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5)

（一）儒学具有信仰与宗教的功能。对孔教会人士“创教”，当时褒贬有之，以后学者也多有持论。以下征引诸家议论，以论证之。余英时曾说，康氏“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余接着说：“作为一套信仰系统，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儒家毕竟与一般意义下的宗教不同，它基本方向是入世的”（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50页。）。在否认了将儒教变成宗教的可能性后，余氏又肯定了儒家信仰层面所具有的宗教性。

在儒家信仰层面上，钱穆则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主要动力”，就历史形成而论，“儒家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几个古圣昔贤凭空创造出来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注：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学》，《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5-50页。）。钱穆此论，更说明了康氏等人本着历史风俗习惯建立孔教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因为，康氏以孔教布道于中国，是因为孔教形成于“民俗历史”，此与钱穆所谓儒家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之意极其吻合，因而将中国人日日涵濡的这套价值体系打造为教，作为国人的信仰之物，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之处。

而冯友兰虽否认儒家是宗教，然就其相关的论述中，却能找到与康相通之处。冯氏认为：“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而实际上，儒家不是宗教。”但冯氏又说，儒家学说即是哲学，中国人是哲学的，而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成为人”，中国人在中国哲学的涵濡下“成为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

且后来冯又声称“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而冯所谓之哲学，即是儒教（注：钟肇鹏：《以儒学代宗教》，王中江、高秀昌编《冯友兰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8-89页。）。征诸以上各家论述，至少可认为利用儒家宗教信仰层面、以其道德价值去整合国人的意义世界，有其历史根据。

（二）选择孔教作为国人信仰，与佛、耶相较似乎更胜一筹。尽管基督教在民初有长足的发展，然就中华民族的感情与基督教教义本身而论，都注定其与中国社会民众格格不入。蒋梦麟曾说基督教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注：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其在国人眼中的形象跃然纸上。民初，基督教利用“信教自由”约法条款，攻讧孔教，挑起佛、道、回对孔教的仇恨，企图打败并取代孔教。然鉴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的需要，佛、道、回各教审时度势，也不尽然反对孔教。

而且，基督教排斥孔教之根本企图，是实现“中华归主”，“实欲孔教之在中国，失其宰制人心之权籍”而被取代，当时之局，诚如时人所谓：“孔教苟废，则各教必不能独存，试观五年以来，天师则削其封号，僧侣则夺其庙产，惟基督新旧二教，以有通商约章之保护，纵横全国”，“测其势力，不至尽并各教不止，是故孔教亡，则佛教次之，道教又次之，回教又次之”（注：《希社全体公民关于国教之请愿书》，《孔教问题》，《宗圣学报》，第17号第18期增刊。）。显然，如此之格局决定了基督教在民初并非众望所归，故有论者驳斥“今日中国惟一之救济术，惟耶稣教士耳”的论调，认为“耶教”欲想取代数千年之“国教”，而成为中国人之宗教，是不可能之事（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显然，民初基督教对孔教的诋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冲撞的继续与在民初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