學解決了：『比如【紅樓夢】，你隨時打開讀，黛玉寶玉隨時就與你相遇。他們不但不死，而且永葆青春。我覺得這是作家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葉辛VS伊沃·印迪克：文學體裁與閱讀
葉辛表示，在中國，文學刊物與圖書以小說體裁居多，體裁短小、不占多少閱讀時間的詩歌和散文也常見於報端。與以前相比，他覺得現在萎縮得比較厲害的是關於長篇小說的閱讀。『曾經長篇小說與讀者的日常生活閱讀有很大關係，但現在很多人在讀一本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前都要下很大決心。時至今日，出版的長篇小說應有盡有，但閱讀長篇反而成了奢侈的事情。讀者的閱讀形式對所有當代作家也是一個挑戰，這就要求作家們必須寫得更好才能吸引到讀者。』
與中國讀者選擇的體裁情況相反，評論家和出版商伊沃·印迪克介紹說，在澳大利亞，最受歡迎的是長篇小說，且浪漫愛情長篇小說尤為受歡迎。而詩歌、中短篇小說或單個作家作品集在澳大利亞很難賣出去。但令他頗感矛盾的是，『難讀』恰好是文學的特徵之一，正因為難讀，才能保證文學的壽命。『西諺有云「要相信時間和後代」，一本好書剛問世時，讀者稀少，或許幾代下來，讀者就多了。問題是，你居住在現在，卻要相信未來，可未來並沒法為現在的你買單。』
(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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