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地下基督教的南北差异及其邪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

这也表明，当农村出现上述问题和功能缺陷之后，我们党和政府没有及时、完全地提供和满足，没有介入到农民家庭和个体的私人和精神领域，给家庭教会留下了诸多的空间，它们就会通过满足农民的需求的方式，逐步占领农村，笼络农民。

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快

为什么南方农村地下基督教相对较少？

上文已述，南方农村较少地下基督教信仰，亦较少家庭教会。基督教在农村传播一阵子后，发现传不下去，农民都不信，就转而进城，县市城市有少数家庭教会组织。南北方农村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不在基督教身上，而在南北方的信仰基础差异上。

虽 然南北方都是以功能性信仰为主，都是多神祗，可选择，但在北方农村信仰中，没有主导的神祗，所有的神祗都是平等可选择的。而南方农村则不同，其传统信仰以 祖先崇拜为主导，其他神祗只不过是祖先崇拜下的功能补充。在这个体系中，其他神祗可以选择，但祖先是不可选择的，农民相信只要自己有所求，自己的列祖列宗 会保佑后世子孙，会满足子孙的需求。祖先崇拜在现实生活中又与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给祖先传递血脉，被认为是当下生活的人的最主要工作，只有传宗接代了， 农民才能对得起祖先，才能安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够有脸面去见祖先，从而自己也成为后世的祖先。

于是乎，农民就将有限的生命放在了无限的宗族 血脉的传递过程中，从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一个人只有生了儿子，才有奔头，才有希望，才活得充实，也才能获得祖先的庇佑。没有生育子嗣的人，是 无法面对祖先的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希望和奔头的人，是得过且过、混日子的人。

所以说，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是南方农民最主要的 宗教。这个宗教涉及到农民活着的意义，因而较为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即便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中，也没有动摇根本。在南方 农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高大的宗祠和鳞次栉比的祖坟山，这些都是农民信仰的载体。

南方农村的其他神祗，作为祖先崇拜的功能补充，既在具体功 能上满足农民需求，比如去病、求财、求子、求学、保平安等，不同神祗满足不同功能，也有些神祗通过增加祖先的神力而间接满足农民的功能需要。南方农村许多 地区都有一种“游神”的习俗，其要旨之一是通过抬菩萨进村、进宗祠，以菩萨的神力增加祖先的神力，使后者更能泽佑后世。

正是因为南方农村信 仰中有主导信仰和辅助性信仰，就形成了基本的信仰秩序，这个秩序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其内部依然成体系，能够自圆其说。因此，它能够给农民提供一套相对完整 的应对变化社会和新现象的“说法”。地下基督教进村传教，南方农民之所以甚为厌恶，是因为它排斥祖先，将祖先斥之为“魔鬼”，这是为农民所不能容忍的。即 便传教者宣称主耶稣的神力更强，更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也不会为了丁点小利而放弃祖先信仰。更何况，祖先崇拜本身就能够给农民提供一整套的解释体系。所 以即便基督教进来了，也无法从体系上对祖先崇拜给予解构，这样农民就不会对祖先崇拜产生怀疑，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信仰祖先的农民在基督教面前没有半点的 不自信。

相反，北方农村信仰的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基督教一进来，它就无法为自己提供有力的辩护和论证，所以农民在基督教面前，就会对传统信仰产生狐疑，对它失去信任和信心，最终就放弃了传统信仰，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

归结起来，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主导的信仰体系相对完整，是南方农村抵抗基督教入侵的“抗体”，是南方农村基督教难以传入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农村邪教组织会越来越极端？

中国农村的基督教邪教组织，是从家庭教会中分化并发展起来的。 农村家庭教会一方面是处在“地下”的非法状态，另一方面是其内部没有形成整合，条块分割厉害，派系林立，斗争剧烈。因此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家庭教 会都没有自己统一的牧师、培训机构，第一代传道员大多知识水准有限，是地道的农民，对基督教的教义理解有很大偏差。于是在家庭教会内部就出现了大量的因理 解教义不同而导致的“异端”。

当第一代“异端”的教主退出舞台之后，第二代上台，为了争夺教徒，发展壮大自己，打击其他教会组织，所采取的 组织方式、传播方式、教义解释和功能承诺等方面，都无所不用其极，逐渐发展得更加邪门，最终倒向了邪教。一些著名的邪教组织，如三赎基督、正道教，东方闪 电等，都是由家庭教会发展而来的。

随着北方农村家庭教会的发展壮大，其内部对基督教邪教组织的排斥力度加大，对家庭教会成员的宣传力度加 大。这样，在家庭教会内部对邪教异端及其组织的认识程度加深。同时，在北方农村家庭教会普遍化后，它对村庄社会生活和普通农民的影响力加大，广大普通农民 也逐渐能够辨认出何者为基督教，何者为邪教组织。这个认识的出现，使得家庭教会成员和普通农民越来越对邪教组织避而远之，这压缩了邪教组织在北方的传播和 生存空间，邪教组织的传教就越来越难。但同时，家庭教会内部分化依然很大，各派、各片的权力斗争依然剧烈，其“异端”组织就会不断被制造出来。

一 方面，邪教组织的生存空间在压缩，另一方面，邪教组织又在不断地增多，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邪教组织必然要突破重围，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怎么办？没其他 办法，只有走向更极端，才能争取信徒。所以，邪教组织在基督教的教义解释上，在传教方式上，在组织形式上，在对农民的承诺上，越来越极端，越来越离谱。譬 如，在传教方式上，很多邪教组织都以亲戚连亲戚，朋友连朋友的方式发展教徒，并且带有极大的强迫性，乃至限制人身自由。我们调查到，在信邪教的家庭，其家 人和夫家人、娘家人一般都信邪教。邪教组织没有退出机制，只要进了这个组织，要想退出来，就要付出高昂甚至生命的代价。某些邪教组织，已经超越邪教的范 围，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在教义上，有的邪教组织甚至宣称所有不信该教的人都是“魔鬼”，或“魔鬼的代言人”，都是必须被清除的；有的邪教组织承诺农 民，只要信教，就会得到巨额的财富和女人，等等。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散布恐怖，恐吓和威胁农民入教，宣称只有信教才能得救。

邪教组织只 有走向“更极端”，才能够吸引或拽拉农民入教。“走向极端”是其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方式。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血案，已经表明邪教组织依然公开 化，更表明其“极端”已经走向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北方农村邪教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北方农村家庭教会快速蔓延的必然结果。只要家庭教会继续 蔓延，就会不断制造异端，也会不断压缩异端的生存空间，邪教组织就会不断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

治理地下基督教要有区域差异的视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很清楚地发现，地下基督教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主要表现在南北方的差异上。稍微归纳一下上述主要观点：

其一，北方农村的功能性信仰没有主导的神祗，传统信仰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农民一开始像选择其他传统神祗一样选择基督教，进而基督教作为主动、进攻性宗教，一定程度上及时准确地回应了农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所以北方农民进了基督教之后就很少能出来。

其二，南方农村的功能性信仰有主导的神祗，即祖先，以祖先崇拜为主导的信仰体系还保存完整，尚且能够自圆其说，能够给予人们一套“说法”以面对变化社会，它是抵御地下基督教入侵的重要“抗体”。

其三，北方农村家庭教会发展迅速，由此制造了不少邪教组织，也使得后者越走越极端。南方农民无法区分基督教与邪教，为邪教组织在南方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邪教组织在南北方的差距，表现为北方农村的邪教组织传教更加积极，更为极端。

清楚了南北农村的信仰的特性和差别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治理和遏制地下基督教的传播。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在南方农村，一定要停止修建一切新教堂。除少数县市外，南方农村一般没有基督教教堂，甚至连县城都没有。但是，基层宗教管理部门希望通过修建教堂，以便于 基督教管理。这是很错误的想法。南方农村较少基督教信仰，对基督教既不主动排斥，也不信仰它，但是只要政府修建了教堂，就意味着政府对基督教的鼓励，在农 民心目中会造成错觉，认为信仰基督教是政府鼓励的、提倡的，是好的东西。所以对农民就有示范效应，就可能带来大规模的信仰。

2. 在南方农村，要鼓励农民修建宗祠，引导农民把宗祠变成老年人活动场所，复兴传统的村落礼仪、礼节，对烧香拜佛不应禁止，不强行实行火葬政策。

3. 在北方农村，停止修建新的基督教教堂，拆除非法宗教场所，逐渐将家庭教会纳入“三自”教会进行规范管理，接收其教产和神职人员，对不接受管理的，要坚决予以取缔。

4. 在北方农村，鼓励农民的传统信仰，对家庭教会在传教过程中对传统信仰的排斥与污蔑，要予以制止和打击，恢复人们对传统信仰的自信心和主体性。

5. 在南北农村都要坚决打击邪教组织，对待邪教不仅仅从治安、刑事上去考究，要制定新的制裁措施。当前，只要邪教组织没有触犯治安条例和刑法，基层公安机关对它们就束手无策，最多关几天就放出来了。这样无法根治邪教。对待邪教，要有新的法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