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不是政体思维方式,而是政道思维方式。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即政治体制的形式,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即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西式代议型民主,中式代表型民主更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 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资料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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