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地下基督教的南北差异及其邪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

中国农村地下基督教包括家庭教会和邪教组织。家庭教会是在“三自”教会（指在政治上服从中国政府及其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 “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观察者网注）之外、没有纳入中国政府正式管理的基督教组织，它虽然仍处“地下”，但已公开行动，且与“三自”教 会有着复杂的、暧昧的关系。基督教邪教组织既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境外传入的，以前者居多。邪教组织是从家庭教会中分化出来的极端组织，它与家庭教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家庭教会是邪教组织的母体。只要家庭教会存在，邪教组织就会不断地被它制造和衍生出来，并越来越走向极端，进而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

地下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南北农村有着很大的差异。治理农村地下基督教要有区域的视野。

基督教在北方的发展势头明显高于南方

当前农村地下基督教发展的区域差异

在 中国政府认定的五大宗教中，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基督教都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 是逐渐萎缩，虔诚的农村信徒不多。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 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亦呈急剧衰败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信众要占农村宗教群体的95%以上，其中又以地下基督教的发展为甚，占农村基督教的 70%左右。基督教“三自”教会信徒发展相对保守和缓慢。

在区域上，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是家庭教会的重灾 区。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虽然较多较杂，但无法自成体系和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信仰的庞大需求。基督 教在北方农村已经取得了正统地位，其他宗教和信仰形式作为“异端”和“封建迷信”逐渐被多数人摒弃，越来越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基督教以各种形态在该 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占多数的主要是地下基督教中的家庭教会。邪教组织在北方已“污名 化”，该地区农民普遍对基督教和邪教组织有着明确的区分，对邪教组织有较清晰的认识。邪教组织很难吸引北方普通民众，但因其传教方式独特，仍可招揽不少信 众，也使得北方农村地区邪教组织密布，信众神秘而极端。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 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地下基督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正因为如此，南方地区的基督教信仰相对较 少，除个别县市外，农村基本上没有基督教发展的空间，少数信众集中在城市。由于基督教传播不广，普通民众对基督教没有相关概念和知识，既不反对，也不跟 随，所以对基督教和邪教组织没有明确的区分，更无法辨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邪教组织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可能。调查表明，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 地区，都有邪教组织的零星传教迹象，并与当地农民发生了极为强烈的信仰纷争。调查也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地下基督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 和抛弃。

为什么地下基督教会在北方农村盛行？

为什么地下基督教会在北方农村盛行？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了当前中国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及怎样为农民提供相关的需求。

基 督教在北方农村的盛行，首先与该地区的信仰基础有关系。在当地农村，农民选择某种宗教或信仰形式，不是因为认同它们的基本理念和教义，也不是自己的精神问 题需要它们去解答，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弥补他们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的某些功能缺陷。也就是说，选择某种神祗，是为了满足自己所需和所 缺。我们把这种信仰形式称之为功能性信仰。

北方的功能性信仰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是神祗是多样性的，即多神信仰。在这些神祗中，有些神祗能够 满足农民的某些特定功能，有些神祗能够满足农民的全方位功能；有些神祗的神力、法力厉害，有些神祗的神阶较低，神力不那么厉害，就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其 二，正是因为神祗是多样性的，农民对神祗就有了选择性，以及神祗本身的可替代性。农民会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功能的神祗进行祭拜，而放弃不能满足自己需求的神 祗。当某个神祗可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时，他们就会信这个神一阵子，如果不能满足，就放弃这个神一阵子，进而选择其他的神祗，不会对某个神死心塌地一辈子，也 不会对某个神摒弃一辈子。选择一个，或放弃一个，并不是终身选择、终身放弃，而是在某些需求和功能上进行选择和放弃。当农民听人家说，某个神很厉害，就会 转而信仰这个神。农民都会选择最厉害、最能在短期内满足自己需求的神。其三是功能性信仰没有主导的神祗。每个神都是平等的，即便是在佛道信仰中神阶比较高 的神，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不过是诸多神中的一个，是平等的选择物件。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农民把耶稣叫“主”。在农民的观念里，西方世界总 是比中国要发达，那么他的神也是比中国的神要厉害的。于是，在农民对神的选择中，他们就会把“主耶稣”当作众多神祗中的一个来选择，因为听说它很厉害，所 以在其他神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就会在他人的引介下，更倾向于选择基督教。在北方农村对家庭教会成员的调查就表明，第一代家庭教会成员基本上都是在信仰传 统神祗无效的情况下，听传教的人说“主耶稣”更厉害，才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地进了家庭教会。

调查发现，进入家庭教会的农民一般不会再退 出来，而是越来越虔诚地信仰下去，从而带动家庭的第二代人信仰。真正退出来的不到5%。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农民的信仰基础是多神的、可选择的和无主导 的，可以退出和进行重新选择的，为什么农民信了基督教，就不再退出来选择其他的神祗？

这里的原因很多，譬如家庭教会内部声称，退出了基督教 就会遭什么报应，会受到神的惩罚。还比如，基督教将其他的神祗都贬低为魔鬼，是不能信的。还有就是，北方农村传统的信仰形式已经碎片化，不能给农民提供系 统的解释，相比而言基督教具有强大自我解释能力。这些都使得很多人不敢或不再退出进而选择其他的神祗。

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是一种进攻性宗教，或者说是主动传教的宗教，每个教徒都有传教的义务和责任。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传教。其中家庭教会的传教欲 望更加强烈，“三自”教会受组织和制度的限制，传教的欲望和激励较家庭教会小。农村其他宗教和信仰形式，都没有基督教家庭教会这个优势。这是一方面，它使 得家庭教会的传教者甚多，不计其数，传教方式多元，无时无地不在传教。家庭教会传播较快、较广也就必然了。

另一方面，因为是主动传教，传教 的又都是本地农民，在传教的过程中，就会结合农民自身的“困惑”和“所需”来传教。这意味着，家庭教会能够及时、准确地回应当前农民家庭和个体的需求，能 够切近农民的社会欲求，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消除农民的心理恐惧。尤其是在当前农村发生巨变的时期，农村社会关系在淡化，农民相互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脆 弱，彼此的社会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农民地位上升了，有的农民地位下降了，等等。这就会让很多农民尤其是底层农民很不适应，很多农民被社会性竞争给甩了 出去，成为村庄里面没有面子、没有成就感、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因此，这些农民会很焦虑、很没有安全感，觉得生活在村庄社会中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这种焦虑 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在农村表现为诸多的纷争和反抗，如婆媳矛盾、夫妻矛盾、邻里矛盾、家族矛盾等。这些矛盾一般时候都有，但是在近三十多年的农村变革时 候，表现得更为频繁和激烈。这说明农村社会结构极不稳固，地位下降的农民不甘心处在下层，地位上升的农民要保持自己的位置，他们之间处在一种结构性的紧张 当中。

典型的如，婆婆地位处在下降过程中，媳妇地位则在上升，婆婆不满，要反抗，媳妇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且很激烈。可能会造成婆婆或媳妇的心理焦虑，及不安全感。

此 时，基督教家庭教会进村了，传教的都是本村本组的人，甚至是邻居和亲朋好友，都知根知底——你一有事我就知道了，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于是我就带了一群信 徒上你家的门去了。去做什么呢？去解答农民的困惑，去抚慰农民受伤的心灵，告诉农民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神是永恒的。告诉农民现在的生活状况是神的 安排，只要听神的话，为主做功积德，神就会拯救你。告诉农民，要爱你的敌人胜过爱自己。婆婆不是对年轻媳妇很不满吗，总是刁难媳妇吗，传教者告诉媳妇不要 生气，婆婆是魔鬼，你应该用主耶稣的爱去感化她，不要去跟她争，不要跟他吵。或者对婆婆说，媳妇是魔鬼，要爱你的媳妇胜过自己，这样媳妇才能成为信主的 人，等等。

这些都很接近生活，接近农民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传教者这么一说，农民的心就释然了，心里开放了，不再争夺，不再反抗了。心情好 了，精神轻松了，自然身体也就没多少毛病了，也就觉得主耶稣真“神”，真厉害。传教者解决了农民的心理问题，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求，农民自然愿意留在教会 里，而不退出再选择其他的神祗。

以上表明，基督教具有很强的社会回应性。这是农村其他任何宗教和信仰形式所不具备的。家庭教会通过传教者，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回应农村社会的需求，能够满足农民家庭和个体的某些功能，能够解决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焦虑和对社会平等交往的需求，抚平他们的镇 痛，最终让农民接受现有社会秩序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