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就是在沙面这里上岸，当年的江岸也有这么高，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一翻就爬上岸集结部队，排队进广州。”近日，在本报记者的陪同下，93岁的老兵柯愈金重走当年抗战胜利时抵达广州的路线，感慨万千。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柯愈金所在部队按指令前往广州受降。他和战友三四百人乘着30多条广西梧州当地运输的木船，急水行舟，划了一天一夜沿珠江直抵广州。 文/记者何瑞琪 实习生陈雪 图/记者庄小龙 那一年，他和战友划了一天一夜的木船登陆广州沙面，雄赳赳气昂昂进城接受日军投降；这一天，他以93岁高龄再次踏足原路，激动时扔掉拐杖，颤颤巍巍操正步敬军礼。 老兵柯愈金，一名中国远征军的战士，23岁入缅甸作战。抗战胜利，他随部队回到广州，亲历日军投降仪式。今年7月4日，志愿者约好早上9时多到黄埔珠江村接柯老重访旧地。早上8时，他已经拄杖在家门口等候，身穿一件印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上衣。这是柯老几十年来第一次踏足城区。靠近西堤码头，广州最靠近沙面的上岸点，他尽力望向远方回忆往事，许久，却摇头道：“不是这里。”待到经过白鹅潭，柯老眼前一亮：“停车！停车！”走近沙面公园的炮台，他渐渐眼泛泪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划分为广州等15个受降区。张发奎作为中国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受降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受降地点在广州。 当时，柯愈金所在新一军38师正从广西开拔，准备攻打广州湾消灭日军，投降消息传来，部队当即前往广州受降。他和战友三四百人，乘着30多条广西梧州当地运输的木船，急水行舟，划了一天一夜从珠江直抵广州。“就是在沙面这里上岸，当年的江岸也有这么高，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一翻就爬上岸集结部队，排队进广州。”重回旧地，柯愈金眼现光彩。 1945年9月7日，部队沿江转入人民路，日军在路两旁整齐列队，举枪受降。柯愈金骄傲地踢着正步，身后的百姓欢呼雀跃。一路上旗帜招展，鞭炮齐鸣。柯愈金激动得想哭，跟着部队一直走向人民公园。后来，他被分配到日军野战医院驻军，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维持广州治安。 受降：成千上万百姓在纪念堂欢呼 “我当初就站在那里。”他指了指人民公园广场右边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回到旧地，激动难抑，柯老放下拐杖，挺直略微佝偻的背，两眼直视前方，努力伸腿抬起，走了几个正步，“啪”的一声，向远方敬了一个军礼。 他所敬礼的方向，正是中山纪念堂。1945年9月16日，受降仪式在这里举行。张发奎一行提前一日搭飞机入广州城，沿着搭有凯旋门的中华北路（现解放路）、一德路、长堤、靖海路、泰康路，一直到中山纪念堂前。市民夹道欢迎。16日，日本司令官田中久一签署了降书。 “纪念堂前面排满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在欢呼，看日军降将开车灰溜溜地走。”柯愈金回忆说，受降仪式历时40分钟。 心愿:“希望人们记着我们这些老兵” 柯愈金是湖北省鄂州市人，1941年入伍。1944年8月他被派到新38师工兵营作为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并在1944年10月参与了缅甸北部的八莫战役。 “后来我们一路收拾日军残余部队，打的都是胜仗。”柯愈金很骄傲，他甚至没在战争中受伤。当行军到广西玉林时，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开拔广州前，他和战友们向空中鸣枪，打完枪内最后一颗子弹：“把全部的子弹打到天上，以后都不用再打仗！” 可他没有想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子弹还要出膛。1946年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疯传，部队陆续有一些战友悄悄“逃跑”，柯愈金最终也决定离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部队准备飞往东北两天前的一个晚上，他从军队驻地（现在的广州梅花园）的院墙偷偷溜了出来。“我是个逃兵。”说到这段往事，柯老自嘲道。 脱下军装，他务过农，当过铁路路警，做过“水客”，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直到50岁他才在鄂州某乡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1979年柯愈金回到广州，1987年在一家建筑单位退休。 回望这一生，柯老说：“人生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打仗，唯一的目标就是消灭敌人。”他希望人们能记着他们这些老兵。他现在所坐的轮椅是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102岁老兵曾晖所遗赠，曾晖已于2012年去世。“老兵渐渐都走了，我希望还能讲讲历史，不要把我们彻底遗忘。” 中央档案馆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长岛勤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长岛勤1955年5月笔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斡裣厝恕1938年12月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4月，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鲜咸兴被苏军逮捕。 长岛勤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泰（安）莱（芜）蒙（阴）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余间”。 1943年5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军人380名，烧毁破坏民房20余间”。 1943年6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域），“结果杀害抗日军人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虏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虏30名。 1943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邑）“结果杀害抗日军人60名、和平人民10余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十八秋鲁中鲁北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烧毁兵营2栋，烧毁民房300余间”，“掠夺粮食300吨”。 1944年3月~4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210名、和平人民70名，烧毁民房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年8月~9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夺花生油1000篓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烧毁破坏民房200余间”。 1945年1月~3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坏烧毁民房300余间”。 1945年5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1942年4月~1945年7月，“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人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12万工日。”“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伤员俘虏7名。1942年7月，110大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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