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计划生育是习李政府的一副好牌-《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年10月12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山西翼城二胎试点28年：生育率未升反降》的文章，认为翼城试点二胎后，人口增长率（指每年、每一千人当中的新生人口数）和生育率（指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都比全国和山西省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笔者认为，该报道的结论却给人以下两种相反的印象：1、生育率自发下降，计划生育已经没有必要了；2、试点二胎的地区的生育率比全国更低，计划生育对生育率下降没有什么影响，言外之意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意义已经不大，也不急迫。中国在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甘肃省酒泉地区（市）、河北省承德地区（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些地区试点二胎。

其实试点二胎地区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可以理解的。31万总人口的翼城在2010年只比2000年增加了8213人；但是仅是1986-1990年出生的这组人口，2010年就比2000年少了4665人；近年各类高校在翼城录取两千多人，这些人很大比例今后毕业后并不会返回翼城。而北京、上海尽管生育率长期只有0.7左右，但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因此，二胎试点地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是意味“二胎试点使得人口增长率更低”。评价二胎试点效果要看生育率。

《新京报》认为翼城的生育率低于全国，还是不准确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由所有的户填报，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包括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的项目。也就是说生育率数据是通过长表获取的。

但是长表是按照10%在全国分配的，分布到各个地、县，就不成统一比例了，所以没办法公布。因此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只有全国和各省市的生育率数据，没有地级市和县市的生育率数据。地、县的生育率可通过《中国201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短表的0岁人数（用存活率计算出生人数）、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以及各省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生育率为1.0时候的年龄别生育率）进行估算。用这种方法，笔者计算出山西省生育率为1.23，是长表1.10生育率的1.12倍。同样根据短表的数据计算，临汾市及其下属的翼城县的生育率分别为1.23、1.42；用山西省长表的校正参数进行校正，临汾市、翼城县的生育率分别为1.10、1.26。可见，翼城的生育率是高于临汾市的1.10、山西省的1.10和全国的1.18。

将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四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根据人口结构用全国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估算，并用全国的长表参数校正，2010年的生育率为1.52，也高于全国的1.18。可见，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二胎试点仅能够有限地提高生育率。但是二胎试点区的生育率仍然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以笔者认为，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科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大幅提升了。

下面几个地区最能反映中国人口的“爬蚤”效应：

1、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二孩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10年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

2、1980年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与全国一样只能生育1胎，后允许生2胎，由于已经执行了十余年的一孩政策，许多青年夫妇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 “十五”、“十一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2010年农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市的生育率只有0.78；农八师师部驻地地石河子市的生育率只有0.74，周边的沙湾县、玛纳斯县也分别只有1.12、1.11。

（以上县级生育率数据来源：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进行估算）

3、江苏省城乡在1980年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20世纪80年代那群独生子女到了婚育年龄，很多符合生二胎的条件，照道理说生育率应该有所回升。但是2010年国家统计局长表公布数据显示江苏的生育率仍然只有1.04，很多夫妇放弃生二胎的机会。

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与以上三个案例表现得一致。2010年人口普查（“六普”）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只有1.18，远低于维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更替水平2.3（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而中国由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远高于发达国家，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应该为2.3左右）。

但仍有不少人担心一旦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导致人口膨胀、人们会质疑过去实行计划生育的合理性、部分计划生育受害者要求赔偿等等。不论是二胎试点还是“爬蚤效应”，都说明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都不会再次导致人口膨胀。伊朗、泰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1年泰国、伊朗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56、1.64。

至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批判以及受害者的赔偿要求，这些问题今后早晚会出现。想通过逐渐过渡人口政策来消除这些问题，是鸵鸟心态。

从过去三十多年看，中国的计划生育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破产，并且自媒体使得舆论很难控制，继续计划生育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今后面对上千万的失独家庭，四千万光棍，四亿老无所养的老人，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显得很苍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放开生育二胎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这是积极的信号。但是各类试点已经证明各种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并且二胎政策仍然是行政权力对公民自由生育权的粗暴干预。那么为什么不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人没必要背负计划生育这一错误的政策遗产，更没必要畏首畏尾搞二胎方案。应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说的那样，彻底进行历史切割，即“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轻装上阵，不留后患。

可以这么说，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中国过去评价政绩的标准是政治和经济，但是今后政绩评价的标准将是人口和生育率。

就经济来说，本届领导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人口红利已近吃光，即便本届政府花九牛二虎之力，前五年年均GDP增长率能勉强保持在6%就算相当不错，而后五年可能将低于5%。以前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掩盖、消化的社会问题将变得非常棘手。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未来的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就人口政策来说，本届领导手上是一副好牌，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而且，新一届政府也可以借此尽收民望、整合民意；并能节省用于计划生育的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恢复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人口基础。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物质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可惜的是，同时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为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对于中国来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历史性转折机会。笔者的建议是，在人口形势倒逼之下，本届政府任内必然终结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晚停止不如早停止，逐步调整不如一步到位，把自由生育的权力完整地交还给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