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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背後的焦慮 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公平是否能彌合

國學新聞| 文化新聞

2012-6-5 14:01| 發佈者: 山東受學| 查看: 1227| 評論: 0|來自: 東方早報

摘要: 【中國門】劇照,甘肅省會寧縣一所高中裏,晚飯後的學生在操場上背書。 在王楊看來,『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話的魅力所在,然而,他總覺得應該有一個『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不公平, ...

【中國門】劇照,甘肅省會寧縣一所高中裏,晚飯後的學生在操場上背書。

在王楊看來,『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話的魅力所在,然而,他總覺得應該有一個『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彌合?『中國式奮鬥』背後的普遍焦慮怎樣找到一個更恰當的出口?王楊回答不了這些問題,他只能『告訴觀眾我觀察到了什麼』。

深夜10點多,甘肅省會寧縣的一所高中教學樓裏依然燈火通明;就寢時間,看宿舍的老大爺勸學生趕緊上床躺着,『閉上眼,想想白天老師講的』;熄燈不久,黑暗的宿舍裏又亮起手電,男生繼續熬夜苦讀;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對着鏡頭說,『雖然我們現在和大城市的學生沒法比,但是我們可以和他們比未來!』……

在會寧這個典型的中國西部的貧困縣城,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見不過景象,學生、老師、家長的表情如臨大敵般緊張和嚴肅,在他們眼裏,高考成為使命運發生轉機的唯一籌碼。導演王楊將這個場景拍進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紀錄片【中國門】裏,並稱之為『中國式奮鬥』。為了更好地闡釋這種奮鬥,【中國門】還在北京、上海取景,試圖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關教育的故事,組成一幅當代教育現象集中呈現的現實圖景。

在北京,一位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正面臨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選擇,是留下還是離開?失業已讓他舉步維艱;上海繁華的夜景如夢如幻,一位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回憶起苦練鋼琴的歲月,流下了辛酸的淚,父母的期待和曾經的付出讓她備感壓力……『一場高考、一次招聘會,都是改變命運的時刻。借用「門」的概念,你能夠看見一種恆定而超越時代的中國式奮鬥。』王楊在自己的拍攝手記中感慨,『人生就像通過一扇扇門,一扇門代表一個世界。當代中國,通過讀書改變命運仍然是絕大多數中國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門,畢業找工作又是一道門。對於普通人,這些人生拐點都異常重要,而對於社會,更多的是冰冷的數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攝影機深入到這些時代和數字的深處,到板塊的交界處去看個究竟。』

【中國門】並不是個勵志片,其中年輕人的奮鬥看得人感到壓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種病態的期望。用王楊自己的話說,在轉了一圈完成拍攝以後,他逐漸清晰地感受到這種畸形教育背後的病根兒,皆因人人都焦慮,人人內心都缺乏安全感,個人所面對的局面,正是當代群體的寓言,『人的奮鬥和社會的現實形成一種悖論,一個怪圈。同樣的,這是危機,也是轉機的開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CNEX(北京國際交流協會影像文化工作委員會)共同主辦的『CNEX-AOC「明日家園」主題紀錄片影展』即將在安徽大學磬苑校區開幕,影展以【中國門】作為開幕影片,該片曾入選2011第54屆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國際展映單元,入圍2012第8屆克羅地亞ZagrebDox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競賽單元。據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會項目與媒體經理王磊介紹,將【中國門】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引起社會對教育的探討與關注。

早報記者結合紀錄片創作和有關教育的話題在影展開幕前採訪了【中國門】導演王楊。沒看過7年前轟動一時的紀錄片【高三】的王楊,對高考的態度是矛盾的,他認為高考至少保證了孩子們在起跑線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並不是教育專家,我只能提出問題,告訴觀眾我觀察到了什麼,他們的生存狀態才是我最關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當然希望他能夠多跟大自然接觸,有一個很輕鬆快樂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許那個時候會不自然地被捲入這個奮鬥的洪流中,也會跟其他家長一樣。』

『我拍的不僅僅是教育』

東方早報:【中國門】是一部反映中國教育現狀的紀錄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經歷讓你有了創作衝動?你從中最想表述什麼?

王楊:我一直對教育都比較感興趣,因為教育和每個人息息相關。我也經歷過高考,後來從大學走出來,最後進入社會。

你說得對,這種切身經歷讓我有了衝動,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過一個報道會寧(高考學生)的專題,哎,我突然覺得這個問題特別的突出。其實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是會寧這個地方會變得特別明顯。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會徵集紀錄片提案的主題叫做『危機與轉機』,此前我申報CNEX的提案項目是關於大學畢業生的問題。我意識到應該做一個更全面的觀察。我認為我的紀錄片更多的是以觀察的方式(進行的),(有)一個旁觀者――『我』的節奏。我可能不單純思考高考的問題或者教育的問題,而是思考在這樣一個時代下,人的壓力或者人在社會當中的一些變化,人的生存狀態是我最想知道的。

東方早報:為什麼會選擇會寧、北京、上海這三個拍攝地點?

王楊:會寧那個報道成了一個出口,衍生出一個好奇,讓我特別想去那兒看看。我去了之後,那裏的確很讓人很驚奇,令我覺得很震撼。陪讀的家長、努力奮鬥的孩子,緊張的氛圍。但我並不想把視角僅僅是放在考大學這件事兒上。其實因為擴招,大學生現在並不稀奇,我的問題是,這些孩子這樣為了高考努力奮鬥,那他們的未來真的會像他們所描述的那樣嗎?

所以沿着這樣一個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謂的『蟻族』。而且正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這樣的大學畢業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終我發現,我真正關心的是他們精神層面的變化,他們鬱悶的內心世界,我關心的並不是工作難不難找,生活穩不穩定,我一直覺得,我們過分強調了這個『難』,也許這個時代是很難找工作,但誰說過去那個時代就不難找工作?我們應該把這個『難』,僅僅看做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從大學的『門』出來,再進入職場的『門』,從職場的『門』走出來,又回到生活的『門』,不管你經歷哪個沒經歷哪個,這都是生活的常態。北京之後,我覺得應該去上海看看,也因為之前我沒有去過上海,上海給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這個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產家庭,他們在教育面前有什麼不一樣的狀態;第一天到了上海,製片帶我去了外灘,我問他,這麼多漂亮的樓裏邊住的都是誰?製片說,『我們上海人其實也不太清楚這裏邊住了誰。』然後天逐漸暗了下來,華燈初上,我突然覺得有一種海市蜃樓的感覺,你知道嗎,我一路從山溝裏來到上海,這讓我感覺很夢幻,有一種穿越的感覺。可是等我拍了那個音樂學院的學生之後,我發現,大家內心深處還是一樣的。即使是中產階層的家庭,他擁有財富,他什麼都不缺,但他還是會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舊有一道道門,應該說,每個人的面前都會有這樣一道道門。所以,我要講述的,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它更像是一個通道,引導我們觀察社會某種核心化的感受,【中國門】就是這樣跨越地界來探討這樣一個個人生階段的紀錄片。

『拍片緣於矛盾的公平性』

東方早報:除了你剛剛說的跨地域、階段性的『門』,『中國門』應該有更多中國意味在裏邊吧?

王楊:沒錯,借用『門』的概念,我試圖發現一種恆定而超越時代的中國式奮鬥。會寧的孩子每天四五點鐘就要起床,然後拿着手電筒去上學,我覺得他們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真的顯得很勇敢。

從這一點看,我想不僅僅是這一代的孩子,也會讓我聯想到整個中國社會,甚至會聯想到中國近代史,某種類似的形象上的感動,你看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是青年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進而改變了歷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運動也好,而在某種程度上,個人的奮鬥其實就是國家的奮鬥,推開門和天亮實際上是一個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從鄉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們發現還是有很多問題,但你不能說這種奮鬥是毫無意義的。

門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們推開它需要很大的毅力,當這麼重的東西能被推開的時候,那種回報和喜悅,希望也就出現了,這種光亮的出現也讓人感動。對於人的個體來說,每個人生階段都有一個關口,也是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過程。跟家庭背景、資源、社會等級,我覺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級,就是二元對立,它的背後也關乎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也關乎城鄉對立的問題。拋開一切因素,其實在跨過『門』的那一剎那,這個形象就已經在我的內心有了相當大的觸動。

東方早報:能否結合下自己的經歷談下中國式奮鬥?你觀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麼?

王楊: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說壓力大吧也還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樣的高三,僅僅是苦中作樂嗎?也許還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反思。我並不是一個典型奮鬥的例子,因為我的家庭教育還是比較寬鬆的,我的壓力並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來自我的同學和朋友,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成長經歷不太一樣,所以我會往後退一步或者退半步來看其他人。

我記得大學畢業的時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卻發現還有另一些人,他們並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該玩兒玩兒。我就奇怪,我就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不着急呢?最後我發現,家裏已經幫他找了很好的工作,這個事兒讓我當時有了一種很深的反思,我就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市場經濟下成長起來的,應該沒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會覺得,只要我們努力,我們就會得到我們想要的,這件事出現以後,我就深深感到這種不公平。拍完回到會寧,會寧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說,會寧的孩子會比大城市的孩子顯得更蒼老一些,也可能是那邊風沙大,相同的年紀壓力更大,那個地方的農村是一個極端環境下的農村,他們需要去城市,不僅僅是因為好,有可能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這個鴻溝不僅僅是貧富差距的問題。你即使解決了他經濟上的問題,他還是會往大城市裏來。我記得有一個孩子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的時候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不能和城市裏的孩子比,但是我們有信心和他們比我們的未來!』你會發現遠處的大城市,對他們來說是既愛又恨的地方:為什麼我會生在農村,而別人會生在城市!

另外一個方面,他又很期待去這樣的地方,因為那個遙遠的地方是匯集了這個國家所有精華的地方,這種勵志的東西其實是對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殘的,因為當他經歷了一圈的時候,當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這個現實的時候,壓力會變得比剛開始更大。

我覺得我做這部紀錄片的衝動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公平性。如果現在都是學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開的話,那我覺得更多的利益會往更多有資源的人的手裏聚攏,對我來說,這就是焦點。而說到公平性,恰恰最為矛盾的一點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還是用分數來看輸贏,所以萬人爭搶過獨木橋,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門,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對孩子過分期望的背後是不安全感』

東方早報:在會寧有段場景很令我震驚,一位老師對圍繞在他身邊的一群好學生說,『你們是考清華北大的學生,但是你們的理綜現在相當危險,你們要明白,得理綜者得天下。』他的話令人毛骨悚然。同學們更是如臨大敵的表情。

也許大城市裏的老師也會說同樣的話,但是沒有他那麼嚴肅,用戰爭來形容一點不為過,對於這樣一種氛圍,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這樣緊張的氣氛,你的拍攝不會干擾到他們嗎?

王楊:沒錯,我和你的感受一樣,那就是一個如同戰場的氛圍,很緊張。其實我還有很多鏡頭沒有放進去,比如他們上廁所、打開水,這樣跟學習無關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節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這個氛圍是很壓抑。至於我們的拍攝,我們先找了當地的教育部門,因為我們這個紀錄片和中國教育電視台有一定的合作。我們說明來意,他們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問題是我們進去會打擾他們,當然我們也採取了一種克制的方式,在視角上,基本上是一個觀察式的,帶有主觀的,鏡頭就像我的眼睛,我帶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時候是有一定距離的,在他們上課的時候,很多鏡頭是用長焦鏡頭調的,所以我們希望儘量做到不要打擾到他們,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多打擾到他們,我們都覺得是一種罪過。沒有任何干預,他們該幹什麼幹什麼,我們只是把他們的生活記錄下來。

東方早報:你最後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兒早教,一些三四歲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經開始接受腦開發教育了,這段放在後面,顯得很夢幻,像一個輪迴,又似一個魔咒。

王楊:(笑)早教這段放在最後,我也覺得很夢幻,轉了一圈之後,我發現了教育的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是最主要的,我發現了最深層次的問題是,這個時代的人都很焦慮,無論他在什麼位置,那些帶着孩子來參加早教的父母其實並不缺錢,但是他們還是從(孩子)0到4歲時就已經來諮詢了,其實這裏邊就有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對孩子的過分期望,這個病態的背後就是誰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狀態下更有人性的教育』

東方早報:王朔曾說過,『我最恨成功這個詞兒,我幹嗎要讓我女兒成功,成功不就是掙很多錢,然後讓很多人知道!』你怎麼定義成功?

王楊:我認為這種想法只是基於他這樣生活背景下的一種人的看法。如果對於會寧的孩子來說,就會覺得我掙了很多錢了,這就是成功,這個成功的定義對他們來說是不可避免的。缺什麼想什麼,無可厚非。

會寧那個地方,孩子們的選項太少,高考考到一個好點兒的大學,幾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實成功有各種各樣的定義。大城市的孩子其實有很多條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條。當然我認為現在教育的這種狀況,也可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經的階段,我們不應該太過於擔心,也可能再過一段時間會變得更好,比如說我去台灣,台灣以前教育情況也是這樣,但我現在去,發現社會導向已經有所改變,大家都在問自己,我為什麼而活?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的教育。當然我並不是一個教育學家,這只是我內心深處對現實的一種反觀。

東方早報:最近幾天,著名學者、教育學家李開復在微博上公開抵制一檔求職類電視節目【非你莫屬】,你看過這個節目嗎?你也拍了大學生求職,怎麼看這件事情?

王楊:我也看到過關於這件事情的一些報道,當然我沒怎麼看過【非你莫屬】這個節目,我還是認為這種節目更多的是一種娛樂性的節目,並不能代表真正現實的求職。在我理解上來說,大學生求職面臨的不僅是工作,還有一個社會體系。

東亞國家的社會規則都會非常嚴密,體系是一個非常正規的模板,但是其實它會留出很多的豁口,這種模塊化的東西其實是可以組裝的,所以它雖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實上應該是非常靈活的。當然這裏會存在有些負面的做法,可以定義為捍衛這種體系的安全感,而這些掌握社會話語權的人提出的這些所謂條條框框,只是尋求自身體系的安全感,不是為了事情本身,或者創造一個東西,所以就會變成體制本身把創新的氛圍破壞掉了,自然也就會出現這樣一系列求職的怪圈現象。

東方早報:即使高考的分數使我們的孩子能夠公平地站在一起選擇,但是在畢業後,仍有可能面臨不同的對待,教育的癥結一直會延伸到老,那你覺得理想化的教育應該是什麼樣的?

王楊:我不清楚問題在哪裏,但是我知道什麼是好的。如果在一個公平的狀態下,去展開更有人性的教育,這應該是好的教育。這個人性其實是過於理性化的,這個城鄉的差距能不能不要這麼大?一個沒有背景的人和一個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對待?

地域公平性雖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邊,其實是一回事兒,應該讓孩子在更自由、更寬鬆的環境下選擇,最起碼它有超過兩項或兩項以上的選擇。如果我有了孩子,我當然希望他能夠多跟大自然接觸,有一個很輕鬆快樂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許那個時候會不自然地被捲入這個奮鬥的洪流中,也會跟其他家長一樣,我還真的不知道哎(笑)。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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