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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花费上百亿元 申遗专家:花得值

国学新闻| 文化新闻

2014-6-27 17:47| 發佈者: 山東受學| 查看: 918| 評論: 0|來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摘要: 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47项。    长城蜿蜒,皇宫宏伟;三山 ...
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47项。 
  长城蜿蜒,皇宫宏伟;三山壮阔,五岳巍峨;古城典雅,园林幽静;村落古朴,梯田壮美;湖泊秀丽,大河辽阔……这47项遗产,包括至少数百处具体的景观,是中国的自然与文化的代表,亦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一个人若想走完这些遗产,需要在国境之内来回穿梭,几乎走遍全国,没有1年时间很难实现。而这些存在数千年乃至上亿年的遗产,却花了27年才陆续进入世界遗产的行列。对它们的保护与继承,则将成为更长期的事业。
  跨越时间轴的传承 
  中国的遗产也属于世界
  只需粗略浏览,就知道中国已获的47项世界遗产包罗万象。
  如以类别区分,那么其中包括了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3项和双重遗产4项。所谓双重遗产指的是同时列入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景观,例如泰山、黄山等。
  “世界遗产是我们继承自过去的,与之共同生活的,将会传给后代的遗产。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都是生活与灵感不可替代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阐述世界遗产的定位。这个宏大项目从1972年开始,中国于1985年11月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行列。
  在这一公约中,将这些遗产定义为“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1987年,来自中国的6项遗产――长城、明清皇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顺利地进入世界遗产行列。此后每两三年,我国都会成功地将风景名胜、历史遗迹等写入这一名录,并在最近十几年明显加快了申请的步伐。
  在目前已有的47项遗产中,北京参与了其中7项,成为目前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最多的城市。当然,即使是一项遗产,也经常不只与一个省(区、市)有关,例如最近刚获得认证的“大运河”项目,就纵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而“丝绸之路”项目,更是横跨了中哈吉三国的7个省州。
  资料显示,在2012年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共列入了45项,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这一名单中还有44项仍在等待申遗。而根据流程,列入预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条件。
  如何成为世界遗产
  来自平遥古城的记录
  本月,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遗产项目刚刚超过了1000项,而这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公约已经过了4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进入世界遗产非常艰难。
  关于如何申请,1997年被确定为世界遗产的平遥古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申请样本。本报记者在平遥古城看到,当地将申请的过程专门做了一个展馆,记录了整个过程。
  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于1994年6月12日通过,此后,邀请来自国内的官员与学者郑孝燮、阮仪三、赵士修和任致远等一行前来论证考察,考察结论是支持平遥申报。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国内外专家的参与功不可没。
  申报过程并不只有平遥县的参与,包括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在内的山西各界人士都以多种形式参与其中。
  为了保护古城,从1997年起,平遥县四大班子率先迁出了古城,并开始了波及数万人的、持续的人口搬迁举措。为了达到申请的要求,平遥古城还进行了改造,拓宽了中都路,整旧如旧地恢复了正宗明清一条街,拆除马路市场、进行城墙绿化等多种工作在一两年之内迅速完成。
  在国内的材料审核是关键的一步。1996年5月7日到6月25日期间,在当时的建设部开会审核申报材料,并在专家指导之下将材料进行修改,整整用了50天才将文字、图片和录像等材料完成,这期间山西省上下各级加班加点,在平遥和北京之间来回穿梭。
  到1997年12月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时,近4年已经过去了。
  而相对来说,平遥古城的申请时间并不算长,以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为例,这一项目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直到去年才正式提交申遗报告。
  遗产如何面向未来
  “申遗热”背后的逻辑
  “现在国内外以敦煌为名的品牌有上千个,我还没听说过一个不赚钱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敦煌市委书记詹顺舟如是表示。
  詹顺舟的总结,无意间道出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好处”之一,就是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并获得相应的开发价值。尽管许多文物或者风景本身价值都是无法替代的,但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证后,作为“人类献给未来的礼物”,其受关注程度无疑大为增加。
  据统计,在申遗成功后的第二个“十一”黄金周,杭州西湖的旅游总收入达87.65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而平遥古城在申遗成功后的10年间,光门票收入就从125万元增长到7500万元。这样的经济价值,无疑吸引了众多地方的参与,据住建部统计,我国排队等待申遗的项目有200多个。
  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项目本身要有足够的价值之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各遗产点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文物保护与陈列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
  据媒体报道,申遗过程中,登封“天地之中”花费8亿元,五台山景区整治搬迁花费8亿元,而大运河申遗因为太庞大,各地花费加起来达到了上百亿元。事实上,此前“中国丹霞”的申遗过程中,张掖丹霞就因为“保护资金的投入能力较弱”等原因退出了,而据统计,湖南、浙江等六地联合为申遗花费达十几亿元。
  在有关专家看来,这些钱“花得值”。据“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彭华介绍,这些钱解决了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了景区的品质,也考虑了以后的发展需要。
  事实上,在彭华看来,与欧美国家比起来,发展中国家“觉醒”得有些晚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分布图上,欧美国家密密麻麻,发展中国家则零零星星。对于当下的“遗产热”,他认为“这是自然和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觉醒”。本报记者 刘少华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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