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地下基督教的南北差异及其邪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

這也表明，當農村出現上述問題和功能缺陷之後，我們黨和政府沒有及時、完全地提供和滿足，沒有介入到農民家庭和個體的私人和精神領域，給家庭教會留下了諸多的空間，它們就會通過滿足農民的需求的方式，逐步佔領農村，籠絡農民。

近年來，基督教在農村的發展勢頭越來越快

為什麼南方農村地下基督教相對較少？

上文已述，南方農村較少地下基督教信仰，亦較少家庭教會。基督教在農村傳播一陣子後，發現傳不下去，農民都不信，就轉而進城，縣市城市有少數家庭教會組織。南北方農村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原因不在基督教身上，而在南北方的信仰基礎差異上。

雖 然南北方都是以功能性信仰為主，都是多神祗，可選擇，但在北方農村信仰中，沒有主導的神祗，所有的神祗都是平等可選擇的。而南方農村則不同，其傳統信仰以 祖先崇拜為主導，其他神祗只不過是祖先崇拜下的功能補充。在這個體系中，其他神祗可以選擇，但祖先是不可選擇的，農民相信只要自己有所求，自己的列祖列宗 會保佑後世子孫，會滿足子孫的需求。祖先崇拜在現實生活中又與傳宗接代聯繫在一起。給祖先傳遞血脈，被認為是當下生活的人的最主要工作，只有傳宗接代了， 農民才能對得起祖先，才能安然地面對死亡，才能夠有臉面去見祖先，從而自己也成為後世的祖先。

於是乎，農民就將有限的生命放在了無限的宗族 血脈的傳遞過程中，從中獲得生命的價值和活著的意義。一個人只有生了兒子，才有奔頭，才有希望，才活得充實，也才能獲得祖先的庇佑。沒有生育子嗣的人，是 無法面對祖先的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沒有希望和奔頭的人，是得過且過、混日子的人。

所以說，祖先崇拜和傳宗接代，是南方農民最主要的 宗教。這個宗教涉及到農民活著的意義，因而較為根深蒂固，很難改變。即便在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的衝擊中，也沒有動搖根本。在南方 農村，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高大的宗祠和鱗次櫛比的祖墳山，這些都是農民信仰的載體。

南方農村的其他神祗，作為祖先崇拜的功能補充，既在具體功 能上滿足農民需求，比如去病、求財、求子、求學、保平安等，不同神祗滿足不同功能，也有些神祗通過增加祖先的神力而間接滿足農民的功能需要。南方農村許多 地區都有一種“遊神”的習俗，其要旨之一是通過抬菩薩進村、進宗祠，以菩薩的神力增加祖先的神力，使後者更能澤佑後世。

正是因為南方農村信 仰中有主導信仰和輔助性信仰，就形成了基本的信仰秩序，這個秩序至今保存較為完整，其內部依然成體系，能夠自圓其說。因此，它能夠給農民提供一套相對完整 的應對變化社會和新現象的“說法”。地下基督教進村傳教，南方農民之所以甚為厭惡，是因為它排斥祖先，將祖先斥之為“魔鬼”，這是為農民所不能容忍的。即 便傳教者宣稱主耶穌的神力更強，更能滿足農民的需求，農民也不會為了丁點小利而放棄祖先信仰。更何況，祖先崇拜本身就能夠給農民提供一整套的解釋體系。所 以即便基督教進來了，也無法從體系上對祖先崇拜給予解構，這樣農民就不會對祖先崇拜產生懷疑，不會動搖自己的信仰。信仰祖先的農民在基督教面前沒有半點的 不自信。

相反，北方農村信仰的支離破碎，不成體系，基督教一進來，它就無法為自己提供有力的辯護和論證，所以農民在基督教面前，就會對傳統信仰產生狐疑，對它失去信任和信心，最終就放棄了傳統信仰，投入到基督教的懷抱。

歸結起來，南方農村以祖先崇拜為主導的信仰體系相對完整，是南方農村抵抗基督教入侵的“抗體”，是南方農村基督教難以傳入的根本原因。

為什麼農村邪教組織會越來越極端？

中國農村的基督教邪教組織，是從家庭教會中分化並發展起來的。 農村家庭教會一方面是處在“地下”的非法狀態，另一方面是其內部沒有形成整合，條塊分割厲害，派系林立，鬥爭劇烈。因此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家庭教 會都沒有自己統一的牧師、培訓機構，第一代傳道員大多知識水準有限，是地道的農民，對基督教的教義理解有很大偏差。於是在家庭教會內部就出現了大量的因理 解教義不同而導致的“異端”。

當第一代“異端”的教主退出舞臺之後，第二代上臺，為了爭奪教徒，發展壯大自己，打擊其他教會組織，所採取的 組織方式、傳播方式、教義解釋和功能承諾等方面，都無所不用其極，逐漸發展得更加邪門，最終倒向了邪教。一些著名的邪教組織，如三贖基督、正道教，東方閃 電等，都是由家庭教會發展而來的。

隨著北方農村家庭教會的發展壯大，其內部對基督教邪教組織的排斥力度加大，對家庭教會成員的宣傳力度加 大。這樣，在家庭教會內部對邪教異端及其組織的認識程度加深。同時，在北方農村家庭教會普遍化後，它對村莊社會生活和普通農民的影響力加大，廣大普通農民 也逐漸能夠辨認出何者為基督教，何者為邪教組織。這個認識的出現，使得家庭教會成員和普通農民越來越對邪教組織避而遠之，這壓縮了邪教組織在北方的傳播和 生存空間，邪教組織的傳教就越來越難。但同時，家庭教會內部分化依然很大，各派、各片的權力鬥爭依然劇烈，其“異端”組織就會不斷被製造出來。

一 方面，邪教組織的生存空間在壓縮，另一方面，邪教組織又在不斷地增多，這就構成了一對矛盾。邪教組織必然要突破重圍，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怎麼辦？沒其他 辦法，只有走向更極端，才能爭取信徒。所以，邪教組織在基督教的教義解釋上，在傳教方式上，在組織形式上，在對農民的承諾上，越來越極端，越來越離譜。譬 如，在傳教方式上，很多邪教組織都以親戚連親戚，朋友連朋友的方式發展教徒，並且帶有極大的強迫性，乃至限制人身自由。我們調查到，在信邪教的家庭，其家 人和夫家人、娘家人一般都信邪教。邪教組織沒有退出機制，只要進了這個組織，要想退出來，就要付出高昂甚至生命的代價。某些邪教組織，已經超越邪教的範 圍，帶有明顯的黑社會性質。在教義上，有的邪教組織甚至宣稱所有不信該教的人都是“魔鬼”，或“魔鬼的代言人”，都是必須被清除的；有的邪教組織承諾農 民，只要信教，就會得到巨額的財富和女人，等等。邪教組織宣揚世界末日，散佈恐怖，恐嚇和威脅農民入教，宣稱只有信教才能得救。

邪教組織只 有走向“更極端”，才能夠吸引或拽拉農民入教。“走向極端”是其拓展生存空間的唯一方式。2014年5月28日山東招遠血案，已經表明邪教組織依然公開 化，更表明其“極端”已經走向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北方農村邪教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北方農村家庭教會快速蔓延的必然結果。只要家庭教會繼續 蔓延，就會不斷製造異端，也會不斷壓縮異端的生存空間，邪教組織就會不斷走向更加極端的方向，必然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政治社會後果。

治理地下基督教要有區域差異的視野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地下基督教在我國農村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主要表現在南北方的差異上。稍微歸納一下上述主要觀點：

其一，北方農村的功能性信仰沒有主導的神祗，傳統信仰已支離破碎，不成體系，無法自圓其說。農民一開始像選擇其他傳統神祗一樣選擇基督教，進而基督教作為主動、進攻性宗教，一定程度上及時準確地回應了農民的社會和精神需求，所以北方農民進了基督教之後就很少能出來。

其二，南方農村的功能性信仰有主導的神祗，即祖先，以祖先崇拜為主導的信仰體系還保存完整，尚且能夠自圓其說，能夠給予人們一套“說法”以面對變化社會，它是抵禦地下基督教入侵的重要“抗體”。

其三，北方農村家庭教會發展迅速，由此製造了不少邪教組織，也使得後者越走越極端。南方農民無法區分基督教與邪教，為邪教組織在南方農村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邪教組織在南北方的差距，表現為北方農村的邪教組織傳教更加積極，更為極端。

清楚了南北農村的信仰的特性和差別後，就可以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治理和遏制地下基督教的傳播。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 在南方農村，一定要停止修建一切新教堂。除少數縣市外，南方農村一般沒有基督教教堂，甚至連縣城都沒有。但是，基層宗教管理部門希望通過修建教堂，以便於 基督教管理。這是很錯誤的想法。南方農村較少基督教信仰，對基督教既不主動排斥，也不信仰它，但是只要政府修建了教堂，就意味著政府對基督教的鼓勵，在農 民心目中會造成錯覺，認為信仰基督教是政府鼓勵的、提倡的，是好的東西。所以對農民就有示範效應，就可能帶來大規模的信仰。

2. 在南方農村，要鼓勵農民修建宗祠，引導農民把宗祠變成老年人活動場所，復興傳統的村落禮儀、禮節，對燒香拜佛不應禁止，不強行實行火葬政策。

3. 在北方農村，停止修建新的基督教教堂，拆除非法宗教場所，逐漸將家庭教會納入“三自”教會進行規範管理，接收其教產和神職人員，對不接受管理的，要堅決予以取締。

4. 在北方農村，鼓勵農民的傳統信仰，對家庭教會在傳教過程中對傳統信仰的排斥與污蔑，要予以制止和打擊，恢復人們對傳統信仰的自信心和主體性。

5. 在南北農村都要堅決打擊邪教組織，對待邪教不僅僅從治安、刑事上去考究，要制定新的制裁措施。當前，只要邪教組織沒有觸犯治安條例和刑法，基層公安機關對它們就束手無策，最多關幾天就放出來了。這樣無法根治邪教。對待邪教，要有新的法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