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单颖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中华民族最久远绵长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古村里。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 然而，由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蕴含的极大商机、政绩，古村落的消亡近年来进入了高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不到3000个。 不久前，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暨村落保护论坛在江西省吉安召开。据悉，江西省共有2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位列全国第五。而古称“庐陵”的吉安，由于多鸿儒巨宦、达官富贾，造就了一批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且积淀深厚的古村落。专家们认为，古村落保护包含整体空间形态、传统街巷格局、建筑风格、古文化遗址、古建筑物、古树名木以及地方特色方言、戏曲、传统工艺、民风民俗等。在考察了蜀口、钓源、富田、陂下、陂、燕坊等古村后，专家们在对吉安古村落群保护力度赞赏之余，也真切感受到了岁月流逝、观念变迁、“空心化”对古村落的侵蚀。 “古村落最终是要消亡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它‘延年益寿’。”江西省政协委员刘屹烈说。而如何“延年益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建中认为：“保护古村落，关键是要让居民住在古村里，居住在那里才是最好的保护！” 谈及古村落的保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感叹：“比保护故宫还难！”这么说，一是因为故宫的价值众所周知，但“乡土民居”的价值有多少人关心过？二是因为现代文明生活与保护古村落之间的矛盾。 年久失修的破败、“修旧不如旧”的尴尬、“向钱看”的意识……吉安的古村落，同样面对着这些困境。 “空心化”加速古村落颓败 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 出于战时迁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们选址往往中意偏僻之处、险要之所，导致古村近现代交通多欠发达，与外界沟通有限。也正因如此，古村多未参与上世纪初的工业大发展，从而保留了典型的农业时代生产生活模式。但在上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旧生产关系的瓦解，带给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认为：“正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批古村落被发现。” 当这些被誉为“中国第三建筑体系”的乡土体系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专家们喜忧参半――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多保持完好，而一些无人之所的墙体裂缝居然可塞进一个拳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万建中指出，“古人‘生命常新’的观念，使中国的古建筑与西方大理石、花岗岩建筑截然不同，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就是为了‘推倒重建’方便。吉安古民居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楼房，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 除了自然因素，“空心化”也是古村落逐渐败落的重要原因。一幢幢挂满蛛丝的房院、一丛丛茂密的青草，无不宣告这些院落的主人早已远走他乡。村里的留守人员，往往是妇女、老人与幼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村落的颓败和老房子的倒塌。” 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新旧观念差异是对古村保护造成压力的原因之一。老建筑需要原样保护，但由于老建筑本身的限制，很难添置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村民生活条件难以改善。正如楼庆西所担心的，“他们通过电视、网络和外出打工，了解到现代生活应该是白瓷砖、水泥地和沙发。考虑到通风，他们会把精美的窗花去掉；考虑到美观，他们会把木墙拆除；考虑到更好地改善居住条件，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拆掉重建……” 对此，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罗杨建议：“可以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让村民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比如在古村建先进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厕所、畅通网络等，对解决当前古村‘空心化’、留住原住民将起到积极作用。” “疏堵结合”保全了古色古香 “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建房。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 在春夏之交草木花香的氤氲中，漫步宗祠老屋之间，阅览楹联匾额，细瞧古床花轿，仿若置身古代社会。钓源，这座拥有1100多年建村史、尊欧阳修为宗的的古村，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AAA级景区。村中，“文行忠信”的牌匾至今高悬，树龄近千年的4株古柏依然镇守着村祠“忠节第”，7口被喻作“七星伴月”的水塘还在诉说“水向西流”的密语，前窄后宽的巷子串联起150余幢明清老屋。鸟瞰钓源，方能理解如此布局，皆是合了古代阴阳八卦之说，更应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令人感慨的是，无论是民宅还是商铺，无论内部构造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钓源的建筑都是古物。 “新房都建在那儿，我家就是中间那栋。”村民欧阳来祥指向村外一片“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坡屋顶”风格的新建筑，“楼盖成啥样，村里关照得可仔细了，外观必须跟古村的一样！”为了不破坏古村的美感、留存祖先选址布局的智慧，吉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黎生告诉记者，村里采取了“疏堵结合”的办法：“‘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专门解决农民的建房问题。”看来，正是有了规划先行，才使得钓源古建筑保存完好率在90%以上，保全了这份古色古香。 拥有“二七会议遗址”、“毛泽东故居”等革命旧址的红色殿堂陂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如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AAAA级旅游景区，仍存有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古祠堂5座、古书院4座、古庙宇1座、古楼阁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村民王彩凤告诉记者，陂村民的新房都建在古村外的山上，自家老房若有损坏要修复，“都要报告村里”。 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除了钓源、陂，陂下、燕坊的古建筑整体保存相对完整也颇具规模，蜀口、富田村中随处可见的新建筑，却与古村情调格格不入。朱黎生说：“一方面各村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致使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规划资金有限，一个古村的规划就需要8万到10万元。” 规划新房区，是为了保留老建筑。但老建筑的保护，同样存在资金问题。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房屋产权人是保护的责任人，如果责任人无力维修，政府有责任对文物进行抢修，然后向责任人结算维修费用。村民王宝珍算过一笔账，修缮自家老屋就要十几万元，尽管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如此巨大的花费，还是让她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不见了”的村民望而却步。 科学保护不能缺了专家 古村落的维护主要靠当地人，可以请“熟悉当地文化、对文化保护有热情的一群人”作为专家指导古村保护 “有族必有祠，无庙不成村”。在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最出名的就是大规模、密集型且具有特色的祠堂建筑群落。为保存这些文化遗产，“修旧如旧”的“时尚风”也刮到了这片古村。在一处号称“修旧如旧”的清朝祠堂大门前，建筑上配的却全是简体字。“所以，古村修缮怎能不请专家把关呢？”江西省民协副主席邹农耕反问。 邹农耕深感，专家的缺位，导致这类啼笑皆非的事屡屡发生。在陂下村朝天门广场看“喊船”民俗表演时，他已冷汗涔涔：“村民仪仗队员手中举着的锡器，是宋仁宗所赐的千年历史銮架，他们怎么把文物都拿出来了！”近20分钟的表演，邹农耕一直提心吊胆，“如果有专家指导，一定会要求拿复制品来表演，把真品送去市里的博物馆”。而这45件“道具”让邹农耕担心的，不只是怕在演出过程中磕磕碰碰有所损坏，更怕为文物贩子所觊觎。“近20年来古董市场的开放，让古村落的保护也在跟文物贩子赛跑。这些东西的价值只要被点破，肯定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专家”从哪里来？邹农耕认为，由于古村落的维护主要靠“熟悉当地文化、对文化保护有热情的一群人”，因此他建议“培养当地乡一级、镇一级的文化干部，在村民中带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也认为：“古村落保护涉及传统文化和古建筑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相应的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做背景，所以古村可以加强同高校的合作，以寻求专业的指导。” 祁嘉华指出：“‘修旧如旧’也有成功的。”在政府斥资建造、专家参与的吉安庐陵文化生态公园中，充满了庐陵风格的仿古建筑，也置入了不少从古村中收来的楹联、匾额、花轿等文物。曾多次采访庐陵文化园筹备过程的《井冈山报》记者严爱群指着一处墙体对记者说：“新墙中嵌着的那块老墙，就是从村民推倒的老宅中‘捡’来的老古董。这里很多仿古建筑中都有真文物，让‘修旧如旧’更有参考模板。”她感到，“文化园极力仿古，就是希望以此把祖先的智慧产物保留下来，至少把外观保留下来，供后人观瞻。” 为了让专家指导“有本可依”，邹农耕还提议村民开展古村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工作。这一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颇为认同，他建议整理古村落的文献历史，做村民口述史，“详细了解每一处窗雕、楹联的文化含义，使那些保存完好的祠堂、老屋都更加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而口述史的建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千村一面”乱象的产生。 “缺的不是钱，而是心” 在一些古村，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专家指出，要树立村民的自豪感，让他们进行“不是政府强制，而是有‘文化自觉’的保护” “骑马吗？5块钱拍张照，10块钱骑一圈！”在陂古村门口，一个牵着马的老村民忙不迭地殷勤叫卖。 作为最早发展起来的吉安古村落，陂村的村民经济意识可谓“遥遥领先”。在别的村落则完全不同：开发不久的蜀口古村，采茶归来的村民肖美绣，会顺手抓一把自家炒的瓜子塞到游客手中；在钓源，为了支持古村搞旅游，村民段巧莲自家建在村口的老宅和土地全没了，却“没拿过村里一分钱”；在陂下，村民王宝珍浑然不知“农家乐”还要收费，“老房子不常住，你们想在那儿歇一宿，我给你们开门，这哪能要钱呐！” 陂村村委会副主任梁世新与专家交谈时，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陂开发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缺钱！”“古建筑保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没钱！”“为什么村民愿意选你当村长？”“竞选时我说，会尽力增加大家的收入”…… 对上述言论，中国民间文艺家研究所副所长王锦强颇为不满：“以前村民比现在更缺钱，为什么他们就能心甘情愿地好好保护古村呢？所以，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心！”说起江南古镇商业开发的成功，王锦强并不以为然：“那些是镇，镇是商业化的产物，本就靠经济头脑。而这里是村，村是有人情味的，是靠血缘维系的，是有宗族骄傲感的。”陶立[也认为，古村的保护可以依靠宗族力量。鉴于“古村保护最有资格的不是学者，而是村落的开发者和继承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村民的自豪感，让他们进行“不是政府强制，而是有‘文化自觉’的保护”。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梁洪生感到：“不能用城里人的眼光去看乡村。古村村民如果不能享受先进科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是没法真心保护村落的。”蜀口古村隶属的吉安市泰和县县长李军也指出，古村落的保护必须与村民在多项认识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利益上达成一致。 如何让村民获益？在不少专家看来，开发旅游业是第一选择。祁嘉华认为，吉安古村具备“红”、“古”、“绿”特色，开发空间很大，若能让更多游客前来游览，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得益的村民便会愿意参与到古村保护工作中来。原陂古村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江西省政协委员刘屹烈却深知古村旅游的开发不易，“整个江西旅游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只有旅游‘点’，却不能像江南那样形成旅游‘区’”，而制约的难点恰恰也是古村落能留存至今的“秘诀”――交通不便。 为此，万建中提出了一个看似激进的办法：“请政府按人头建立补贴机制，给村民发工资。若要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古村落，就要让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衣食无忧。因为这些村民不仅是生活在这些村落里，他们也在工作着，他们是以生活的方式保护着古村落。” (本版文章中部分村民为化名)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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