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多变态才会把民族英雄郑成功说成『倭寇』？

真如高晓松所言，郑成功是个『大倭寇』吗？

文：杨津涛

来自：短史记

图：高晓松在节目中称郑成功为『大倭寇』

近日，高晓松在其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晓说〗中，称『郑芝龙就是海盗头子』『郑成功继承了他爸，成为了整个海盗的大头子』，且说郑成功是『如假包换的大倭寇』。

郑氏父子真如高晓松所说，是『海盗头子』、『大倭寇』吗？

郑芝龙的亦盗亦商与亦官亦商

1、年轻时加入海商集团，从事外贸活动

要探究郑芝龙、郑成功事业的真相，必须从明朝的海禁说起。明朝建立后，长期实行海禁，商人无法正常出海贸易，导致走私猖獗。这些走私商人往往自带武装，兼具海盗的性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后，依旧严禁中日贸易。

清朝入关后，恢复海禁政策，加上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侵入，中国外贸商人的处境更为艰难。郑氏父子即崛起于此时，成为海上贸易的霸主及保护者。

郑芝龙1603年生于福建安平，18岁时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开始接触外贸并学习葡萄牙语。后随黄程到日本做生意，并加入李旦领导的海商集团。当时李旦的走私生意遍及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和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有贸易往来。

依靠李旦的信任，郑芝龙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1622年，郑芝龙奉李旦之命，到台湾给荷兰人做葡萄牙语翻译，同时监控荷兰人动向。在此期间，郑芝龙了解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方式，并参与了一系列对中国商船的勒索及打劫活动。

1625年李旦去世，郑芝龙继承他在日本、台湾的商贸基地，成为独立的海商集团领袖。①

2、中期曾转行做海盗，攻击朝廷水师，劫掠商船百姓

郑芝龙独立之后，大举骚扰福建沿海地区，波及浙江、广东等地，被明朝官方文件称为『海盗』、『海贼』或『海寇』，说他『联䑸二百余艘，往来闽粤之间，劫掠商渔』， 时常『掳船杀兵，焚毁官民房屋』。②

学者杨国桢认为，郑芝龙这种一反李旦时代的做法，与海商集团内部的权力变化有关：

『李旦在官场上的保护伞是俞咨皋。俞咨皋系名将俞大猷之子，……他在朝廷的靠山是魏忠贤的义子……吴淳夫，双方有儿女婿的姻亲关系。俞咨皋袭泉州卫指挥佥事，天启初任南路参将，升副总兵管福建水军南路事，驻扎厦门（笔者注：当时称『中左所』）。天启四年，俞咨皋奉命出师澎湖时升福建总兵，建议福建巡抚南居益通过许心素请出李旦居间斡旋，使荷兰人撤出澎湖，可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俞咨皋因而握有控制海峡两岸海洋商业的权力。李旦死后，俞咨皋起用许心素为把总，包揽与台湾荷兰人的贸易。郑芝龙据说是不能忍受许心素的敲诈揭竿而起的。』

郑芝龙『转行』做海盗后，屡次击败福建水师与荷兰船队。1628年，郑芝龙攻入『中左所』，逼走了俞咨皋，不久又杀许心素。自此纵横东南，成为当地海洋贸易的主宰者。据崇祯元年两广总督上奏皇帝时的说法，郑芝龙所部武装力量相当强大：

『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不过，同热衷烧杀的普通海盗不同，郑芝龙的劫掠较为克制。据明朝官方的汇报，郑芝龙『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异』、『常念求抚，所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

郑芝龙的这种『自我约束』，与他出身于李旦海商集团有很大关系，他仍然希望回到『官商合作互利』的轨道上来。

3、接受明朝招抚后，郑芝龙成为拥有官方身份的大海商

明朝廷无力征剿郑芝龙，只能招抚。

1628年，郑芝龙降明，被任命为海防游击（后升为总兵）。此后，他打着为朝廷剿灭海寇的旗号，相继消灭李魁奇、杨六、杨七、刘香等集团。在郑芝龙扫平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原有的海盗、海商集团都被统一在郑氏旗下，中国东南部失控多年的海上秩序，由此得到重建。从此，海上出现『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令乃行』『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的大局面。③

依靠官方合法身份，郑芝龙一方面向商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充当海上贸易的保护者；另一方面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如将生丝、砂糖、鹿皮等走私到日本，大获其利。郑芝龙由亦盗亦商，蜕变为亦官亦商。

图：荷兰人所想象的『手执权杖的郑芝龙』，出自Van Der Aa, Pieter绘制的地图『Iles aux environs de la Chine où se tenoient autrefois les fameux pirates Yquen et Koxinga, suivant les mémoires d'un fidèle voyageur』。

郑成功没有做过海盗

1、郑成功的海上贸易，集中于日本和东南亚

1628年郑芝龙降明进入体制的时候，郑成功只有4岁。1646年，郑芝龙降清被软禁。郑成功击败从兄郑彩，继承了其父的海上事业，依仗南明朝廷赐封的『国姓爷』、『延平王』等身份及『反清复明』的名义，继续扩大海上贸易。

郑成功建立了严密的商业体系，其下设有山、海两路，共10家商行，其中『山路五商』在杭州及其附近，负责外贸物资的采购，『海路五商』在厦门及其附近，负责物资的出口。④

仅同日本的贸易，即如日本学者统计的那样：

『从1647年至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有59艘 ，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⑤

长崎是当时日本唯一开放的港口。

此外，郑成功和今天的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都有贸易往来。在台湾则依旧同荷兰人维持生意关系。

2、郑成功还打击海盗，保护其他海商利益

在经营自家生意外，郑成功依照船只大小、货物多少等，向其他海商征税，颁发贸易许可证性质的『国姓票』，以南明政权名义对海商进行管理和保护。

按规定纳税的海商，可免去郑氏官兵的侵扰。郑成功勒令属下：

『官兵出征，派有船只载运，官兵不许借坐给牌商船，或奉本藩调借，公事完毕，应即放回，勿得刁难，如违，致船户禀报，本官兵枭示，将领连罪不贷。』

郑氏集团也会出兵打击海盗，保护航路。荷兰文献记载，海南岛曾有一个名为Soulack（苏利）的海盗，抢劫过往船只，郑成功派出海军，使苏利丧失了40艘战船：

『(Soulack)彻底被从海上清剿出去，此事令海商特感兴奋，因为海盗以前使来此地的航道失去安全，使那些海商遭受损失。』

在郑氏集团保护下，荷兰人等西方势力不敢过分盘剥中国海商。明末以来，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来到东亚海域，他们通过向中国海商征税或直接掠夺获利。郑成功凭借庞大的海上舰队，极大地约束了这些西方势力。

得知荷兰势力有意同清政府合作一起剿灭郑氏集团的消息后，郑成功于1656年颁布了针对台湾（当时称『大员』）荷兰人的『贸易禁令』：

『本藩亦决定与大员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然而鉴于有中国人居住彼处……为此，本藩准其在一百日以内来回航行。在此时间之后，禁止大小船只来往。』⑦

禁令颁布后，荷兰人被迫妥协，请求郑成功恢复自由贸易。1661年，郑成功攻占台湾，除为获得抗清根据地外，也有同荷兰人争取海上霸权的原因。

3、依靠每年200多万两的贸易收益，郑成功才得以立足台湾从事抗清活动

郑成功从海上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极大。

有学者依照现有史料估算，郑氏集团在海外贸易（不包括在台湾同荷兰人的交易）中，每年获利232万~267万两白银。而郑成功所部最多时在15万~18万，每年军费在白银300~360万两之间，再加上其他支出，每年至少需要白银400万两。也就是说，贸易收入约可支付其军费的60%左右。⑧

因此，时人将郑成功能在台湾维持抗清局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其掌控下的海洋贸易：

『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这种贸易收入的总量之大、持续性之长，显然非普通海盗掠夺可比。

图：郑成功画像

郑氏父子不是『倭寇』

高晓松称郑氏父子为倭寇，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倭寇』，含义极广，主要包括日本的海盗，及中国的海商兼海盗。按照明朝廷的说法：

『倭寇类多中国人， 其间有勇力智谋可用者 ， 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 ，为之向导。』 『虽概称倭夷 ， 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比如，著名的『倭寇』头领王直所统领者，即主要是中国人，具有海商、海盗的双重身份。

据日本学者石原道博的统计，中国史籍里对『倭寇』的不同称呼，多达216种。不管是称之为真倭、伪倭，还是贼帆、荒夷，他们被定义为『倭寇』的前提是，必须和日本相关——或者集团中雇佣有日本人，或者干脆自称为日本人。⑨

郑氏父子是否为『寇』（海盗）的问题，前文已有分析。至于『倭』，从目前史料来看，郑芝龙、郑成功集团虽然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郑成功的母系血缘），但没有从日本招募过人员。

此外，在明朝的官方档案如〖明实录〗中，『倭寇』一词最多见于嘉靖年间，隆庆、万历年间也不少。至天启年间，已很少出现『倭寇』字样。也就是说，在郑芝龙、郑成功活跃的天启、崇祯及南明时期，所谓『倭寇』已经非常少见，不成为边患问题了。

综而言之：郑芝龙早年掠夺商船，抢劫沿海地区，确可归属为海盗行径；接受明朝招抚后，郑芝龙成为拥有官方身份的走私海商。郑成功接手郑芝龙的事业后，一直奉南明正朔，从事海上走私贸易，也不是什么『海盗头子』或『大倭寇』。

图：台湾延平王庙中供奉的郑成功

注释：

①⑦刘强：〖海商帝国：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及其起源，1625—1683〗，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②方裕谨：〖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段〗（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③方明：〖明代海商与海上秩序〗，〖文史知识〗2017年第9期；④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⑤⑧杨彦杰：〖一六五〇年——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学术评论〗1982年第4期；⑥聂德宁：〖明清之际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组织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⑨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90页；⑩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