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人文保护―― 尚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在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暨村落文化论坛上表示,古村落往往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相对的封闭性使这里保持了更纯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对久居城市的人们具有新颖性、吸引力。只是旅游开发要适度,建设过程中要尊重历史,另外在策划过程中挖掘古村的软件资源,即不仅要保护古村落建筑,还要保护在古村落建筑的建造、选材方面体现的生存智慧。“例如我国传统的木质结构建筑就体现了古人生命常新的精神理念。”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说,古村落保护不仅是保护老建筑,老建筑是有形的文化遗产,代表着日渐消失的生活方式,不能让后人对被保护的老建筑不知所以然。他倡议整理古村落的文献历史,发掘古村落的文化内涵。例如钓源古村,村内有欧阳世家的宗祠,八老爷别墅等明清时代的老建筑,导游在带游客游览过程中,详细地解说每一处窗雕、楹联的文化含义,使这些保存完好的祠堂、老屋都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游人眼前,文化内涵与建筑载体本身相得益彰,为整个古村落清幽的自然人文环境增添了浓郁的历史韵味。 只是自然人文资源的旅游开发必然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商业模式的管理下,陂古村专门在牌坊处设了售票点,村内多处祠堂、阁楼被规划为游览区、展览馆,居民则所见不多,这一方面削弱了古村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也让人担忧古村民俗文化的传承。对于随时可能入室参观的游人,有的居民在习惯之下已经漠然,也有居民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干扰表示不满。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表示,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相结合,不能一味地想着开发和旅游,把古村落变成纯粹的赚钱工具,而是要懂得合理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旅游开发不可干扰当地百姓的正常生活,努力维持农村宽松、安静的人居环境。 推动和完善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 古村落,多保一个是一个 江西师大历史系 梁洪生 笔者从事地方历史与区域社会经济史教研已30年,1984年以后,用了整整25年时间,完成了对江西全部县市的实地考察。这其中,很得益于两个机遇和条件:一是1993年开始,笔者进入乐安县流坑村考察和持续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集体之作《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当时国内还没有兴起古镇古村热,我们的关注是走在前列的。江西省还组织专家组对流坑村做了细致的文化遗存普查登记,所以在2003年国家评选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时,流坑村是江西唯一入选的精品。二是2002年建设部公布《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和评价办法》以来,在江西省住建厅村镇处和省文化厅文物局的组织和管理下,笔者和一批不同领域的专家一直参加了考察和评选工作。这项工作艰苦而费时,但也是认真而卓有成效的,到2012年,江西省共分4批评选和公布了8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其中有21个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在全国位列第五。这至少说明江西省历史文化名镇(村)的资源丰厚,并为国内同仁所认可,值得珍视和继续完善,并做好后续各项工作。 从目前情况看,江西省的历史文化名镇(村)虽然覆盖了11个设区市,但分布并不均匀。这种不均匀是现状的某种折射和反映,还是可望在每个县(市)都有可待发现和评选的镇(村)?尚需做进一步考察和判断,并作为今后工作的基本盘面来考虑。但是根据江西的实况和已有经验来说,我认为评选工作不能停顿,只能推动和不断完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我们现在是在和大自然这个天敌和文物贩子赛跑。很多评选上的镇、村,笔者以前就去考察过,等到专家组再次进入时,已经不如当年看到的景象,其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无须赘言。我们尤需明白,古镇古村不是“文物”,不是暂时封存就得以保护的一种“东西”,它们都是有人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现实空间,平头百姓每天都在此吃喝拉撒,拆旧建新。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存的古镇古村只会越来越少,现实问题会越来越多,即使有一部分被评选为历史文化名镇(村),这种总体状态也不可逆转,被保护起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抱“多保一个是一个”之愿望,抓紧考察,完善评选,尽量让一些符合评选标准的古镇古村“进笼子”,将其重视和保护起来。 二、对于每个省(市)来说,评选历史文化名镇(村)会牵涉到总量多少、如何分布等问题,而对于不同县域的“镇”“村”来说,入选一个,就是百分之百;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就有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和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和是否选择,他们都可能面临另外一种发展轨迹和运行节奏,譬如是否会被用来搞旅游,以及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外人参观甚至加快其“污染”等等。这样就生出一个当地民众是否会“被打扰”“被干涉”的问题。毋庸讳言,目前镇民、村民还缺乏根据自身多数人意愿,用表决方式决定是否欢迎外面人进入的机制(如同前不久一则广为转载的一个瑞士小镇为保护环境拒绝开采12亿美元金矿的故事那样),近10年来逐渐形成制度的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措施,是政府在主导和推动,实际上存在一个“申报主体”和“保护主体”脱节的问题。但在目前,这还是个无法马上就能独立解决好的问题。怎么办?既然由于种种原因等不得、等不起,那就只有先把可以做到的事情做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设计和管理好一个活态的历史文化名镇(村)至今仍然是个新课题,而且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如婺源)可能在同一个乡、镇中有多个历史文化名村存在,当地政府有可能重复性地摸索申报和相关管理经验外,其他绝大多数地方几乎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此地唯此一家,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经验可以完全套用。这也是一部分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且从以往经验看,凡是有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地方,当地政府就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观念和相关措施,这些地方就成了一个县域中的样板和关注点,这是一种新理念的植入和实验,更是一种在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地方“官民关系”的探索。有心人现在只要点击市、县政府的网站,看看各地怎样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相关镇、村,就可以看到这种工作和探索在各地已经开始,其正面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觑。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评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空间里要保留什么?要突出和表现什么?现在的城里人和年轻人到那里去看什么?――这种思考和设计,更涉及到评选历史文化名村(镇)的真正意义。个人认为:应该是通过评选和比较,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众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时代局限下,如何通过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体现出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技巧。现在常见的问题是:各地的解释雷同化、简单化,甚至不负责任地把旅游解说词当作史料引用,编故事,譬如我们现在看到不少申报文本中的泛“徽派建筑风格”归纳――说不透,“徽派”凑,以及风靡各地的风水说、八卦说等。殊不知100年前,甚至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尤其在江西这种小盆地密布的南方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交通不便,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信息交流是很有限的,其外出的艰难程度远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和可以忽视的。加之乡土社会具有的财富总量和其他资源都很有限,所以每当一个地方要做一件事情,要建造一个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时,人们都要尽量俭省,要少花钱多办事,既要关照和体现一些观念的东西(譬如耕读传家、忠孝节烈以及风水、八卦之类由各种文本和读书人传播的东西),做得尽可能体面,符合大传统,同时更要讲求实用,量力而行,所以要费很多的脑筋(包括请出神灵做监工、管账目),最基本的办法和原则就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山势、地形、水流,尊重和采用比较容易获得的技术和材料,如工匠,本地的土、木、石等,这样建成的东西就比较有地方传统和特色。记得十几年前笔者和法国著名学者劳格文一起在江西乡村考察时,谈到一个共同体会,即“传统时代的人是讲究美丽的,现代人是讲究效率的”――所谓“美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各有特色,尽量显示“不同”,这样地域性的区别和个性就出来了。所以人们只要到过历史文化名镇(村),就可以想起它们的不同地貌、外形和最具风格的东西,过目不忘,记之久远。为什么?就是因为居于其中的人们在那个远比我们今天要“隔绝”的时代条件下,他们自然而然地做着自己的东西,过着节奏远比现在要慢的生活,更没有条件和冲动把祖先的东西频繁地推倒重来,和别人一个样式。这样一来,在一个地方生产、生活和坚守的时间越久,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如果他们利用这种环境和条件发展了生产,尤其是从事和推动了商业活动,或是培养了比较多的读书人并取得功名,那么就形成了当今评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地方。而这些,恰恰是近些年来“新农村建设”中大家深感缺乏的“风骨”所在。因此,眼下很紧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各级申报文本的制作者、政府官员和基层群众那里,通过各地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建筑风格、形成历史、民俗风情等实例,说明这样一种朴素的历史进程和道理,阐释一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只有这样,今人才可以真正坐实“中国传统文明”“悠久历史文化”等历史描述和概念定义,才可以在考量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和人群生活状貌时,真正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分析架构,给出合理的解释。也只有这样,各地的历史文化名镇(村)才可以体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真正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只被视为具有野趣、供城市人群松弛散心的乡间闲品。 来源:中国文化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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