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还能进入民族的文化之流吗？古人说“入流”，我们“入”了“流”吗？不进入文化之流，就无法拥有穿透力，不会有历史之眼。
美国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说：我愿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技术，换取一个与苏格拉底共处的下午。可惜，中国恐怕没有这样的老板了。 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中国的文化界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倒是网友的恶搞《杜甫很忙》在网络红火了一把。其实，中国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文化先辈没有动静已近100年了，言必称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对自己几千年的文化却甚是无知。其实，很多人对欧美文化，也是一知半解，只靠翻译作品了解一点而已。我曾亲见某位大作家公开说，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了，他说，帕慕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懂西方文化，而我们既懂西方文化，又懂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远远比他们强。当时大吃一惊。没有想到我们的著名作家，也就如此水平和眼界。人呀，最怕的就是无知和傲慢。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英国的作家不熟悉莎士比亚，一位德国的作家不热爱歌德。德国的天才诗人荷尔德林说，近源头而居者，断难流离。只有回到民族的文化之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真正的人。有首歌说，把根留住，中国的文化人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呢？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却遭遇了困境与考验。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不仅靠经济，更靠文化。一部分中国作家如果连《左传》《史记》都读不懂，对孔孟老庄也一无所知，我只能说，他们已经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 多年来，中国的电视、报纸、网络产生了低俗化倾向，有关部门也开始反“三俗”，但不从文化之根上做起，“三俗”只能越反越多。大众文化会带来一定的民主，但也能带来社会审美取向的普遍平庸化，造就一个弱智化的社会。当我们的学校把国学理解成《弟子规》，将于丹捧为国学大师，这个民族就出问题了。 美国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说：我愿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技术，换取一个与苏格拉底共处的下午。可惜，中国恐怕没有这样的老板了。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权力、金钱、美色。只要你进书店，你可以发现，一楼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些什么书籍。有网友微博说，书店里书目排行：赚钱、推销、圆滑处世、成功学、养生、练功、旅游、休闲、考证考级、教材教辅、文化艺术，最后一类分为自语、玄幻、凶险、自缢体。当然，最多的还有厚黑学，官场厚黑学、商场厚黑学、情场厚黑学，似乎已经不需要文化了，只需要物质、权谋、感官刺激，还有低级趣味。而一个只关注物质、低级趣味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用爱因斯坦的话说，那是毫无希望的猪栏式的理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我们的文化之根呢？现在很多文化人批评鲁迅，甚至谩骂鲁迅，进而侮辱、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所有的罪责都应该由他们承担。其实，我觉得错了，大错而特错。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任务，在20世纪初，国难当头，中国文化需要大转型、大换血的时候，鲁迅、胡适们，取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做法，是有一点过头，但那是策略，是矫枉不得不过正。他们本人幼承庭训，家学源远，青年时期出国学习西方文化，都是有着切肤之痛，真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是他们把小说抬入了神圣的文学殿堂。胡适、冯友兰把中国思想“哲学化”，也是一种现代转型。这都是非常伟大的文化贡献。 谩骂鲁迅们反传统，是很可笑的。他们的“反”，是一种“超越”，一种“转型”，没有他们，就没有现代的文化中国。倒是当下的中国文化人应该反思了，我们这几代新中国的文化人做了什么？我们给后人留下了什么？除了一大堆课题，我们还剩下什么？ “文革”后的几代文化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色？我们还能进入民族的文化之流吗？古人说“入流”，我们“入”了“流”吗？中国的唐诗对西方现代诗歌贡献卓著，可在中国当代诗人的心目中，唐诗早就老掉牙了。北岛算当代的优秀诗人了，但我看一位汉学家的文章，他认为北岛的诗也仅仅是汉语版的欧洲诗歌而已。中国诗歌，要放到世界文坛说话，不能关住门，自说自话，妄自尊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进入我们的诗歌之流，那也是一条诗歌的大河，不会比黄河、长江小多少。我们的诗歌传统，从《诗经》、屈原下来，经过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到纳兰容若，真是浩浩汤汤，规模了得。中国的文化人，应该纪念他们了。 前不久，某大学又要举办海子诗歌朗诵会，邀请我参加，我拒绝了。已经参加过几次海子诗歌朗诵会，烦。我不是说海子的诗不好，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少见大学生为别的诗歌大师举办过朗诵会，比如屈原、李白、苏东坡，或者现代的闻一多、朱湘等等。很难想象德国人不朗诵歌德、席勒。 不进入文化之流，就无法拥有穿透力，不会有历史之眼。英国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当今社会的平庸化现象。他认为庸人就是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物感兴趣的人。而可怕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堕落为一个“平庸崇拜”的弱智化社会。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尔宣布“教授死亡”。这是尼采“上帝死了”、福柯“人死了”，罗兰巴特“作家死了”之后又一次影响很大的宣言。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一乐也。”而现在一些人崇尚的不是英才教育，而是庸才教育，这种所谓的学术民主也是世俗化的产物，他们不仅抑制学术和文化的创新能力，也把公众当作儿童，降低对他们的要求。 吕思勉先生说，大凡一个国家，总有其一个或若干个重要地点，此等重要地点，或为财富之所萃，或为兵力之所存，或为文化之所寄。其中文化一端，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民族的灵魂，虽无形而其力量实极伟大。曾国藩给朋友信说：“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 从这个角度说，网友恶搞一下杜甫，本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也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想象力。担忧的是，我们只有恶搞。我们可以过情人节，可以过万圣节，却没有多少人记得杜甫，这才是值得担忧的事情。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恶搞，而是遗忘，集体遗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于丹，比没有于丹，要好一些。起码她唤醒了国人的《论语》记忆，沉睡已久的《论语》记忆。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研究大众文化的目的就是要“砸烂这个如果算不上猥亵，但算得上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文化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我们每一位的世界”。因为，在人类隐蔽的、仿佛带有神秘色彩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一个只有大众文化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歌德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样本的话，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描绘出人类的美。” 那么，我们呢？我们应该回到哪里去？ 来源：中国艺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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