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鲁迅曾同上军阀黑名单 缘何最终“分手”？

历史：《文坛亦江湖》 作者：汪兆骞 出版：现代出版社

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从来不是单一风格的，比如林语堂写的《鲁迅》，就是描写和赞扬鲁迅的，说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寓意深刻，笔调活泼却毫无幽默调侃。有时，他会提出写散文应该冷静超远的主张。冷静超远，并不排斥针砭时弊、愤世嫉俗。如他的《谈议论自由》《又来宪法》等散文，就是犀利地抨击官僚、政客及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其间还呼唤民主、人道。他还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等，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影响，甚至超过鲁迅。在那时，他写的《打狗檄文》《一封通信》《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锋芒凌厉。在军阀的通缉中，上了黑名单的林语堂和鲁迅，才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可以说，林语堂是一直站在进步文化阵营一边的战将。

不久，两个都上了黑名单的进步文化名人之间，对文学创作，产生歧见，互有批评的文章往来，这原本再正常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的个人关系因某种偶然因素中断，于是我们就有些人，按人划线，把他们二人对立起来，硬把林语堂推到左翼作家的对立面。关于与林语堂闹翻的事，鲁迅日记有记载，1929年8月28日日记：

午后大雨，下午达夫来。石君、矛尘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凭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上，席上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鲁、林冲突，系因在谈鲁迅同北新书局的版税诉讼中，林语堂替北新书局说了几句痛痒的话，鲁迅以为林语堂话中带刺，故大发雷霆，直斥林语堂。林语堂也是一名人，在众人面前自然有失颜面，于是冲突起来。

彼时，鲁、林二人三年多形如路人。直到1933年2月17日，他们才恢复关系。那日，在宋庆龄家里，举行欢迎萧伯纳的活动，他们都受邀参加。后他们二人又参加一些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彼此忘却一怒翻脸的尴尬。1934年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往其寓，赠以磁制日本舞子一枚，同席共十人。又后来，二人的文学观念已各不相同，又成水火，关系再度中断。

林语堂一直在教会学校就读，又在美欧深造多年，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在左翼作家以幼稚的所谓革命的借口攻击催化下，不断向自由主义转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即便是其观点和主张引起过左翼作家的批评和争议，但在文学上，他还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了远比那些口头革命家多得多的切实的工作。比如，在他所创办主编的许多期刊上，发表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牛天赐传》，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伐途次》等优秀作品，而且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如清华大学毕业的徐等。

林语堂最终与鲁迅分道扬镳，除了文学观念不同外，怕与二公的个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