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大光　一所好的大學 應當在『斯文』的延續中

嶽麓書院

鄔大光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演講人：鄔大光■演講地點：廈門大學■演講時間：2016年3月

把大學與斯文聯繫起來純屬偶然。2012年9月，去深圳參加一個活動，見到了一位久未謀面的校友。一見面，他就鄭重地說，作為一個大學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應該要想辦法讓大學保留一點兒斯文，不能讓大學斯文掃地!隨後他講了在廈大讀書期間，他的導師是如何體現斯文的。不久，收到台灣的清華大學的邀請信，邀我參加2012年12月該校舉辦的紀念梅貽琦校長逝世50周年研討會，為了趕寫會議論文，找來一些紀念梅校長的文章和書籍，恰好看到了由黃延復和鍾秀斌所著的【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一書，書中詳細描述了梅校長的治校故事，斯文由此進入了我的思考。

斯文的淵源與意蘊

斯文一詞最早出自【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認為，斯文並沒有隨文王的去世而斷絕，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認。與於斯文更是意指要繼承周朝開國之君的遺志，順應天的意願。顯然，孔子賦予了斯文極高的內涵天道，而天道便蘊藏於禮樂制度之中。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得更加透徹，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斯文即道，而禮樂制度是道的載體。一旦禮崩樂壞，道將不存，斯文不在，國也將不國了。可以想像，斯文在先秦時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謀略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並且將其視為聖人先賢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國安邦的最高境界。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斯文並沒有夭折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中，反而隨着六經的傳世，一直延續成為儒家之經典。【隋書經籍志】寫道：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視為文化遺產，斯道便是斯文，道在於文，斯文就在其中。同時，斯文還更多地體現在教化之中，政以體化、教以效化、民以風化，古代王權正是藉助教化正風俗、治國家，這些無不彰顯斯文之意蘊。

漢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便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斯文也隨即成為飽學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紀贊】中記載道：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六經】自然成為儒家思想之精華，而斯文也自然成為精華之要義。從這個意義說，經典便是斯文，儒學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齊家需要斯文，治國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風氣開始瀰漫在中華大地。

三國之爭、南北兩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掃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來了一次轉機。在那以前，朱熹將現狀描述為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在周敦頤、張載、程顥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於是皆以斯文為己任，如程頤讚譽其兄程顥說：(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此，興斯文成為這一代儒學大師的理想和使命，四書五經也就成為南宋後儒生學子的必讀書目。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依然以四書五經為基本讀物。即便是進入民國時期，那些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的近代學者，依然帶有遺老遺少的氣息。陳寅恪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試題，主要是由陳寅恪所出，雖然分數比例不高，但是對對子成為最受爭議的考題。此事發生後，陳寅恪在後來的【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寫道：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逐喪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於京師太學。在那個新文化如潮的時代，對對子顯然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認為是一種文化的倒退。但在陳寅恪等人看來，中國文化傳統可能正在無聲無息地消逝，或被以歐美的方式改寫，而當下嚴重的國難更凸顯出維持國性的必要。

悉數斯文的歷史淵源，不難發現斯文具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它既指道德標準，也指禮儀制度，還指文人和文化。如此看來，斯文的含意來自於生活、價值和文化等多個認識層面。起源於上古時代的斯文最初是指彰顯道的禮儀制度，根據傳統社會禮不下庶人的道德標準，普通民眾也要注重禮儀規範，故在日常生活中，斯文即禮，它代表一個人的人格修養，亦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文雅氣質。直到今天，人們還會常說：你要斯文一點兒!顯然，這一層含義至今仍未改變。除此之外，斯文還是文人和文化的象徵。唐朝韓愈的【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銘】中說：生人之治，本乎斯文。當斯文指向人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文人或儒者。譬如杜甫就稱同時代的崔尚、魏啟心、漢代的文學家班固、揚雄為斯文。又如曾鞏修史，志在於斯文，寡與俗人合。他致書歐陽修時說：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再如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儘管二人學派不同、見解各異，但是他們的友誼卻極為深厚。所以黃宗羲在編著的【宋元學案】中所說，雙方同值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於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此斯文的學術態度，今之學人有幾人可以如此寬容、執着地為學問而學問呢?顯然，斯文代表的是人的溫文爾雅，代表的是傳統中國人一種理想的神態氣質，一種能讓人感受到、體會到的精神風貌，一種人格修養抵達理想境界的呈現姿態。從古至今，斯文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一直隱匿於我們身邊。

斯文與古代書院

撥開歷史的枝蔓，品味斯文的意蘊，不難發現斯文與古代書院休戚相關，其關聯就在於古代書院作為我國今天大學的前身，是從事人才培養的學府機構。因此，古代書院對斯文可謂是推崇至極，斯文在書院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古代書院的精髓之一。至今，湖南大學校園內的嶽麓書院崇道祠還有一塊匾額，上面寫着斯文正脈四個大字。在嶽麓書院講堂的門上，有一幅由山長曠敏本撰寫的對聯，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餘數，陟嶽麓峯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聖賢道何以傳，登赫曦台上，衡雲湘水，斯文定有攸歸。由此，斯文定有攸歸構成了嶽麓書院的傳統和標誌。

斯文在古代書院中的印記還不只是嶽麓書院這個特例。譬如：浙江東明書院的斯文正印，起千年豪傑之思;浙江仁文書院的岳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江蘇東林書院的德鄰廣雅，風培百粵振斯文;安徽還古書院的繼往開來，莫把斯文正脈視屬等閒;湖北問津書院的江河同萬古，斯文有幸見迥瀾;江西鵝湖書院的斯文宗主，繼往開來;海南至公書院的盪胸生層雲，天為斯文開別境;四川東山書院的萬古斯文開道脈;西安關中書院的斯道中天閣以及山東曲阜孔廟牌匾上的四個大字斯文在茲等。從古代書院這些匾額楹聯的歲月痕跡中，無不說明斯文與教育的緊密關係，儒學大師和門生無不對斯文敬重有加，因為斯文指向的就是培養人的目標，是書院的行為準則。

由此看來，斯文承載了書院的歷史使命和精神氣質，斯文在古代書院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或許可以解釋書院在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繁榮的原因。王日藻在【嵩陽書院碑記】中稱道，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乎不絕如線矣。而書院獨繁於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以始基之歟!可以說，斯文之未墜既是古代學人對書院的期待，也是書院的內在價值與精神，更是中國古代書院理念與制度的體現。書院旨在培養德才兼備、文質彬彬的君子，而君子的精神氣質就在斯文之中。以君子之道培養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個社會，維護社會的和諧;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會風骨，促進整個社會從愚昧殘暴走向文明禮制。古代書院以培養君子為己任，其核心思想便是繼往聖、開來學、傳道統。在【重修嶽麓書院圖志卷一】中記載道：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於孟子而絕，此斯文之一厄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嶽麓之興本於朱張，朱張之學本乎道也。首之以聖學統宗，所以原其相傳之有自，又以望後來者於無窮也。圖志所言始終意在表明本書院文化源遠流長，且來自聖人，所以嶽麓書院有斯文道統。有道統就有斯文，有斯文就有聖學，有聖學才有天道，有天道才能達至儒家學達性天的最高理想。正因如此，嶽麓書院才被賦予斯文正脈的稱號。顯然，它既是一種濃烈的文化歸屬感，也是一種莊嚴的文化自覺心。如果書院喪失斯文，那就是喪失文化歸宿和文化自覺。斯文對於古代書院而言，可以說是書院之魂。

在古代社會，從五代始到廢科舉興學堂止，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教育機構一直以斯文為使命，而追求斯文也是每一個學人的志趣所在。古人對斯文的追求與踐行深刻體現了價值判斷與實際行為的統一。【禮記】云：人之為學，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古代教育就是通過樹立道的權威來喚起民眾自覺心，先尊道，然後學道，這是斯文的路徑。直到近代，斯文日漸消逝。但事實上，斯文的喪失並非書院自己造成，而是由書院所一直依賴的政統體制和一批盲目無知的文化激進分子造成，戊戌變法中直接廢書院是一個轉折點。1923年底，胡適應邀在南京東南大學作題為【書院制史略】的演講，其中借書院改造現代大學的思路中慨嘆：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這一不幸不僅僅是指書院的消失，連同書院所創造的一切精神和傳統皆被毀滅，書院精神和傳統都被毀滅了，斯文還能在何處安身呢?由改革派先棄斯文，再到書院被廢以致斯文不存，最終導致了失斯文。

斯文與古典大學

中有古代書院，西有古典大學。從歷史淵源上來說，如今的現代大學正是從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演化而來。縱有萬裏之隔，但中西古代學人的精神氣質卻是相通的。中國古代書院傳習六藝，推崇斯文，以培養君子為己任;西方古典大學則延續七藝，追求博雅，以培養紳士為目標。中國人講斯文，西方人講博雅。雖然說法各異，但內涵一致。以至於可以說，博雅可謂是西式斯文。

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不論是博洛尼亞大學，還是巴黎大學都在培養職業人的過程中，始終遵循並傳承古希臘七藝概念下的博雅傳統。英國紅衣主教亨利紐曼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提到，通常我們說的自由(博雅)知識、自由(博雅)學科以及自由(博雅)教育是大學和紳士所具有的特質。在紐曼看來，大學的基本使命就是培養具有理想人格的紳士，即博雅教育。顯然，博雅教育就是紳士教育，博雅知識就是紳士知識。如果將斯文譯為英文，gentle一詞或許再合適不過了。一是該英文本身就源於中世紀英語和古法語，有上流社會出身名門之含義，這與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粗鄙、野蠻的奴隸形成鮮明對比，它是自由人階層和君子階層的代名詞。二是上流社會階層特點的引申義，便指文雅的博學的有禮貌的和有教養的等含義。亞裏士多德將這類極具紳士品格的人稱之為大度的人。慷慨大方、智慧勇敢、寬宏大量、正直自製、彬彬有禮、舉止文雅等，已經成為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培養紳士的身份標識。

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本是無根之木，行會組織是它的基調。但當它為自己尋找到博雅這個強大的根基之後，便獲得了向上增長的條件。可以說，中世紀大學從產生到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就是一部博雅史或斯文史。沒有博雅，中世紀大學就無法延續到今天。它不僅吸收燦爛的阿拉伯文化，而且還將以亞裏士多德為主的所有希臘文化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從此中世紀大學賡續了古希臘的博雅，它用短短兩百多年(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時間追上了書院文化的起點(書院文化經典以春秋算起，中世紀大學所追隨的古希臘文化也大致在春秋戰國時代)。

從英國紅衣主教亨利紐曼推崇的博雅紳士教育，到1828年【耶魯報告】中倡導的通識教育思想;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推行的名著教育計劃，到1943年哈佛大學推出的【通識教育紅皮書】，以及今天的核心課程，都無不說明博雅在大學發展中的價值，而且大學還可以將其延續。恰如哈佛校訓所宣稱的那樣，與柏拉圖為友，與亞裏士多德為友，與真理為友。倘若沒有古老的希臘文化與基督文化作為根基，倘若沒有博雅作為西方大學的文脈，西方大學的現代意義將不會存在。

現代大學脫胎於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當中世紀大學尚在萌芽階段之時，我國古代書院早已存在五百多年，並且各種書院體制、文化、組織十分成熟。然而，那時的西歐中世紀大學只不過是眾多私立學校中的一部分，大學與其他學校比較起來沒有任何優勢。相反，大學的名聲和學問都處於中下級，在整個中世紀，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創的、品質上乘的科學著作一直都是創作於大學之外的。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中世紀大學是一個新興組織，沒有任何文化積累，且它是由同鄉會共同結成的聯盟，主要為着共同的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但是，在神學占絕對優勢的中世紀裏，西歐經過多次戰爭與動盪，很多學校組織都在歷史中消亡了，唯獨大學組織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古代書院的消失和中世紀大學的普遍發展留給世人一個莊嚴的問題：為何會如此呢?答案只有一個：關乎斯文!如果說西歐中世紀古典大學因得斯文而繁榮發展，那麼，中國古代書院的消亡則是由於失斯文而造成的。近代以來，一批激進改革派將國家落後的根源歸咎於斯文，是斯文束縛了國民思想和行為，因而恨不得將之完全拋棄，錢穆在抨擊此種錯誤時寫道：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斯文已逝與斯振大學

如今，古代書院留給我們的，要麼是落滿青苔的殘垣古剎，要麼是後人修復的匾額楹聯。斯文隨着書院的消亡而消逝，竟使得當今中國大學難以傳承斯文傳統。尤其令人失望的是，不僅斯文的概念已經被淡忘，而且斯文的精神內核更是日漸式微，以至於出現了眾多斯文掃地的現象。從時間上看，當今大學並沒有傳承好古代書院的文化基因;從空間上看，中國大學也並沒有借鑑好歐洲中世紀古典大學的精神遺志，甚至徒有其形式，而難求其精髓。因此，能否在古代斯文斷裂的情形下，在現代大學繼續舊有的斯文傳統呢?或者說現代大學是否有必要重建斯文傳統?

顯然，現代大學恐怕還沒有思考過這個話題。在現代社會中，能夠承擔斯文使命的組織一定是文化高度發達的組織，它不僅要得與於斯文，而且要以斯文為己任。斯文一詞對古人來說並不陌生，然而它對現代人和現代大學來說卻是陌生的。大學與斯文是何種關係?大學是否要斯文?今日大學還能斯文嗎?大學如何斯文?對於這種種問題，要尋求一種具有普遍說服力的解答似乎十分困難。即使作為從事大學研究的一員，在經過許久思考之後，才發現給現代大學的斯文作解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麼樣，至少我們會發現大學與斯文是一個值得讓人深思與慎思的問題。

2012年，東北師大65周年校慶之際，學校虔約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為學校賜墨以勵，在歷數東北師大成仿吾、張松如、楊公驥、蔣賜金、林志純、孫曉野等著名學者之師表典範後，興致盎然地為該校題寫了斯文在茲四個大字。饒公一是寄語後輩蘊意深遠，旨在倡導儒學人文精神，要負有擔荷斯文之道，以天下為己任的學風使命;二是告勉後輩落實此道在於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這是儒學人文精神的內在本質。國學大師正是以如此情懷和感悟，品讀大學與斯文，斯文即大學，大學即斯文，斯文就在大學之中。如果說東北師大圖書館門前石碑上的斯文在茲是學界前輩對大學的寄望，那麼在中國海洋大學設立的斯文堂，更是讓人將斯文、學堂和大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儘管斯文堂展示的都是該校任教和培養過的作家，但我們不難尋覓到該校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提倡文脈斯振之根源。古有斯振學堂，而今亟須斯振大學。想來，這已經成為一個難以忽略的命題。

當我們在談論大學需要文脈斯振之時，我們會發現在當今中國大學中，不僅斯文的外在形式缺失，更沒有了內在精神的支撐。大學在主動與被動中放棄了對道義標準的堅持，其價值體系失序，教育功能孱弱。斯文的傳統被實用主義代替，為學者求實用，求學者亦求實用，教育成為謀生的手段。因此，斯振大學不僅在於顯性的形而上的禮儀、禮數等規制，也在於內隱的形而下的大學自身的靈魂，即大學的骨氣、風骨，換言之也是大學的信仰，特別是大學的風骨是一代代學人的智慧積澱而成的共同價值觀念、文化傳統、行為準則、社會責任等的集合體。

從上述兩個層面來看，例如：大學的各種開學和畢業以及授予學位的典禮是斯文。在林文慶擔任廈大校長期間，凡是有學術報告或演講，在開始之前，往往會找學生彈一首鋼琴曲或吹簫或笛子，乃斯文也。再有，一所大學的斯文，不僅體現在學生上，還體現在校長和教授身上，華中師大前校長章開沅，擔任校長九年，每天上班堅持打領帶。他認為這是代表一個大學的形象。如果說這些都只是斯文的表象和外顯，那麼斯文的精髓和內在更應該在於：一是大學成員要有斯文人格;二是培養出具有斯文理想的學者。這是大學斯文的兩種境界，所以判斷一個大學是否斯文，最終是看斯文有沒有被內化到學生和教師的身上。斯文在經典之中，不論是國內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還是像西南大學本科生閱讀經典名著的考核，還是近年來不少大學興建國學研究院和本科生書院，這些都表明人們在努力地找回消逝的斯文。但是，斯振大學的途徑絕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多的內涵需要我們去不斷挖掘和開拓。

顯然，我們從斯振大學的實現路徑來看，承擔斯文的主要方式還是靠教，而教則要求教者先明道，有道才能教，能教才能斯文。有一例，台灣學者張善楠在翻譯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德裏克博克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一書時，將其譯為【大學教了沒】，而大陸學者侯定凱則將該書譯為【回歸大學之道】。雖然，兩個譯文有所區別，但我們會發現其內涵是一致的，教就是道，道就是斯文。因此，能夠斯文的組織必須具備三種前提：一是得斯文;二是敬斯文;三是能教。對於今日我國大學來說，能教是以得斯文和敬斯文為前提的，而能得斯文，便知斯文之理，也就能敬斯文，因而關鍵的問題是能否得斯文，如果這個最關鍵的條件不具備，那麼今日大學則很難承擔斯文使命。

當校友提出給大學留點兒斯文這樣一個樸素的要求時，恐怕真的需要我們反思了。因為，在大學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大背景下，斯文與此類目標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提倡章程和制度的背景下，給大學保留一點兒精神和文化，也包括斯文，應該是大學制度建設和內涵式發展的應有之意。當代大學的斯文，既體現在大學的理念與制度之中，也折射在大學人的行為規範與精神歲月上，更沉澱在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中。大學的薪火相傳，在於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裏越陷越深。一所好的大學，既在排行榜上，也在斯文的延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