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太史公 地方志背后的故事(5)

留个纪念还是留住历史？

进入21世纪，三晋大地上，“煤老板”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迅速抢占各大媒体的头版。

依托煤炭资源，一些村庄也富了起来，当地开始流行修村志之风。在那家报纸负责人的介绍下，霍新会开始给泽州县的一个村写村志。“经济发展了，留个纪念。”有村干部对他讲。

这个村有两个煤矿，村民的收入水平因此直线上升。一年多后，霍新会写了30余万字，交给对方。此后，他几乎没有空闲，这个村写完，就有那个村来约。这几年，他一连写了4部村志，胡底村的那部也快完工了。

现在的霍新会，更像是一个熟练技工，往固定的模子里填东西。甚至连调子都一样。

“多写写农村的变化，写写现在老百姓过的好日子。”几乎每个村干部都会这么跟他说。

打工者霍新会于是就写农村的变化，写老百姓过的好日子。“我就是一打工的，写不好人家不给钱。”霍新会说。

每部村志，他通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能拿到一万多元。不过，这点钱也不好挣。有一个村，至今还欠他不少工钱。

当然，在他眼中，农村的确在发生变化。光从一些顺口溜就可看出：

上世纪50年代，农村姑娘找对象，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工二干三学生，退伍军人等一等，老农民发癔症。”

到了60年代，“不嫁工，不嫁干，要嫁就嫁放羊汉，穿毛衣、吃饱饭。”

80年代，农民的地位开始提高，找对象相对容易点儿了。当地开始流传“穷工人、富干部，老农民有前途，没钱花了卖红薯”的顺口溜。

进入本世纪，“小康工人富干部，人民教师坐花轿，辛苦农民吃得饱，小康路上迈大步”的说法又流传开来。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变化，他没法写在村志里。一些禁区是他触碰不得的。比如农村的计划生育、“三农”问题、环境问题、村干部的贪腐、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等，都不能载入史册。

要写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框框”依然在，正如他在写县志时一样。他也不想去碰，当年那根紧绷的弦儿还会时不时拽他一下，更别说他时刻忘不了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了。

但留住历史的念头时不时会冒出来。

有一次，他写了一些反映上世纪60年代干部专权的顺口溜，比如“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惹了小队长，一年不顺当，秋后不分菜和粮”等。结果，在审定书稿时，这些顺口溜全部被删掉。事后有人对他说：“领导看了，很不高兴。”

“认了吧，现实就是这么一回事。”霍新会当时想。

好在也有让他“尽兴”的时候。在当代人物传记中，他可以尽可能多地写这个人做的事，而不是写成简历。那些在县志中略掉的“地富反坏右”，也能比较客观地出现在村志中。

写来写去，霍新会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实际上也是一部有选择的历史”！

他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村写村志时，当地一家的祖上，曾有人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后来此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终平反。因为此人对村里做过不少贡献，村志编撰班子打算将他写进史书。但去征求家属意见时，遭到对方拒绝。

“人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翻旧案了。万一来一场什么运动，我们家就没法活了。”对方告诉霍新会和陪他同来的村干部。

霍新会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家属的强烈反应。“就和我一样，过去的事，一提就害怕。”

事实上，霍新会及家人从未被真正批斗过。但他见过别人挨批斗，也见过父亲去“陪批”。村里原有一个富农，在挨批斗时，“连亲生儿子都骂他”。

那个场景，霍新会一直记着。“想想真可悲。”他叹息道。

如今再去他写过村志的村子时，一些村民看到他会打招呼：“我们村里都出书了，很多人都夸你呢。”霍新会“嗯嗯”地应着。可一转身，他就哀叹一声。

年近古稀的霍新会，很想为自己的村子重新写一部村志。在这部村志里，他要详细地记录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人，不管失误与成绩，一股脑儿写下来。这是他心中的“客观记录”。

“这部村志属于我，属于这个村庄。它不属于哪一个领导，我也不要看谁的眼色。”

许多年过去，这个村子变化太大。水泥路从村子边上经过；那条小溪依旧在流淌，可是水已经很小了；几乎家家都盖起新房，可人心散了，村子也不再热闹，只留下一些老头儿老太太。

村里有一座庙，庙前有个戏台子。霍新会小的时候，这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年还会唱两台戏。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羊圈，地上满是羊粪。庙里墙壁上的壁画，已经残缺不全。霍新会记得，曾经，这些壁画“美轮美奂”。

过年这段日子，他每隔几天就会到庙里看看。壁画快没了，人也快没了。在这个地方挨过批斗和批斗过别人的人，一个个老去了。想要找一个能完整讲述过去的人，变得异常困难。

“再不抢救，村子就没有过去的影子了。”霍新会说，“我也老了，快要写不动了。也许，一辈子我也完不成我想写的村志。”（郭建光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