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不能让大多数人永久地穷下去（2）

我为什么要谈论“主义”？

笔者最早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极大冲击了早期的想法。发现走万里路，做万件事，远胜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机会，实在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跃进。带着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相当于一个梦想着风平浪静的游客一下子掉进百慕大的漩涡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本书多次谈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许多读者可能会问，“主义”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笔者何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少谈主义，甚至不谈“主义”，可以把关于“主义”的对话紧锁在书柜的最顶层里。但是，现实生活充满着利益差异和冲突，许多人就把对利益的追求包装在“主义”的外衣里。“主义”就是利益。所谓“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关键在于争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个国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避免讨论这个主义，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之相关的利益格局。当胡适先生提倡不谈主义不争论主义的时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谈主义，而是为了维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谈论对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延续。所谓“新”是因为它是在长达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和二战以后逐步产生和兴起的。人类历史上那场持续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东南西北，无论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摧毁那些社会改造运动的成果。这个时代背景和它的针对性，决定了它的“新”。比起“旧”，它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攻击，对社会进步的攻击，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达成国际公正具体建议的攻击，更加直接而有针对性，更加具体而鲜明，更加激烈而极端。如果说原有的自由主义是右的话，这个“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极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参见第二章)。本书的头五章对这个思潮兴起的历史有详细的叙述。这套东西，让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让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它们的10年，我们一定要警惕。

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

笔者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或有偿的，任何选择和任何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都有机会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结构是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的方法。一般来讲，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集团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就比较大。所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笔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发展，强大的国家”。共同富裕是基础。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加深加剧。主要有二，第一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第二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危机。

破解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内部，就是推动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提振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解决生产过剩，并从利益结构上降低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在橄榄形社会中极端贫困和极端富有者都是少数。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橄榄型改革方略应能达成下面这个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动财富和收入向广大的中下层流动，推动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构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动橄榄型改革需要摈弃这些东西。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大私有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即人们通常称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以及非常弱小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比较广大的下层利益集团。它们当中，哪一个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呢？当然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团同等有益。一定要具体分析，谁受益，谁受损，财富向谁流动。

橄榄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社会，极右和极左都是少数，如果改革被极右和极左绑架，都是国家的不幸。目前，极右就是急剧拉大财富和收入的差异，极左就是想搞绝对平均主义。而广大中下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它才是橄榄型改革的基础。橄榄型改革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例子是有的，２0世纪7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政变，实施独裁。它们不顾民意，强制性地在国内推动代表大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把国家导入深渊，最后经历了漫长而普遍的不满和暴动。后来在下层人民的推动下，独裁者们几乎遭到全面清算，经济政策几乎全面左转（参见第三篇）。但是，国家已经饱受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