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讀陳祖武教授【中國學案史】

回到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讀陳祖武教授【中國學案史】

黃朴民陳壁生

華夏自晚清之後，治法百弊叢生，政教之學因之敗亡。民國之初，學制重建，於是學術範式變換，四部之書，成為七科之學。本來，中國學問重於合，多指向身心性命，典章制度。而西方現代學術重於分，多以某一角度對思想學術進行系統化的分析。以分別之眼光，看待和合之學問，一方面固然有利於對傳統學術進行條縷化的分析，但一方面也導致學術之全體大用被肢解在不同的學科之中。尤其是從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之後，學界主流，皆把四部之書對象化為材料，以西方學科研究之。延續至今，『學科化』已經成為我們認識傳統學術不言而喻的自覺意識，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當代學人普遍失去整全性的認識經典、閱讀經典的能力。與此相應的是，現代學術分科把各種傳統的寫作體裁都打散，納入新的視野之中。例如學案，便不是被當做學案來研究，而是被當做毫無系統的材料匯編。其結果，是只見材料，不見編者。而陳祖武教授的【中國學案史】，便是回到中國自身學術傳統，對學案這一學術體裁進行整全性研究的嘗試。

『學案』是古代重要的著述體裁。在華夏學術系統中，有意識地進行自覺的學術總結，殆有三次。第一次是戰國秦漢時期，諸子之書，多有述評他家別派的篇章，如【莊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非十二子】，【韓非子】中的【顯學篇】等，王遽常【諸子學派要詮】已綜述其要。第二次是『學案』體的興起，自朱熹【伊洛淵源錄】開其端，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成其規模，綿延不絕。第三次是現代學科中的『哲學史』，『思想史』，這種思想總結方式仍然是今天的主流。

其中，戰國諸子的學術總結，已經成為我們今天認識戰國思想的重要材料。而『學案』體，則被納入不同學科之中，例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乃哲學史的材料，【國朝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是清代學術史的材料。這種研究方法，並不是把學案當學案，而是把學案當其他學科的材料進行研究。這樣的『外在式』的研究有一個重大的弊端：學案本來體現的是編撰者個人的思想，卻被當成了機械羅列的材料匯總。

但事實上，時勢有古今之別，學術亦有古今之異。古人編書與今人不同。現代學術講究所謂客觀性和科學性，要求研究者置身事外，對研究對象一視同仁。而古代學術研究，不管是戰國諸子的學術總結，還是宋明以後的學案書寫，目的皆不在所謂客觀研究，而在於通過對前人行跡思想的編撰，或明其學派源流，證成己說，如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或保存文明，弘揚政教，如黃宗羲編【明儒學案】；或張其派別，排斥它家，如方東樹編【漢學商兌】。所以，他們對材料的取捨、篇章的安排、按語的表述，無不煞費苦心。細繹諸種學案，無不見其深意在焉。如朱熹的【伊洛淵源錄】，首推周敦頤，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首自閻若璩，皆見作者之苦心孤詣。每一個時代的思想總結，都重新描述當時所見的學術圖景，表達作者、編者的思想立場，乃至政教意圖。如果不對編者本身的思想有充分的認識，便不可能理解材料本身。因此，『學案』體的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即在於理解編撰者的苦心孤詣與微言大義，以此探究編撰的內容。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教材式的浮掠光影。

【中國學案史】從文獻學的角度，對【伊洛淵源錄】直至徐世昌【清儒學案】做了全景式的鳥瞰。其寫法多仿【四庫提要】，即描述一部學案的作者生平，學案內容，編撰過程等方面。值得稱道的是，作者是把學案這一體裁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進行研究，而不是用現代學科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分科式的探討。所以，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學案體書寫的來龍去脈。

例如朱熹的【伊洛淵源錄】一書，表面上是編撰道學家的行狀遺事，與專門討論思想的書完全不同。如果分散地看，它只是如【宋史·道學傳】一樣的道學家傳記著作。【四庫全書】也把它列入史部傳記類。作為理學大師，朱子不會毫無用心地編撰這麼一部史學傳記。有宋一代，五經之學一變而為四書之學，在經學的脈路中，如何為道學爭取一席正統之地，實為朱熹的首要問題。在理論上，朱熹把周孔之經，抽象為『周公孔孟之道』，從而拋開漢唐解經之學，直接將道統嫁接到北宋諸子之上。因此，他必須對北宋理學進行天地重整，整頓出一條明確的思想源流，才能構建道學統緒。朱熹不是採取思想論述的方式，而是採取講故事的方式，通過對道學家們行事軌跡的描述，整理出一個新傳統的傳承體系。在【中國學案史】中，作者看到，宋代面臨着新的『一道德而同風俗』，而當時的思想論爭中，『究竟是以荊公新學還是程氏道學來「一道德、同風俗」，這一問題始終未獲解決』。而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作者描述了朱熹寫作【伊洛淵源錄】的背景、動機和過程，並指出：『自【伊洛淵源錄】出，通過對二程學說承傳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學術史上第一次確立了以周敦頤為宗主，二程為中堅，張載、邵雍為羽翼的道學統緒。』事實上，【伊洛淵源錄】的出現，在學術史上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正如【四庫提要】所云，『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後來的【宋史·道學傳】沿襲着朱熹的思路，將『道學』從『儒林』中分出來，於是道學的系統，終於在經學脈絡中獲得不可動搖的地位。

不只是學案研究，對其他的中國經典研究，也不止需要一種分科式的主題整理，同時需要整全式的系統研究。這也就是我們提倡『國學』的理由。只有在整體性的『國學』視野之中，才能窺見大至整個文明，小至某部經典的全體大用。陳祖武教授【中國學案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