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四次错误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建议

2012年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这本书对外行人看来是非常开明的，富有逻辑，头头是道。但是核心是又一次人口恐吓。国家卫计委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近日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引用蔡昉等人该书的观点：“如果‘同放二孩’，在放开后的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4.4，2027年总人口达到第一个峰值15.15亿，2044年达到15.35。如果‘分放二孩’，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将回升到3左右，2027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5.08亿，204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5.14亿。”

这次也没有采纳者蔡昉等人的“分放二孩”，而是采纳翟振武和卫计委的更为保守的“单独二胎”。原因是即便是“分放二孩”，人口也会超过15亿极限。王培安最近解释为什么出台单独二胎时认为，“我国总和生育率目前为1.5—1.6”，“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只有单独二胎才能将总人口控制在15亿以下。

根据习李过去的讲话和他们的执政理念，所有的人都判断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调整人口政策是势在必然。但是之所以选择单独二胎，是因为翟振武、蔡昉等人的人口恐吓。依照他们的预测，即便今后几年全面放开二胎，人口也会超过15亿人口上限，也是断断不可的。

请大家好好看看王培安的讲话：http://jjckb.xinhuanet.com/2013-11/17/content_476862.htm

蔡昉等人这本书在市场销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送交给了很多领导人，对领导人的恐吓力巨大，领导人如果相信了该书观点，是绝不敢全面放开二胎，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的。该书刚出版，我就预感到该书能量巨大，我在《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反驳了这本书。我在微博上也一直批驳“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的观点，网友还感到奇怪。后面我又整理成下面这篇文章专门批驳该书，并将文章送交有关部门，也发表在国家发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的《战略与改革参阅》。显然我的文章被扔进了垃圾箱。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刚出来，我就进行了反驳，现在看来我的观点不幸言中。今后也必将证明我这次反驳也不幸言中。我是无比地忧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立此存证。

《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作者很多以开明派人口学者出现在各大媒体。

“人口学家”四次错误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建议

易富贤

摘要：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之后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抽样调查证实只有1.33，说明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改为1.8，恐吓性地预测人口（比如预测2010年人口会超过14亿）。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停止计划生育后人口峰值也达不到14亿；但是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修改为1.5，预测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会达4.4，总人口会在2021年超过15亿。事实表明，主流人口学家的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他们没有为人口政策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和能力。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①]需要达到2.1；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几十年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我国人口形势之所以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与我国主流“人口学家”错误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建议密不可分。

一、1980年“百年人口预测报告”是错误的

198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峰值（其实，即便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峰值也连16亿都达不到，今后还将减少）。正是由于这一惊人的预测，才导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客观调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后已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停止计划生育（如果真实行了，5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还有再生育的机会）。

但是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不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他们预测中国人口在2000年会超过13亿、在2010年超过14亿。因此1996年制定的“九五”计划提出“全国人口2000年要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要控制在14亿以内，任务艰巨。”

2000年11月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摸底数据显示总人数只有12亿；就临时穿插一项半个多月的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普查表的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26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更是远远低于以前预测的13亿。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说明以前的预测是严重脱离实际的。那么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但是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不愿意承认如此低的生育率。他们将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将2000年总人数额外修正1.81%，变成了公布的12.658亿；并预测中国人口在2005年将达到13.3亿，在2010年将达到14亿。在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的情况下，2001年竟然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错误的

“十五”计划提出“十五”期间增加人口控制在6257万人以内，但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这五年只增加了4013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按道理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蒋正华、宋健和徐匡迪任正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仍然不承认生育率如此之低，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其实即使2004年彻底废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中国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达到15亿。但是即便是开明派人口学者顾宝昌等人，在2004年联名给中央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中还恐吓说，从2005年开始如果全面放开二胎，那么中国人口会在2044年达到16.07亿的高峰。因此建议采取一个为期15年的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可以将人口控制在略低于15亿的水平。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建议，独生子女政策不但没有必要放宽，相反还需要加强。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从30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设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前提下，预测2010年人口只会达到13.3285亿人。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人口为13.3281亿人；也证实了客观调查的超低生育率是可信的，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但“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政策建议造成的影响已不可挽回。

三、2010年“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研讨会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说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30年，那么至少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就应该废止独生子女政策。但是2010年7月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80多位学者和官员参加）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从2010年的13.4亿增加到2015年的13.9亿，意味着“十二五”年均需要净增长1000万人）, “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该结论影响了“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 “十二五”的人口总量目标是“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没有准时废止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央政府失信于民。

2011年4月26日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国家计生委官员于学军还到政治局上课，在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的情况下，还让胡锦涛总书记说出“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陷国家领导人于不义！

其实“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结论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年增人口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01万下降到2012年的669万（图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分别出生1604万人、1635万人，扣除960万、966万死亡人口，分别只增加了644万人、669万人（其实这些数据还有水分，以《中国统计年鉴-2012》1.04的生育率计算，2011年只出生了1137万人，那么2011年只增加177万，年底总人口根本就没有13.47亿人），远没有达到上述预测的1000万人。

而我国15-49岁总育龄年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都在2012年开始减少，其中后者在20年之内减少43%。意味着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每年出生人数也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2012年的966万，并将继续增加到2030年的约1350万、2050年的约1862万（图2）。

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边缘，2015年总人口根本不可能达到13.9亿，2033年人口更加不可能达到15亿。即便2014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峰值也只能达到13.9亿。

四、2012年《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的形势判断和建议还是错误的

2012年10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蔡昉、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家”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反对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和全面放开二胎，建议分步放开二胎。其实他们的形势判断和建议还是错误的：

1、将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修正为1.5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判断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5（因此他们预测的起点就大幅偏高）；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

迄今为止，所谓“2010年生育率为1.5”最权威的来源是国家统计局人口司专项调查处崔红艳处长发表在《人口研究》的文章《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2000年“五普”之后，也是崔红艳和张为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率先在《人口研究》上发表文章否定1.22的生育率，他们用小学入学人数推算“五普”0-9岁人口漏报了3014万，引发人口学界一窝蜂将1.22的生育率修正为1.8。但是“六普”证明他们的推测是错误的，说明他们没有学术信用。这次崔红艳更是错的离谱，她将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正为1.5所采用的基础数据——2010年出生人口数既不是用“六普”长表（9.41%人口）0岁人口119万（那么0岁总人口为1265万），也不是用短表（全部普查人口）0岁人口1379万，而是用国家统计局自己公布的2010年出生1592万这一数据，那么她的生育率1.5就与“六普”毫无关系！国家花那么大人力财力搞人口普查干什么？

事实上，1994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明显偏高，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认为1996年、1997年分别出生2067万、2038万，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的14岁、13岁人口应该为1995万、1968万；但是2010年普查显示14岁、13岁人口（都已上初中，不存在漏报了）分别只有1589万、1523万。

很多人认为实际生育率远高于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因为“超生”的孩子很多。其实感性认识有时候并不准确。比如一个人群共100个孩子，有21个来自三孩家庭，32个来自两孩家庭，47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生育率很高。但是这100个孩子是70个妇女生的（7个生三孩，16个生两孩，47个生一孩），外加10个不生育的妇女（目前有1/8的家庭不孕不育），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1.25个孩子。美国生十多个孩子的家庭不少，但是近年全国生育率只有1.9。

要达到1.5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20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1个生四孩，11个生三孩，25个生两孩，33个生一孩；120个孩子中4个的来自四孩家庭，33个来自三孩家庭，50个来自二孩家庭，33个（27.5%）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中国城市化已经超过50%了，新生孩子中只有27.5%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韩国1989年、台湾1987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大陆2010年，当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58、1.70；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一致，2011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56、1.64；中国在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的生育率竟然还有1.5？

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综合判断，人口普查1.2左右的生育率是大致可信的。

2、夸大了补偿性出生高峰数量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后的头几年，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到4.4以上，会补偿性出生1亿多人；即便是分步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会反弹到3.0。其实1980~2010年的计划生育一共只少生了1.3亿，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停止计划生育怎么可能补偿性出生1亿多人？北大人口学教授李建新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教授王广州都认同笔者的判断——即使全面放开二胎，补偿性出生高峰的几年期间，生育率不会超过2.0，年出生人数达不到2000万。我在《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中根据育龄妇女结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生育率难以达到2.3；最多补偿性出生三千万人。

3、高估了未来的生育率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认为分步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会反弹到3左右，经过四年的小幅波动后开始下降，2022年略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2050年还有1.8；即便坚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不变，2050年之前生育率将稳定在1.4以上。

其实社会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4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1996年之后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1.4。韩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分别超前中国大陆约20年、22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韩国、台湾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2012年分别只有1.297、1.265。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在2050年之前能稳定在1.4以上？分步放开二胎，2050年生育率还能有1.8？

4、夸张预测未来人口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由于高估了未来生育率，从而高估了未来人口，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21年超过15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的峰值；分步放开二胎，总人口将在2022年超过15亿，在2045年达到15.14亿峰值；维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2050年人口仍将有11.95亿。其实，即便我国200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2014年人口也只有13.9亿，2021年也只有14.2亿（也远不到15亿）。即便2014年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如台湾和韩国那样鼓励生育，最终人口峰值也达不到14亿，今后面临的是人口锐减，2050年人口将低于11.9亿。

5、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他们80年代之后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2011年生育率只有1.64。这些地区当年提倡只生二胎时的生育率还有5.0以上，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而在中国生育率现在只有1.18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却还只建议分步放开二胎，严格控制多胎。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5年生育率就已经低于1.6了。

国家卫计委（原国家计生委）官员、主流人口学者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不现实，必须用各种二胎方案过渡以保持政策连续，并认为渐放二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人口学者如果只找“政治理由”，不找“学术理由”，还需要人口学干什么？

五、神州陆沈，百年丘墟，人口学家当任其责

西晋大臣王衍，字夷甫，才华横溢，容貌俊雅，喜好清谈，影响一代民风和官风。当王衍还在少年时，名士山涛曾感慨说：“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么好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啊！”

王衍位至三公，但在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时，“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被俘后，向羯族石勒陈说西晋败亡的原因，一面推说自己“少不豫事”而“欲求自免”，一面恬不知耻，劝石勒做皇帝。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西晋灭亡几十年后，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时，远眺中原，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参谋袁宏为王衍开脱：“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荆州刘表？有一头重达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荆州的时候，宰了这头牛，犒劳士卒，时人没有不拍手称快的）。”

中国主流人口学家就是现代版的王衍，他们大多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下留学海外，在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是中国人口危机如此严重，就是这群“千斤之牛”的“功劳”！

2012年《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完成者是蔡昉、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也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研讨会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核心成员。他们的观点在外行人看来似乎很开明、富有逻辑（因此很容易为决策层所重视）；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没有为人口政策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和能力。

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当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日本、台湾、韩国的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就是过于迷信人口学家。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现在明知道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没有学术信用，为什么还采纳他们的建议？明知道“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理论是错误的，为什么还继续这套理论？明知道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二胎过渡？超低生育率已经经受了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两次人口普查的检验，为什么还不停止计划生育？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报告的结论是“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的紧箍咒。但是既然现在已经证实该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就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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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课题组名单：

主报告作者：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背景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