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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新文：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北京和巴黎的两件虽属巧合却发人深思的事件。 一件是美国汉学家艾恺教授专程到北京采访梁漱溟先生，在这次访谈中，梁先生开诚布公地对艾恺说：“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 另一件是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了一项议案，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分居东西两个半球，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大儒，一位是资深的科学家，他们语言不同，专业不同，甚至从未有过交流，却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得出了惊人相似的见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真像两位老人所说，有挽救世界的价值，那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我想，这个价值不在改造外在世界，而在改造人类的内心世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天底下最难的事，不是改造物质世界，而是改造精神世界。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智者的共识，也是溯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义。 吴光：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核心价值观体系，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二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价值观”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观体系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塑造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观。 高长江：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觉得不仅要具有本土性和民族性，还要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价值观作为人类理性意识的凝练，它不仅具有历史性与民族性，也同样具有“人类性”。我们不仅拥有对自我文化个性化的无意识形构与主观欣赏的品性，而且也具有默会并遵守人类在千万年进化实践中摸索提炼出来的实践理性。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谈论文化、文明甚至于人类这些事物。那么，这种具有时代性、普世性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我确信新千年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困境，化解当代世界人的灵肉冲突、人际冲突、人物冲突以及不同文明的冲突，成就一个天地人和乐融融的太和之境，中国传统“和”文化确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杨建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孟子指出了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价值标准，就是怀有善心良知，也从人的本性出发，阐述了人的基本元素与人的发展关系。作为一个人他至少应有起码的良知，即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善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它推动着我们的社会更好、更健康、更良性地发展，每个人应该以仁爱、善良精神来激励自己，当每个人都能不断涵养良知，不断做善事，不断创造道德财富的时候，我们才是在向善无限接近。良知与至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良知成仁，至善成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良知、至善价值的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呼唤仁爱，呼唤善良，呼唤正气。孟子说，人的仁义、恻隐、良善之心，小可以安身立命齐家，大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 来源：浙江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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