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简称“华文奖”）日前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了颁奖典礼，作为此次赛事短篇小说组评委之一，王安忆在港中大“文学创作与翻译专题讲座”上畅谈创作心得，称创作应关注他者，应关注更大的世界。
小说奖评奖的标准非常模糊 在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翻译组”参赛作品中，评审、著名翻译家金圣华、彭镜禧与黄国彬一致认为，能够评得上冠军的作品并不存在，因此该组冠军空缺。对于这一现象，“短篇小说组”的评审王安忆近日出席港中大举行的有关小说创作的讲座时表示，她对此非常感慨，她说：“相比之下，小说的评奖标准非常模糊，我们几个评委也是经历了各种争执，最终通过比较，硬是找出了一个冠军，这是我们评奖中非常困惑的地方。”王安忆坦言，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的标准是没有办法明确化的。 谈到这次参加“华文奖”的心得，心直口快的王安忆透露，自己在评奖之前，对年轻人的创作抱着很大的期许，但看了经过初选的入围作品之后，感觉令人惊喜的作品并不多。“一开始心情其实是很勉强的，但是经过了多次反复阅读之后，又好像对自己看过的作品很有感情，感觉我与这些写作者有亲缘关系似的，于是拼命发掘其优点，发掘到最后自己也被说服了，就觉得它无比的好，这是很有趣的经验。”王安忆坦言，自己在很多评奖中经常是很容易退让的，但是在这次评奖中，她与陈冠中、骆以军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选出了此次“华文奖”的前三甲。其中，冠军由香港中文大学刘健鸿获得，他写的是《稗说补遗》；亚军由东海大学的阳正卸岬茫她的小说题目为《阿京》；季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孔佳莹获得，她写的是《野菠萝》。 写作必须关注他者 谈到上述获奖作品时，王安忆提起2005年她在香港岭南大学当访问学者时的经历，她透露，自己当时开了一门《创意写作》课，“当时我挺感动的，这些孩子对写作的认识未必很深刻，但是，80多个孩子里有一半的学生，他们交上来的作业里都写到了金融危机之后的家庭命运与人的命运，我当时就觉得这些孩子在写作时懂得，虚构一个故事时要与自身的经历联系起来，这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王安忆坦言，学生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写作，而是能够从自身经历出发写作，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她看来，艺术向来关心活得不如意的人，关心人世间的苦，这是艺术的美学。正因为如此，本次大赛的冠军作品《稗说补遗》诞生，“因为作者写了一个香港底层的边缘的女性，用的是很写实的手法，虽然这种写法在很多人看来是很落伍的，但是作品还是打动了我们。首先作者描写的那个群体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注意到，可是他注意到了，写得也非常诚恳，细节也非常到位。这个作品与他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王安忆强调道，好的作品必然兼顾生活与写作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主体社会与边缘社会的关系，受难者与当下人的价值观的关系。 说到亚军作品，由东海大学的阳正兴写的《阿京》，王安忆坦言看到这个作品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作者用了隐喻性的现代解构的写作，这如同谜面与谜底的关系，不仅谜底要有价值，谜面也要有审美的价值。而季军作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孔佳莹写的《野菠萝》，在王安忆看来是目前年轻人最热衷的青春写作，“阅读起来比较明快轻松，有愉悦感，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余华1987年发表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不过，王安忆建议，年轻人在阅读或者写作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内容，“写作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必须关心到更大的世界，注意到他者，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写作特别注意自我的扩张，令他者在写作中自然地消失了。” 不认为自己必须替上海发言 王安忆一直被认为是上海女作家的重要代表，其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浓郁的上海风情与上海味道令人印象深刻。对此，王安忆坦言，之前多年她一直很反感在作家名字前面加“女性”二字，貌似这样对你的写作就宽容一点，这其中有某种不平等的因素，但到了如今这个年龄，对此反而看淡了，因为自己身为女性作家的确也是事实，这是无法否认的。 谈到上海风味，王安忆语气里有点无奈，她称自己只是在《长恨歌》里写到了上海而已，但将其作为上海作家的代表，必须替上海发言，她并不认可。“事实上，我并不出生在上海，对上海的身份我也不是特别有权威的一个人。另外，我不会说上海话，当然我也不反对保持上海话的传承。”晶报记者 尹维颖 来源：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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