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 考古学专业40周年庆典同时举行

5月5至6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暨考古学专业40周年庆典”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隆重举行。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刚为新成立的文化遗产研究院揭牌。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向红出席会议。副校长樊丽明主持会议。

　　徐显明首先对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中外学者和广大校友表示欢迎，对他们一直以来对于山东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大学在建校之初，就设有经史子集课程，从而奠定了文史学科的基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科学考古学刚刚传入我国，山东大学就迈出了考古学发展的第一步。1928年，时任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先生发现了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从而引发了1930年城子崖遗址的科学发掘和龙山文化的命名，从而开启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因此这一发现在我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33年，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师生参加了史语所在滕州安上遗址的考古发掘。师生们在1934年《励学》创刊号上发表的考古报告，是迄今为止有关此次发掘成果的唯一科学报道。山东大学的民俗学是早期中国民俗学重镇，顾颉刚、王统照、闻一多、关德栋等在民俗学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学术积淀深厚，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总之，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考古学、民俗学这两个学科都是山东大学人文领域里的重要支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正是依托考古学、民俗学这两个学科而组建的。徐显明指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是民族的道德高地。与其他高校相比较，地处齐鲁文化及孔孟礼仪之乡的山东大学，承担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更为迫切、也更为实际的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我们愿与各位一道，为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童明康在致辞中对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山东大学是国内较早设立考古学专业的高校之一，在考古学界有重要影响，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注重基础训练与学科拓展的特色，为我国考古文博界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优秀人才，他对此表示感谢，并希望新成立的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未来的发展中拓展研究领域，更好地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单霁翔在致辞中首先对山东大学聘请他为文化遗产研究院名誉院长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大学地处齐鲁之邦，凭借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在11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文史见长”的特色，并始终把培养优秀的考古文博人才作为基础性工作，既强调基本功训练，又具有国际视野，在聚落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学校领导英明决策，整合考古学、民俗学科的力量，成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创新，更好地为国家、尤其是山东省的文化遗产事业服务。他说，山东大学师生做事踏实，重视学术，我很高兴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将和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师生一道，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谢治秀代表省文化厅、文物局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山东大学考古学科、民俗学科对山东省文化遗产事业的贡献，表示将对文化遗产研究院给予更多支持。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铁梁教授在仪式上致辞。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山东大学立青讲座教授代表文德安（Anne Underhill）代表与会的国外学者发表了讲话。

　　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教师代表栾丰实教授汇报了学校考古学科的历史，对于考古学专业创建40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收获进行了总结。校友代表、原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王川平在讲话中缅怀了母校生活的美好时光，表达了对母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好祝福。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谈了研究院的发展规划。

　　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起源一向是山东大学考古学科的主攻方向，未来文化遗产研究院将仍然瞄准这一方向，从器物-技术、制度-社会、文化-认知和环境变迁等角度，揭示我国主要区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的机制和早期形态，并通过与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在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形态方面的比较研究，探索、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动因，在文明起源理论建设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山大学派。山东大学的民俗学科向来重视田野调查。研究院将继续保持这一学术传统，以田野作业带动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考古学、民俗学都是实践性、社会性极强的学科，分别承担着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保护、传承的重任。遗产保护与规划涉及到建筑学、规划学、旅游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院将进一步密切与兄弟院系、兄弟高校、政府、企事业单位、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大力加强协同创新，求得学科和平台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院将坚持开放性、国际性的特色，将研究院建成考古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高端科研中心、高水平咨询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