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國家治理思想的現代詮釋與借鑑

中國古代思想經過專業化的詮釋之後，不僅能夠被輕鬆地理解和接受，而且也能夠進入現代話語系統，對現代思想及具體的國家治理實踐產生切實的影響。因爲文化基因的存在，中國人在理解和運用古代思想時並不會存在太大的困難。不過，國家治理畢竟是一個實踐場域，即便是一些現代的、後現代的思想也未必能成爲實踐的基礎觀念（理論）。這與具體國家的情境有很大關係。

中國古代思想史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已經梳理出了一個較爲公認的歷史脈絡，有許多治理思想和智慧值得現代人去溫習。中國古代思想在先秦時期即已基本形成一個世俗的國家治理結構：順天應人、天人感應的『天道人道』政治合法性；君臣父子人倫秩序爲核心的禮治；以仁者愛人、民貴君輕、君者人倫之至的明德之君施仁政的德治；以及貴族階層、選任的官僚知識階層、下層士紳共同組成的社會管理系統。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最爲古今學者所稱頌的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依人性善而闡發的『仁心』、『仁政』爲倫理價值的政治思想。孟子名言諸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等等，孟子一方面強調要重民，甚至不贊成孔子的事君不二，但他也強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認爲人有貴賤之分等。有學者認爲孟子的民本思想相當於現代的民主思想，甚至以『西學古微』的手法來說明民主中國古代早已有之。這種穿鑿附會的看法很可能遮蔽了『民本』的本意。孟子的『民爲邦本』，與民主的含義相去甚遠。民本雖表達了君主需『貴民』的態度，但未因此演化出公民權利的政治思想，本質上仍是擁護君主制。

在中國古代治理思想中，與民本思想具有同樣重要地位的是德治、禮治。德是對君主及其施政的倫理要求，禮是一種帶有德化作用的禮儀和社會倫理秩序，二者相輔相成，更接近於國家治理之術。梁啓超說『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也就是說孔子的『仁』實爲儒家政治思想的元哲學。孔子所謂仁，包括自愛與愛人兩方面，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仁從私德擴展至社會公義的程序。以仁學爲基礎，孔子提出了一些仁在國家治理中的實施策略，如認爲『養民也惠』、博施濟眾是爲聖人之業，裕民生、輕賦稅、惜力役、節財用均爲養民之道，若此將實現『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的德治效果。

從史書記載可知，春秋時期思想多元，但普遍推崇仁政、德政，那時的開明政治家都認識到採取『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的仁政，雖不能增加公室的財富，但是可以達到善治的狀態，或者功利一點評價，可以得到子民的擁戴。在實際的治理方式中，德治往往配合刑罰，禮刑並用、德主刑輔。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篇】），意即自孔子始便認爲國家治理應『禮樂』與『刑政』並用，禮樂有『德化』的作用，而刑政可爲德政的輔佐。不過，在許多歷史學家看來，在多數朝代，禮樂實際往往成爲刑政的掩飾，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儒表法里』。

之所以形成『儒表法里』治理格局，主要是因爲『爲政以德』之德不是一個可操作性的制度，不同君主與輔臣對何謂『德政』有不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君主享有至高的權力，德政的主要意圖不是約束君主，而是用於教化子民。在面對一些『不受教化』的子民，刑便自然成爲德治的輔助工具。但是，中國古代法律僅僅是刑法意義的法律，未發育出類似古羅馬時期的『公法』、『私法』。不過，中國古代的『法治（法家的治理思想）』是不能忽視的，中國古代的法治主要是爲了維護傳統的綱常倫理秩序，而不規約皇帝爲中心的公權力。在古代的法律體系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即『調解』，在涉及到民間糾紛時往往採取官員與士紳共同主持的『調解』來調和、化解。應該說，『調解』是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特別值得書寫的『中國法』，對維繫古代的基層社會自治意義非常重要，是『禮教』與『刑政』的結合體，是具有獨特內涵的『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